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服前工会副主席，比陈山预想的要顺利。
这位名叫郑国栋的老人，退休前是棉纺厂分管后勤的副厂长，为人正直，在职工中口碑不错，但因当年改制时与领导层意见不合，早早退休，心里一直憋着口气。陈山找到他时，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了来意——想和他一起，为厂里的老伙计们，特别是像王秀兰这样真正走投无路的人，找一条活路。
“活路？”郑国栋当时正在自家阳台上侍弄几盆半死不活的花，闻言放下水壶，混浊的眼睛透过老花镜打量着陈山，“小子，你是那边（指顾文渊）的人，跑来跟我说活路？”
“我是学生，也是受顾总委托，来了解情况，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陈山谨慎地选择措辞，“但我觉得，不管哪边的人，最终目的是把事情解决，让大家能有个相对好的着落。对抗解决不了问题，只会两败俱伤。李大爷受伤，张大爷住院，王婶被得走投无路……这些都不是大家想看到的。”
他提到了具体的人，具体的困境。郑国栋沉默了很久，望着楼下破败的厂区和宿舍楼，叹了口气：“老李头是个犟种，但他心里装着大家。王秀兰的事，他比谁都急，可急有什么用？厂子倒了，人心散了，谁还管谁？”
“如果，有一条路，既能帮到王婶，又不让李大爷他们觉得是背叛，甚至可能为所有人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呢？”陈山抛出了诱饵。
郑国栋猛地转过头，盯着陈山：“什么路？”
陈山没有立刻说出全盘计划，而是先说了自己了解到的关于王秀兰儿子欠债的细节，以及他通过与“一些朋友”打听，得知债主那边或许有谈判空间，关键是需要一个“有分量的担保”，证明王秀兰未来有偿还能力。
“未来的偿还能力？”郑国栋皱眉，“她一个寡妇，哪来的偿还能力？除非……”
“除非拆迁补偿。”陈山接上话头，“郑厂长，您是明白人。这块地，迟早要开发。区别在于，是被吴天良那种人用手段强拆，大家拿点钱各奔东西，甚至可能拿不到几个钱；还是跟国坤这样的大公司，坐下来好好谈，争取一个相对公平、甚至能考虑到大家长远生活的方案。”
郑国栋眼神闪烁，显然在权衡。
“顾总那边，是真的想解决问题，不是来打架的。”陈山趁热打铁，“但谈判需要基础，需要信任。现在这样对峙，谁都不敢先让步。王婶的事，或许是个契机。如果我们能想办法，先帮她渡过眼前这个难关，至少让李大爷看到，坐下来谈，是有可能解决实际困难的，不是空口白话。这也能让其他心里动摇、但又怕被戳脊梁骨的老街坊，看到一点希望。”
“你想让我怎么做？”郑国栋问。
“我想请您帮忙，安排我跟李大爷私下见一面，不涉及官方，就是聊聊天，说说王婶的事，也听听他真正的想法。”陈山诚恳地说，“您是老领导，李大爷信您。有您在，他不至于把我赶出去。”
郑国栋又沉吟了许久，最终缓缓点头：“行，我试试。但老李头的脾气你知道，能不能说动他，看你自己本事。还有，王秀兰的事，具体怎么作，你得拿出个章程，光靠嘴说不行。”
“我明白。”陈山松了一口气。第一步，成了。
见面安排在两天后的晚上，在郑国栋家里。一间不大的老式单元房，家具陈旧但整洁，空气中弥漫着茶叶和陈旧书籍的味道。李建国准时来了，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外套，脸色依旧板着，看到陈山，眼神锐利如刀，但碍于郑国栋的面子，没有发作，只是沉默地坐下。
郑国栋泡了茶，寒暄几句，便切入正题：“老李，今天没别人，就咱们仨。陈山这小子，有些话想跟你说说，关于秀兰家的难处，也关于咱们这片地，以后的出路。”
李建国端着茶杯，没喝，目光落在陈山脸上：“说吧。我听着。”
压力如山般袭来。陈山知道，这是最关键的时刻。他不能再用“学生调研”那套说辞，必须坦诚，也必须展现出足够的份量。
“李大爷，郑厂长，”陈山坐直身体，目光清澈，“首先，我向您二位道歉。之前用‘学生调研’的身份接近，是我不对。我的确是在为国坤工作，负责了解咱们片区的情况，寻找沟通的可能。”
开门见山，承认身份。李建国眼神一厉，郑国栋也微微皱眉，但都没打断。
“但我今天来这里，不是代表国坤来谈判，也不是来开空头支票的。”陈山话锋一转，“我是以一个晚辈，一个想真正做点事、帮点忙的人的身份来的。因为我觉得，再这么僵持下去，流血的是咱们自己人，吃亏的也是咱们自己人。吴天良那种人，只会趁火打劫，不会管大家的死活。”
他提到吴天良，李建国的脸色更沉，但显然说中了他的痛点。
“王婶家的事，我听郑厂长说了。”陈山继续，“儿子不争气，欠了，十几万，债主得紧。王婶走投无路，这事，您也知道，也着急。”
李建国哼了一声，没否认。
“是吃人的老虎，拖下去，王婶家就真毁了。”陈山看着李建国，“我知道您和街坊们凑过钱，但不够。我也知道，您不让大家跟开发商谈，是怕大家被忽悠，拿不到该得的。但李大爷，有没有一种可能，咱们换种思路？”
“什么思路？”李建国终于开口，声音涩。
“用未来的补偿款，跟债主谈判。”陈山说出了核心，“这块地肯定要开发，区别只是跟谁开发，怎么补偿。如果我们能让大家相信，跟国坤谈，至少有机会拿到一个相对合理、能解决实际困难的补偿方案，那么王婶就可以拿着这个‘预期’，去跟债主谈。债主不是傻子，他们也要钱。如果得太紧，王婶真出了事，或者房子被折腾没了，他们一分钱拿不到。如果缓一缓，等补偿款下来，他们能拿回本金，甚至一部分利息，总比血本无归强。”
李建国眉头紧锁：“预期？画饼谁不会？国坤给什么承诺了？白纸黑字了吗？”
“没有。”陈山坦诚摇头，“所以，这需要信任，也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但至少，国坤是正规国企，要脸，要稳定，愿意坐下来谈。吴天良呢？他除了煽风点火、暴力威胁，给过任何实质承诺吗？他就算承诺了，您敢信吗？”
这话击中了要害。李建国沉默。
“我的想法是，”陈山放慢语速，字字清晰，“第一步，我们先想办法，帮王婶稳住债主。郑厂长德高望重，可以出面，以老工友互助的名义，给王婶的未来补偿款做一个‘担保’——不是法律上的，是道义上的。同时，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渠道，向债主施压，让他们知道，王婶不是孤立无援，急了，大家伙儿一起，他们也讨不了好。争取让他们同意减免部分利息，或者延长还款期限，等到补偿方案落地。”
郑国栋微微颔首，这个思路有作性。
“第二步，”陈山看向李建国，“需要您和几位有威望的老街坊，带着一个相对务实、具体的诉求清单，去跟国坤正式谈。清单里，不仅要包括货币补偿、安置房面积这些硬条件，还要包括像王婶家这种特殊困难家庭的帮扶条款、社区养老医疗配套、甚至将来建成后优先招用老职工子女等软性条件。把大家真正的需求，摆到桌面上，一条一条谈。”
“谈不拢呢？”李建国反问，但语气已经不像最初那么生硬。
“谈不拢，再想别的办法。但至少，我们尝试了，争取了。而且，只要我们团结，诉求合理合法，国坤也不敢乱来。相反，如果一直僵着，等吴天良把水搅得更浑，或者政府失去耐心直接介入，到时候我们可能连谈的机会都没有。”陈山恳切地说，“李大爷，我知道您信不过开发商。但有时候，两害相权取其轻。跟一个讲规矩、怕事的对手谈，总比跟一个不要命的流氓斗，要好。”
房间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只有墙上老式挂钟的滴答声。
李建国盯着茶杯里沉浮的茶叶，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一样深。他在权衡，在挣扎。陈山的话，撕开了血淋淋的现实，也指出了一条充满不确定、但似乎可以一试的路。这条路不轻松，需要妥协，需要信任，也需要冒险。
“你凭什么保证，国坤会按你说的谈？”李建国最终问道，目光如炬，盯着陈山。
“我不能保证。”陈山坦然迎着他的目光，“但我可以尽力去推动。顾总派我来，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他需要有人能听懂大家的话，也能把大家的话，用他能理解的方式带回去。我就是那个传话的人。我的价值，就在于能不能找到那条双方都能走下去的路。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我在顾总那里，也就没了价值。”
这是交底，也是表态。他把自己的利益，一定程度上与李建国他们的诉求绑在了一起。
李建国又沉默了。许久，他长长吐出一口气，像是把中积郁已久的块垒吐出了一部分。
“秀兰的事，”他缓缓开口，声音有些沙哑，“老郑，你出面，我配合。不能让街坊邻居寒了心。”
郑国栋重重点头：“放心，老李，这事我豁出老脸去办。”
“至于跟国坤谈……”李建国看向陈山，眼神复杂，“光我们几个老家伙去不行。得把大家伙儿都叫上，开个会，把话说透，把利弊讲清楚。要谈，就一起谈，要扛，也一起扛。”
“好！”陈山心中一块大石落地。李建国松口了，虽然只是同一“谈”，但已经是巨大的突破！
“不过，”李建国话锋一转，盯着陈山，一字一句道，“小子，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或者你背后的人，敢耍花样，敢坑我们这些老骨头，我李建国第一个不答应！就算拼了这条老命，我也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这话掷地有声，带着军人特有的决绝。
陈山郑重地点头：“李大爷，郑厂长，我陈山虽然年轻，但知道一口唾沫一个钉。我今天说的，我会尽全力去做。做不到的，我绝不乱许诺。”
会谈到此，算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李建国答应推动内部会议，统一意见，准备与国坤进行正式、集体的谈判。而解决王秀兰的困境，将成为打破僵局、建立初步信任的第一个突破口。
离开郑国栋家时，已是深夜。寒风凛冽，陈山却觉得口有一股热流在涌动。他做到了！在不可能中，撬开了一道缝隙！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品尝这短暂的喜悦，手机震动起来。是孙磊打来的，语气带着前所未有的紧张和一丝后怕：
“陈山！顾总让你立刻来办公室一趟！安全排查有结果了！办公室被装了东西！还有，周宇那边好像也出了点问题，电话里说不清，你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