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年夏天，晟风满周岁。
西村的荔枝红了，一簇簇挂在枝头，像小小的红灯笼。林家小院里摆了张八仙桌，桌上放着一把算盘、一本红宝书、一截铅笔、一个小木船模型，还有一颗熟透的荔枝。
这是抓周礼，虽说是“旧风俗”，但村里人私下里还是沿袭着。
周秀英把晟风抱到桌前，小家伙穿着改小的旧衣服——是建国一件穿破的工装改的，袖口还留着洗不掉的机油渍。
“风仔，去，拿你喜欢的。”周秀英轻声哄着。
晟风坐在桌上，黑溜溜的眼睛转了一圈。他先爬向算盘，小手拨弄了两下珠子，发出清脆的响声。大人们屏住呼吸——要当会计？
但他很快转向了红宝书，封面上的毛主席像在阳光下反着光。晟风伸出小手，摸了摸封面，却没拿起来。
最后，他径直爬向那个小木船。那是林建国花了三个晚上做的，用捡来的碎木片一点点粘成，虽然粗糙，却有小帆有船舱。
晟风一把抱住小木船，咯咯笑起来，露出刚长的两颗下牙。
“船！他要船！”围观的邻居七婶笑道，“将来要当海员哩！”
林建国却皱起眉头。他是深城造船厂的二级钳工，知道跑船的危险。他宁愿儿子拿算盘或铅笔。
但晟风只是抱着船不放手，嘴里咿咿呀呀，口水滴在木船上。
“船好，船能去远方。”陈阿婆不知何时来了，站在院门口，手里提着一小袋米，“咱们深城靠海，有船就能闯。”
周秀英连忙迎上去：“阿婆您怎么来了，快进来坐。”
“给风仔的，一点点心意。”陈阿婆把米递给周秀英，走到桌前，摸摸晟风的头，“这孩子眼睛亮，心思活，将来不一般。”
她说这话时，声音很低，几乎只有周秀英能听见。
抓周礼后，邻居们喝了碗荔枝糖水便散了。那年代，谁家也不宽裕，抓周能摆出五样东西已是不易。
傍晚，林建国下班回来，手里拎着一条两指宽的小鱼，是用厂里发的劳保手套跟渔民换的。他看到桌上的小木船，拿起来端详。
船底刻着小小的字：1959.7. 晟风周岁。
“秀英，你说风仔真会跑船吗？”他问。
周秀英正在灶前煮粥，锅里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她小心地把鱼切成薄片，准备等粥快好时放进去，这样能借点腥味。
“孩子还小，哪说得准。”她往灶里添了把稻草，“阿婆今天说，风仔心思活。”
“心思活未必是好事。”林建国叹气，“这年头，老实本分才稳妥。”
他说这话时，望向墙上的奖状——“先进生产者”，是去年厂里评的。他每天工作十小时，每月工资四十二块五，要养一家三口，还要寄五块钱给粤北老家的父母。
周秀英没接话，只是搅动着锅里的粥。她原是西村小学的民办教师，怀孕后便没再代课，现在在家接些缝补的活，一件衣服两分钱。
窗外传来孩子的哭声，是晟风醒了。
周秀英放下勺子进屋，林建国跟着进去。小床上，晟风正挥舞着手脚哭闹，看到父母进来，哭声小了，变成委屈的抽噎。
“醒了就哭，这脾气。”林建国语气责备，眼里却带着笑。他抱起儿子，笨拙地摇晃着。
晟风不哭了，睁着大眼睛看他，突然伸手抓他的鼻子。
“这小子！”林建国笑出声。
那一瞬间，周秀英觉得，子虽然清苦，但还能过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