阿福的耳朵确实灵。
三天之后，胡观要的东西就到了他手里——不是写在纸上的，是阿福用嘴说的。户部郭桓郭大人最近经手的，是一桩从太平府调拨税粮往京城的差事。数目不小，具体多少阿福打听不出来，但他听说了一件事：太平府上报的税粮数目和户部实际收到的数目，对不上。
“怎么个对不上法？”胡观问。
“太平府说交了十万石，户部的册子上只记了八万石。”阿福压低了声音，眼睛亮晶晶的，像一只偷到了鱼的猫，“少的这两万石，没人知道去了哪儿。”
胡观没有追问。他让阿福下去了，自己坐在窗前，把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掂量。
两万石粮食。洪武十年的粮价，一石米大约值一贯钞。两万石就是两万贯。这不是一个大到惊天动地的数字——比起洪武十八年郭桓案发时那两千四百万石的惊天巨案，两万石不过是九牛一毛。但够了。够做他要做的那件事了。
他没有立刻动手。他又等了五天。
这五天里，他照常去千户所抄他的文书——洪武十年三月，礼部正在议定奏章式样，各衙门往来公文比平时多了三成，中书省的文书房里堆满了待抄的卷宗。胡惟庸每天早出晚归，脸色一天比一天沉。汪广洋回京之后，中书省的气氛就变了，像是往一锅滚油里倒了一瓢水，表面上还是那锅油，底下的响声已经不一样了。
胡观把这些都看在眼里，没有问，没有说。他只是每天晚上回到自己屋里，把阿福断断续续带回来的消息拼在一起。郭桓的账目、太平府的税粮、户部的册籍——三样东西之间的缝隙，他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
第六天晚上，他去了胡惟庸的书房。
胡惟庸正在看公文。案头上堆着半尺高的卷宗，油灯的火苗被夜风吹得忽明忽暗，在他脸上投下晃动的阴影。他的面容在灯下显得比白天更瘦削，颧骨更高，眼窝更深。洪武十年的胡惟庸，才刚刚坐上左丞相的位置不到半年，但脸上的线条已经有了那种被权力反复打磨过的痕迹——不是疲惫，是一种更深的、从骨头里渗出来的警觉。
“有事？”胡惟庸头也没抬。
“爹，郭桓的事，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胡惟庸抬起头。那两颗钉子一样的瞳仁在灯光里缩了一下。“郭桓？”
“户部郭桓。太平府的税粮。”
胡惟庸放下笔，靠在椅背上。他没有说话，但胡观知道这个姿势意味着什么——他在听。
胡观把阿福打听到的消息说了一遍。说得很慢，每一条信息都放在该放的位置上。太平府交了十万石，户部只记了八万石。中间少的两万石，经手的人是郭桓。数目不大，但证据链是完整的——太平府的缴粮凭单、户部的入账册籍、中间转运的仓场记录。三样东西一对，缺口就出来了。
胡惟庸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油灯的火苗又晃了一下，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个巨大的、正在弯下腰的人。
“你想做什么？”他终于开口。
“我要把这些账目泄露出去。”
胡惟庸的眉头皱了一下。很短的一下，但胡观察觉了。
“泄露给谁？”
“都察院的人。”
“然后呢？”
“然后都察院会弹劾郭桓。陛下会让人查。查出来的结果——两万石的缺口，证据确凿。郭桓会下狱。”
“再然后呢？”
“再然后，陛下会追查账目的来源。”胡观的声音很平，平得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毫无关系的事，“追来追去，会追到我头上。一个丞相之子，手里有户部官员的贪墨账目——这件事可大可小。往小了说，是纨绔子弟不知轻重，泄露官府机密。往大了说，是您指使我收集官员黑料，意图挟制百官。”
胡惟庸没有说话。他的手指在案桌上慢慢敲了一下，又一下。
“你要的是‘往小了说’。”他说。
“是。”
“流放？”
“琼州。”
胡惟庸的手指停了。他看着胡观，看了很久。灯光在他脸上晃动，把那两颗钉子一样的瞳仁映得忽明忽暗。
“你知道琼州是什么地方吗？”
“知道。天边。”
“到了琼州的流犯，十个里能活下来一个就不错了。”
“我知道。”
“你知道，还要去？”
胡观没有立刻回答。他站在胡惟庸的书案前面，站得笔直。油灯的火苗在他身后晃着，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从书案一直延伸到门槛。
“爹，”他说，“我不走，洪武十三年的时候，我们全家都得死。”
这句话一出口，书房里的空气像是被抽走了。
胡惟庸的手指在案桌上猛地收紧了。他没有发怒——胡观原以为他会发怒的。他只是盯着胡观，用一种从没在这个儿子身上用过的目光盯着他。那种目光不像是在看儿子，像是在看一个突然出现在棋盘上的、不认识的棋子。
“你从哪儿听来的这些话？”
“不用从哪儿听。”胡观说，“陛下命礼部议奏章式样，禁天下奏事关白中书省。这道旨意下去，中书省就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了。陛下废相的心思，已经写在脸上了。您在中书省越专权，陛下的刀就落得越快。洪武十三年——”
他停了一下。
“最多到洪武十三年。”
胡惟庸的手指慢慢松开了。
他不是被说服了。胡观看得出来，他只是在判断。判断这个“落水之后变了很多”的儿子，到底是真的看出了什么，还是只是碰巧说中了几件事。胡惟庸是一个精明到骨子里的人，他从不轻易相信任何人的判断——包括自己的儿子。但他也从不轻易忽略任何有用的信息，不管这个信息是从谁嘴里说出来的。
“你去了琼州，能做什么？”他问。
“替胡家留一条后路。”
“怎么留？”
“琼州天高皇帝远。我在那边站稳脚跟，万一将来京中有变，您多一个选择。”
胡惟庸靠在椅背上，看着胡观。灯光在他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把他的表情切割成明暗交错的碎片。胡观看不清他的眼神，但能感觉到那道目光的重量——像一把秤，正在称量他说的每一个字。
“你落水之前，从没想过这些事。”胡惟庸说。
“死过一次的人，想的东西会不一样。”
“你觉得自己死过了？”
“掉进秦淮河的那个胡观，已经死了。”胡观说，“现在站在您面前的这个人，是从河里爬上来的。”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但胡惟庸听懂了。不是听懂了话里的意思，是听懂了话外的东西——这个儿子，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儿子了。从前那个儿子会在他面前低着头，会在他发怒的时候发抖，会在秦淮河上喝得烂醉然后被人抬回来。现在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讨好，只有一种他从没在这个儿子身上见过的东西。
胡惟庸没有追问。他不是不想追问，是他知道追问了也不会有答案。他是丞相，他每天要处理几百件事，他没有精力去深究一个十九岁的儿子为什么突然变了。他只需要判断一件事：这个儿子说的话，对自己有没有用。
“账目的事，”他开口了，“你确定证据链是完整的？”
“确定。”
“太平府的凭单，你拿得到？”
“拿得到。”
胡惟庸的手指又开始敲案桌了。一下，两下，三下。
“都察院那边，不能直接给。”他说，“直接给，太刻意。陛下会起疑。”
“我知道。我会让账目从别人手里流出去。”
“谁？”
“秦淮河上的人。”
胡惟庸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近似于笑的表情——一个精明的棋手看到了一步意料之外的好棋。
“你打算让那些账目，在一个酒局上被‘无意中’说出去。”
“是。”
“然后让听到的人去都察院告发。”
“是。”
“告发的人，不会知道自己被人当了刀。”
“是。”
胡惟庸靠回椅背。这一次，他看了胡观很长时间。灯油快烧了，火苗缩成黄豆大小的一团，书房里的阴影越来越重。
“你变了。”他终于说。
胡观没有接话。
“以前你从不算计人。”胡惟庸说，“你只会被人算计。”
“以前是以前。”
胡惟庸没有再说话。他拿起笔，重新低下头，继续看他的公文。这是一个逐客的姿态。胡观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时，胡惟庸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不高，像是自言自语。
“琼州的事，我不会过问。”
胡观停住脚步。
“你去了之后，做得到什么，做不到什么，都是你自己的事。”胡惟庸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像是在念一份与他无关的公文，“我不会帮你，也不会拦你。你活下来，是胡家的后路。你死了，是胡家的命。”
胡观站在门槛上。三月的夜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带着院子里海棠花将败未败的气息。
“我知道。”
他推开门，走进夜色里。
账目泄露的具体作，胡观用了半个月来布置。
他没有自己出面。他甚至没有让阿福出面。他用的是一张胡惟庸绝不会注意到的牌——秦淮河上，一个叫赵四的帮闲。赵四是胡观“从前”的酒肉朋友之一，专门在各家勋贵子弟之间牵线搭桥，谁想组局喝酒，谁想找人赌钱，找赵四准没错。这种人有一个好处：嘴巴大，耳朵也大。他能替你传话，也能替你听话。更重要的是，他说的话，没有人会当真——一个帮闲嘴里说出来的东西，能有什么分量？
但胡观知道，分量不在话本身，在听话的人是谁。
他让赵四在一个酒局上，“无意中”听到了太平府税粮账目的事。消息的来源被精心设计过——不是从胡观嘴里说出去的，是从一个“喝醉了酒的户部小吏”嘴里漏出来的。这个小吏当然不存在，但赵四不需要知道。赵四只需要把这件事当成一桩新奇的说头，在下一场酒局上，讲给都察院某位御史的门客听。
门客回去告诉了御史。御史上书弹劾郭桓。
一切都像齿轮一样咬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