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公馆在南城最贵的那条街上。
我从地铁站出来的时候，雨已经停了，地上还有浅浅的积水，映着路灯的光。我站在路口，抬头看了一眼那条街——两排法国梧桐，树粗得要两人合抱，枝叶在头顶交错，把路灯的光剪成碎金。
我从没来过这里。
或者说，我从来不敢走进这里。
街边的店铺没有招牌，只有门牌号。橱窗里摆着我叫不出名字的设计师作品，一件大衣的价格够我妈在超市半年。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黑色连衣裙——优衣库的，打折时买的，原价299，我199到手。这是衣柜里最正式的衣服了。裙子有点皱，下午从柜子里翻出来的时候压的，我用手抚了两下，没抚平，算了。
我在路口站了半分钟，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脚步比平时快了一点，像怕自己反悔。
梧桐公馆在街道尽头，一栋独立的法式洋房，门口有两盏复古铜壁灯，光线昏黄而温暖。我按下门铃，对讲机里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进来。”
铁门自动开了，发出一声轻响。
我穿过一条铺着鹅卵石的小径，两旁种着修剪整齐的灌木。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桂花香，不知道是花开了还是香水。我踩上台阶，实木大门半敞着，里面传来爵士乐的声音，萨克斯慢悠悠地吹着，像在跟谁调情。那曲子我没听过，但旋律很软，软得让人想靠墙站着。
我站在门口，敲了敲门框。指节碰在木头上，闷闷的。
“进来。”
我推门进去。
客厅很大，大到不像客厅，更像一个私人美术馆。墙上挂着几幅油画，我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一幅——当代画家周扬的代表作，我只有在画册上见过，市场价过千万。沙发是深棕色的皮质沙发，茶几上摆着一套青瓷茶具，旁边是一支燃了一半的雪茄，烟雾细细地往上飘，在灯光下像一条透明的丝带。
顾衍之坐在沙发里，翘着腿，手里端着一杯威士忌。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衬衫，袖口卷到小臂，露出一块低调但显然价值不菲的手表。头发灰白，不是全白，是那种黑发里夹杂着银丝的颜色，打理得很整齐。他看起来四十出头，保养得宜，五官不算出众，但有一种让人不敢轻视的气场——那种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才会有的、不动声色的压迫感。
他没有站起来。
“坐。”他抬了抬下巴，示意我对面的单人沙发。
我走过去，坐下。沙发很软，我陷进去了一点，但我很快调整了坐姿，背挺直，双手放在膝盖上。裙摆有点短，我往下拉了拉，盖住膝盖。
他看了我一眼，目光从上到下，不快不慢，像是在看一幅画。我没有躲，也没有低头，就那么回看着他。手心有点出汗，我把手往膝盖上蹭了蹭。
“你不怕我？”他问。
“为什么要怕？”
“大部分第一次见我的人，都会怕。”
“那是他们。”我说，“我没什么好怕的。”
他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算不算笑。他端起威士忌喝了一口，放下杯子，身体微微前倾。
“周铭跟你说过条件吗？”
“说过。”我的声音很平静，“陪你出席活动，吃饭，应酬。不出卖身体。”
“你觉得你能守住这条底线？”
“我能。”
“为什么这么确定？”
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深，不是那种空洞的深，是那种藏着东西的深，像一潭水，你知道水下面有东西，但看不清楚。
“因为如果这条线破了，我跟那些你花钱就能买的人，就没有区别了。”我说，“你找我的时候，看中的应该不是那种人。”
他沉默了几秒。手指在酒杯上轻轻敲了一下，玻璃发出细小的声响。
他重新靠回沙发里，目光从审视变成了打量——不是看商品那种打量，是看对手那种。
“周铭说你很聪明。”他说，“看来他没说错。”
我没接话。
他拿起雪茄，抽了一口，缓缓吐出烟雾。烟雾在我们之间散开，模糊了他的表情。雪茄的味道很浓，但不呛，有一股甜味，像焦糖。
“我太太去世五年了。”他忽然说，“我有一个女儿，在英国读书。我找你不是为了填补空虚，也不是为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我需要一个人陪我去一些场合——画廊开幕、拍卖会、私人酒会。我身边的人，不是太老就是太油，拿不出手。我需要一个懂艺术、有气质、能接住话的人。”
他看着我：“你在画展上的那幅作品，我看了。灰绿色的底，青苹果，白瓷碗。笔触虽然还嫩，但你对颜色的理解，比很多成熟画家都准。”
我微微一愣。那幅画我只在学校的新生展上展出过一次，他去看过？还是有人给他拍了照片？我张了张嘴，想问，又咽了回去。
“二十万，半年。”顾衍之说，“出席活动，吃饭，陪聊。不做别的。半年后你想走就走，想续再谈。”
二十万。正好是我妈的手术费。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低下头，看着茶几上那杯没动过的茶。茶叶在水里舒展开来，沉到杯底，一片一片的，像某种沉默的承诺。茶汤的颜色很深，应该是红茶，凉了，没有热气。
“我有一个条件。”我抬起头。
“说。”
“我画画的时候，你不能打扰我。我有考试、有作业的时候，你不能强制我出席。我需要时间完成我的作品。”
他看着我，忽然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嘴角上扬，眼角的纹路都出来了。
“你是我见过第一个跟我谈条件的人。”他说，“行，答应你。”
他站起来，走到墙边那幅周扬的画前，背对着我，声音不轻不重：“苏薇，你知道我为什么选你吗？不是因为你的画，也不是因为你的脸。”
我等着。
“因为你站在这里，穿着打折的连衣裙，背挺得比谁都直。”他转过身看着我，“你不怕我。你不怕任何人。这种人，在这个圈子里，太少了。”
我站起来，拿起包。包带被我攥得有点湿。
“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晚上，有个私人酒会。七点，我派人去接你。”
“好。”
我转身往门口走。
“苏薇。”他叫住我。
我回头。
“手术费，明天会打到医院账户。不用你还。”
我的手指收紧了一下，攥着包带。帆布的带子被我攥出了深深的印子，指甲嵌进去，有点疼。
“我会还的。”我说，“每一分。”
我走出梧桐公馆的时候，夜风吹过来，带着雨后泥土的腥味。我站在门口的台阶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才发现自己的后背全是汗。裙子粘在皮肤上，凉飕飕的。
刚才那个房间里，我看起来镇定自若，但我其实一直在发抖。不是怕，是那种站在悬崖边上、知道自己不能往下看的紧张。腿有点软，我在台阶上站了几秒，才稳住。
我拿出手机，给我妈的主治医生发了条消息：“医生，手术费明天到账。”
医生秒回：“好，我们安排手术。”
我看着那行字，忽然觉得眼眶有点酸。我没哭，只是站在路灯下，让风吹了一会儿。风把梧桐叶吹得沙沙响，有几片叶子落下来，打着旋，落在我脚边。我低头看了一眼，叶子是黄的，边缘卷曲，像烧焦的纸。
然后我走向地铁站。帆布鞋踩在湿地上，发出轻微的声响。
第二天下午，我在学校画室里。
我正在画一幅新作品——旧教学楼后面的那条小路，两排梧桐树，秋天的叶子落了一地。我画得很慢，每一笔都在跟自己较劲。昨晚见了顾衍之之后，我心里一直堵着什么，说不清楚，画不出来。调色盘上的颜料挤得乱七八糟，钛白旁边挨着群青，蹭到了一块，变成了脏兮兮的灰蓝色。
画室的窗户开着，风吹进来，把我的速写本翻了几页。我伸手按住，无意间看到之前画的一幅小稿——一个女生的背影，长发，穿着白裙子，站在一扇窗前。
我忘了是什么时候画的了。大概是某个发呆的下午，随手勾的。线条很轻，像怕用力了会画坏。
我盯着那幅小稿看了几秒，忽然觉得画里的人有点眼熟，但说不上来哪里眼熟。
“画得不错。”
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回头。
门口站着一个男生，穿黑色卫衣，帽子没戴，露出一头微卷的短发。他靠在门框上，手里拿着一个旧帆布相机包，肩膀上搭着一件深灰色的外套。他的五官偏硬朗，眉骨高，鼻梁直，眼睛很深，像一潭看不到底的水。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看，但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
我认出他了——开学第一周，我在校园里见过他几次，总是独来独往，不跟任何人打招呼。有一次在食堂，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面前摆着一碗白饭和一份青菜，吃得很慢，像在数米粒。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专业的。
“你是谁？”我问。
“陆砚舟。”他走进来，把相机包放在靠墙的椅子上，“建筑系，大三。”
他走到我的画架前，低头看那幅梧桐树。
我下意识地想挡住，但忍住了。我不喜欢别人在我没画完的时候看我的作品，但我更不喜欢让别人看出我不喜欢。我攥着画笔，指节有点发白。
“枝的笔触太紧了。”他说。
我眉头微皱。
“你说什么？”
“枝，”他指了指画布上那排梧桐树，“你想画出它们被风吹过的感觉，但你的笔触太紧，每一笔都想画到位，反而显得僵硬。放松一点，让颜料自己流一走。”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他说的没错。我确实在纠结那排树枝，画了好几遍都不满意，就是因为我太想画好，每一笔都在较劲。今天早上我刮掉重画了三次，画布上那块的颜料已经有点厚了。
“你是学建筑的，不是学油画的。”我说，语气有点冷。
“建筑也要学素描、色彩、构成。”他丝毫不受影响，语气还是那样不紧不慢，“而且，你画的是空间，空间是我的专业。”
我抿了抿嘴。
我不喜欢被人指点，尤其是被一个不熟的人。但他的话确实有用。我在心里挣扎了一下，然后拿起画笔，蘸了一点松节油，把枝的部分轻轻晕开了一遍。
颜料在松节油的作用下散开，形成一种半透明的、朦胧的质感。原先那些僵硬的笔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风吹过的感觉——模糊的、流动的、留有余地的。
我退后一步，看了看效果。
确实好了。
“谢谢。”我说，声音比刚才软了一点。
他没说什么，走到墙角那把旧椅子上坐下来，从相机包里掏出一本书，翻开，开始看。书的封面是深蓝色的，没有图案，只有白色的书名，我没看清是什么。
我看了他一眼。他没有要走的意思。
“你在这里嘛？”我问。
“看书。”他头也不抬。
“这里不是自习室。”
“这里也不是私人画室。”
我被噎了一下。张了张嘴想反驳，但又觉得他说的没错。旧画室本来就是公用的，谁都能来。
我没再理他，转回去继续画画。
但我的注意力一直在飘。我发现他看书的时候很安静，不翻手机，不喝水，不发呆，就是一行一行地看，偶尔用铅笔在书边写几个字。他写字的时候，手腕上露出一道疤，从手腕内侧一直延伸到小臂，像一条蜈蚣趴在那里。那道疤不是刀伤，不是烫伤，更像是被什么东西勒过之后留下的痕迹——绳子？铁丝？我不知道。
我收回目光，继续画画。笔尖蘸了一点钛白，在树叶的高光处点了一下。
画了一会儿，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昨晚顾衍之的助理加了我微信，发了今天的地址和着装要求：“私人酒会，请着正装。”
正装。我没有正装。
我拿起手机，给姜莱发了条消息：“晚上有活动，需要正装，能借我一件吗？”
姜莱秒回：“？？？什么活动？你跟谁？”
“回头跟你说。有吗？”
“有！我有一条黑色丝绒裙，没穿过，你比我瘦，应该能穿。你什么时候要？”
“现在。”
“我在宿舍，你过来。”
我收拾画具，准备走。站起来的时候，陆砚舟忽然开口了。
“你是苏薇？”
我愣了一下。他之前没问过我的名字，我也没说过。
“你怎么知道？”
“开学典礼上，陆鹤鸣提到过你。专业第一。”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目光淡淡的，“不过，在美院，专业第一没什么用。”
我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他。
“你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他合上书，站起来，比我高了大半个头，“这里比的不是谁画得好，是比谁的关系硬、谁的钱多、谁更会钻营。你如果不懂这些，专业第一也白搭。”
我看着他，手指攥紧了画笔。画笔的刷毛被捏得变了形。
“那你呢？”我问，“你也是学建筑的，你来这里是为了钻营吗？”
他把书塞进相机包里，拉上拉链。拉链卡了一下，他又拉了一次。
“我不是来钻营的。”他走到门口，停下来，侧过身，“我是来找东西的。”
他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没回头。
“苏薇。”
“嗯。”
“加个微信。”
不是问句，是陈述句。我没回答。他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
找东西？加微信？这个人到底想什么？
我摇了摇头，把这些问题甩到脑后。我今晚还有更重要的事。
回到宿舍，姜莱已经把裙子挂在了床栏上。黑色丝绒裙，到膝盖上方，领口有一圈细小的水钻。我拿起来看了看，质感很好，不像姜莱平时的风格。她平时穿的都是亮色，荧光粉、柠檬黄，走在人群里一眼就能看见。
“你哪来的这件？”我问。
“我妈以前做裁缝的时候，给客人做的。客人没来取，压了好几年。”姜莱靠在床上，嘴里叼着一棒棒糖，腮帮子鼓鼓的，“我一次都没穿过，太正式了，不适合我。但你穿肯定好看。”
我换上裙子，站在宿舍的小镜子前。镜子有点脏，边角有一块黑色的污渍，擦不掉。
镜子里的我，像是换了一个人。黑色丝绒贴着皮肤，领口的水钻在灯光下微微闪烁。我平时从这种衣服，甚至很少照镜子。我一直觉得自己长得还行，但从来不在意外表。可现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忽然意识到，这副皮囊，今晚是我的武器。
姜莱从床上跳下来，绕着我转了一圈，嘴里啧啧有声。棒棒糖从她嘴里拿出来又塞进去，糖棍上沾着口水，亮晶晶的。
“苏薇，你到底要去哪里？穿成这样，不会是去相亲吧？”
“不是。”我把头发放下来，重新扎了一个低马尾。橡皮筋缠了三圈，扯得头皮有点疼。“去一个酒会。”
“什么酒会？跟谁？”
我沉默了一下。
“一个朋友介绍的。”我说，“帮人画画，谈。”
我没有说谎。顾衍之确实说过，他需要我陪他去画廊和拍卖会。那也算是跟艺术有关的事。只是我没说那二十万的事。
姜莱看着我，眼睛里闪过一丝狐疑，但没有追问。她把棒棒糖塞回嘴里，含含糊糊地说：“那你注意安全。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我点了点头。
我坐在床边，等了半小时。床板有点硬，我坐得不舒服，换了几个姿势。七点整，手机亮了。是一条消息：“楼下，黑色奔驰。”
我站起来，拿起包。
“我走了。”
“早点回来。”姜莱说。她已经爬上床了，床帘拉了一半，露出半张脸。
我走出宿舍楼的时候，那辆黑色奔驰已经停在路边了。司机是个中年男人，穿着黑色西装，戴着白手套，替我打开了后车门。
我坐进去。车内很安静，只有引擎的低鸣声。座椅是真皮的，有一股淡淡的皮革味。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的校园一点一点往后退。
教学楼。场。图书馆。那棵我经常坐在下面画速写的老槐树。树冠很大，像一把撑开的伞，路灯的光穿过树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
车子驶出校门，汇入车流。
我闭上眼睛。
我在心里跟自己说：苏薇，你记住，你是去卧底的。你不是在卖自己。你有底线。你只是暂时需要这笔钱。等妈的病好了，等你有能力了，你会把一切都还清。手指在包带上攥了攥，又松开。
车子开了二十分钟，停在一栋私人会所门前。
会所没有招牌，只有一扇深色的木门，门口站着两个穿黑西装的保安。司机带我进去，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侧挂着当代画家的作品。我认出了其中几幅——都是在拍卖会上拍出高价的。有一幅是赵无极的，我盯着看了两秒，被保安催促着往前走。
走廊尽头是一扇的木门，门半敞着，里面传来人声和音乐声。
司机推开门，侧身让开。
我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
大厅很大，灯火通明。水晶吊灯从三层楼高的天花板垂下来，像一挂瀑布。男人们穿着深色西装，女人们穿着晚礼服，端着酒杯三五成群地聊天。空气里混杂着香槟、雪茄和香水的气味，浓得让人有点头晕。我站在门口，扫了一圈，没看到顾衍之。
正要往前走，一个声音从身后响起。
“苏薇？”
我转身。一个年轻男人走过来，三十出头，穿着浅灰色的西装，脸上挂着职业化的笑容。
“顾总让我来接你。”他伸出手，“我是他的助理，姓刘，你叫我刘哥就行。”
我跟他握了握手。他的手燥，力道适中。
“顾总在二楼跟几位客人谈事，让你先在这里吃点东西，他一会儿下来。”刘哥指了指大厅角落的自助餐台，“那边有吃的，你随便。”
我点了点头。刘哥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大厅里，周围的男男女女三两成群，笑声、碰杯声、寒暄声交织在一起，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没有人注意到我。或者说，没有人愿意注意到一个穿着借来的裙子、站在角落里没人搭理的女孩。
我端了一杯香槟，走到靠窗的位置，站在那里，看着窗外的夜景。酒杯很薄，手指的温度透过去，酒液凉丝丝的。
窗玻璃上映出我的脸。黑色的裙子，低马尾，嘴唇上那抹红色。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戴着面具的人。面具下面是焦虑、恐惧、愧疚，但面具上面，是平静、冷淡、无所谓。
“你是新来的？”
一个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我旁边。四十多岁，微胖，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手里端着一杯红酒，脸已经喝成了猪肝色。他的目光从我的脸滑到我的锁骨，又从锁骨滑到裙子的领口。他的眼神让我想起菜市场里挑鱼的人，翻来覆去地看，看新不新鲜。
我下意识地往后挪了半步。
“不是新来的，”我说，“我是客人。”
“客人？”男人笑了，露出一排被烟酒熏黄的牙齿，“我怎么没见过你？谁带你来的？”
我没回答。
男人又往前凑了一步，酒气扑到我脸上。那气味混着雪茄和汗味，浓得发苦。
“小姑娘，一个人站在这儿多无聊，来，我带你认识几个人——”
他伸手要搭我的肩膀。
我侧身避开。他的手指擦过我的肩头，裙子上的水钻被碰了一下，发出一声细响。
“不用了。”我的声音冷了。
男人愣了一下，脸上那层假笑有点挂不住了。
“怎么？不给面子？”他的语气变了，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不耐烦，“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跟顾总是老交情了，你跟他的人摆谱，不合适吧？”
我看着他，心里翻涌起一阵恶心。但我忍住了。我想起自己来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跟这种人吵架，是为了那二十万。
“不好意思，”我说，“我不太舒服，先去一下洗手间。”
我转身要走。
男人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别走啊，话还没说完呢——”
我的手腕被攥得生疼。他的手指粗短，指甲缝里嵌着暗色的污渍，不知道是红酒渍还是什么。我低头看了一眼那只手，又抬头看着那个男人。我的眼神变了——不是害怕，是那种“你最好现在就松开”的警告。
“松手。”我说。
男人没松。
“我说，松手。”
周围有人注意到了这边，投来好奇的目光，但没有一个人过来。有人端着酒杯站着看，像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表演。
我另一只手端着那杯香槟。我没有犹豫，手腕一翻，整杯香槟泼在了那个男人脸上。
酒水顺着他的头发往下淌，滴在他那件昂贵的西装上。他松开我的手腕，用手抹了一把脸，表情从震惊变成了愤怒。
“你——！”
“她说了松手。”
一个低沉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顾衍之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了楼，站在我身后两步远的地方。他没有穿外套，只穿着深灰色的衬衫，袖口卷到小臂。他的表情很平静，但眼神冷得像刀。
那个男人的脸一下子从愤怒变成了尴尬。
“顾、顾总，我不是——”
“她是我的客人。”顾衍之走过来，站到我身边，不紧不慢地说，“王总，你在我这儿动我的人，不合适吧？”
姓王的男人脸涨成了猪肝色，嘴唇哆嗦了几下，挤出一句：“误会，误会……我喝多了……抱歉，抱歉……”
他一边说一边往后退，然后转身灰溜溜地走了。周围的人收回了目光，窃窃私语像水一样退去，大厅又恢复了之前的热闹。爵士乐还在响，萨克斯还是那种懒洋洋的调子。
顾衍之转过身，看着我。
我的手腕上有一圈红印，是被刚才那个男人攥出来的。我把手腕藏到身后，不让他看见。
“你没事吧？”他问。
“没事。”
“你泼他酒，不怕他报复你？”
“怕。”我说，“但我更怕他以为我好欺负。”
顾衍之看着我，沉默了几秒。他的眼神里有某种我看不懂的东西——不是欣赏，不是好奇，更像是……确认。好像在验证我是不是他以为的那种人。
“去补个妆。”他说，“一会儿跟我去见几个人。”
我点了点头，走向洗手间。
洗手间的灯光很亮，亮得我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无所遁形。我站在洗手台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妆没花，头发没乱，但手腕上的红印还在。红印的边缘有点肿，摸上去发烫。
我拧开水龙头，用冷水冲了冲手腕。刺痛传来，我皱了皱眉，但没有缩手。水很凉，冲了一会儿，红印淡了一点。
我关掉水龙头，擦手，对着镜子重新涂了口红。口红是姜莱借我的那支，豆沙色的，膏体很软，涂起来很顺。
红色。像血。也像火。
我走出洗手间的时候，顾衍之正站在走廊尽头等我。走廊很长，地毯很厚，踩上去没有声音。他看着我走过来，忽然说了一句：“你刚才那杯酒，泼得很好。”
我抬头看他。
“那个姓王的，我早就想收拾他了。”他说，“但我不方便动手。你替我动了。”
我没有说话。
“走吧。”顾衍之伸出手臂。
我犹豫了一下，把手搭了上去。他的小臂很硬，肌肉结实，不像四十多岁的人。
我们并肩走进大厅。这一次，没有人再忽视我。有人朝这边看，目光里有打量，有好奇，也有那种——重新估算分量的审视。
酒会结束时，已经快十一点了。
我坐在那辆黑色奔驰的后座，靠着车窗，看着窗外的霓虹灯一盏一盏往后退。红的，绿的，蓝的，像一条流动的河。我的脚很疼——那双借来的高跟鞋不合脚，脚后跟磨出了水泡，每走一步都像踩在钉子上。我脱掉鞋，光着脚踩在车里的地毯上，地毯很软，毛茸茸的，脚趾头终于舒展了。
手机震了。
是姜莱：“回来了吗？怎么样了？”
我回：“在路上了。还行。”
“有没有人欺负你？”
我看着这条消息，手指在屏幕上停了一下。车窗外的光映在屏幕上，忽明忽暗。
“没有。”我回，“没人敢。”
我按掉屏幕，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座椅的皮革味混着车载香薰，淡淡的，像某种安神的东西。
车子停在学校门口的时候，已经快十二点了。我穿上鞋，忍着脚后跟的疼痛，走回宿舍楼。楼道里的灯已经关了，只有走廊尽头的安全出口亮着绿色的光，像一只发光的眼睛。我摸黑爬上四楼，推开门。
姜莱已经睡了，床帘里透出手机的光，微弱的一小圈。夏栀不在——她的床铺空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像没人住过。枕头摆在被子上面，枕套上有一个小小的污渍，看不清是什么。
我换掉裙子，卸了妆，爬上自己的床。床板吱呀了一声，在安静的夜里格外响。
我躺在黑暗里，盯着上铺的床板，听着窗外的虫鸣声。我妈的手术费有着落了。我做到了。但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胃里空空的，不是饿，是那种被人掏空了的感觉。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墙上有一个粉色的心形印记，是上一届学姐留下的贴纸，撕不净，留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像褪了色的誓言。我盯着那个印记，脑子里闪过今晚的画面——那个男人的手、顾衍之的眼神、镜子里涂着红唇的自己。
我闭上眼睛。
明天还要上课。还要画画。还要去见顾衍之。还要在这个城市里，继续活下去。
手机亮了。
是陆砚舟发来的好友申请。验证消息空着。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几秒。想起他在画室门口说的那句“加个微信”，不是问句，是陈述句。这个人说话的方式，跟他的人一样，硬邦邦的，不留余地。
我点了通过。
他没有发消息。我也没有。
窗外的虫鸣声很密，像有人在窃窃私语。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
被子上有洗衣粉的味道，还有一点点姜莱身上的护手霜味，甜丝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