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全被抓的第三天，县里决定兑付工资。
消息是早上传出来的。老吴来送陈继庭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跟平时不一样，嘴角往上翘着，想笑又忍着，忍了半天没忍住，终于咧开了。“陈县长，你听说了吗？今天发工资！”
“听说了。”
“三年了，终于要发了。”老吴把车开出县委大院，方向盘打得比平时轻快，像是卸了副重担子，“你是没看见，早上我去食堂吃饭，老马在那儿，端着碗手都在抖。他说他了一辈子信访，从来没见过这种事。”
“什么事？”
“拖欠的工资还能要回来。”老吴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他说你是清江的恩人。”
陈继庭没接话。恩人？他不是。他只是做了该做的事。那些钱本来就是矿工的，不是县里的，不是钱大全的，是那些在井下了八年、十年、十五年的人用命换的。现在不过是还给他们而已。
兑付地点设在信访办的院子里。陈继庭到的时候，门口已经排了很长的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穿着净衣服，像是专门换了来的，有的还是那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有人拎着蛇皮袋，有人背着孩子，有人拄着拐杖。没有人说话，队伍安安静静的，像一条河，流得很慢，但一直在流。
他穿过人群往院子里走，有人认出了他。“陈县长！”一个声音喊了一声。他转过头，看见一个中年女人，怀里抱着孩子，正是那天来信访办的赵大嫂。她今天穿了一件红色的外套，领口别着一朵小花，眼睛亮亮的，跟那天完全不一样。
“陈县长，谢谢你。”她的声音有点抖。
“不用谢。应该的。”
他继续往里走，每走几步就有人叫他。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有的说“谢谢”，有的不说话，就那么看着他，眼睛里有光。他不太习惯这种场面，低着头走得很快，皮鞋踩在水泥地上笃笃笃的。
院子里摆了几张桌子，桌上放着花名册和一摞摞的现金。县财政局的几个人坐在后面，面前摆着算盘和点钞机。孙德明站在台阶上，手里拿着一份名单，正跟财政局长说话。看见陈继庭来了，朝他招了招手。
“继庭，过来。”
他走过去。孙德明的脸色比前几天好了很多，不是那种灰白色了，有了点血色，眼睛也亮了，像一个人大病初愈。
“一共二百三十七万。”孙德明指着桌上的钱，“天马账上冻结的，够付一部分。剩下的，等资产处置完了再补。今天先发百分之八十，剩下的年底前结清。”
“够吗？”
“够。我算过了。”孙德明把名单递给他，“你看看，这是名单。老周、张建国、赵德明家，都在上面。”
陈继庭接过名单，从上往下看。第一个就是周德厚，天马矿业，井下工，工龄八年，拖欠工资两万四千元。第二个，张建国，天马矿业，井下工，工龄六年，拖欠工资一万八千元。第三个，赵德明（已故），天马矿业，井下工，工龄五年，拖欠工资一万五千元。
他一个一个地看下去。一百三十七个名字，一百三十七个家庭。有的名字他认识，有的不认识。但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是一段子，一天一天的，在井下，在黑暗中，在粉尘里。那些子换来了这些数字，两万四，一万八，一万五。
“开始吧。”孙德明说。
财政局长拿起喇叭：“请周德厚同志到一号窗口领款。”
人群动了一下。老周从队伍里走出来，还是那件灰色夹克，还是那双解放鞋，耳朵上夹着一烟。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像踩在棉花上。走到窗口前，停下来，看着桌上的钱。
“周德厚？”财政局长问。
“是我。”
“身份证带了吗？”
老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皮的小本子，递过去。手在抖，不是那种害怕的抖，是那种等了太久终于等到了的抖。财政局长核对了照片和名字，在花名册上打了个勾，然后点了一沓钱，递给他。
“两万四。你数数。”
老周接过钱，没数。他把钱攥在手里，攥得很紧，指节发白。他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手里的钱，半天没动。周围的人看着他，也没人催。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风吹树叶的声音。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陈继庭。
“陈县长，”他说，“谢谢你。”
声音很平，但陈继庭听见了里面的东西。不是高兴，也不是感激，是一种很深的、很沉的如释重负，像一个人背了很重的石头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可以放下来了。
“老周，是你的钱。不用谢我。”
老周点了点头。他把钱装进口袋里，拍了拍，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来，看了陈继庭一眼。那一眼里有话，但没说出口。然后他转过身，继续走，走出院子，消失在人群里。
下一个是张大叔。他走到窗口前的时候，陈继庭差点没认出来。上次来信访办的时候，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拎着一个绣花的布包，脸上的表情像一口枯井。今天他换了一件白色的衬衫，扎在裤子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像是要去走亲戚。
“张建国？”财政局长问。
“是。我是他爹。”张大叔的声音有点哑，“他来不了。在床上躺着。我代他领。”
“行。你数数，一万八。”
张大叔接过钱，没数。他把钱装进一个信封里，塞进内衣口袋，拍了拍，放心了。然后他转过身来，走到陈继庭面前，二话不说，跪下了。
陈继庭吓了一跳，赶紧去扶。“张大叔，你什么？起来！”
“陈县长，”张大叔跪在地上，不肯起来，“我替我儿子给你磕个头。要不是你，这钱他一辈子拿不到。”
“别磕头。起来说话。”陈继庭使劲拉他，拉不动。张大叔虽然瘦，但骨头硬，跪在地上像钉了钉子。
“你听我说完。”张大叔抬起头，眼睛红了，“我儿子在床上躺了一年，咳血，喘不上气，连话都说不了几句。他跟我说，爸，别跑了，没用的。我说再跑一趟。跑了一趟又一趟，没人管。你来了，你管了。你是我们的恩人。”
“张大叔，我不是恩人。我是部。部就该给老百姓办事。你起来，你再不起来我也跪下了。”
张大叔愣了一下，终于站起来了。他拍了拍膝盖上的灰，看着陈继庭，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然后他伸出手来，握了一下。手很粗糙，指节粗大，像老树的。握了很久，才松开。
他走了。走出院子的时候，背挺得很直，不像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
赵大嫂是第三个。她抱着孩子走到窗口前，孩子醒了，咿咿呀呀地叫。她把孩子换了个姿势，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递过去。
“赵德明的家属？”
“是。我是他爱人。”
“一万五。你数数。”
赵大嫂接过钱，没数。她把钱装进一个塑料袋里，塞进包里。然后她低下头，看着怀里的孩子。孩子不叫了，睁着大眼睛看她，黑黑的，亮亮的。
“他爸，”她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跟孩子说，也像是在跟自己说，“你的钱拿回来了。”
孩子的眼睛眨了一下。
赵大嫂抬起头，看着陈继庭。她的眼眶红了，但没哭。
“陈县长，他爸走的时候，跟我说，别去找了，没用的。我说，再试试。试了一趟又一趟，没人理我。那天去信访办，是最后一趟。我想，再不给我就不来了。你给了。”
她把孩子抱紧了一些。
“他爸要是还在，该多好。”
陈继庭看着她，看着怀里的孩子，说不出话。他能说什么？说节哀顺变？太轻了。说人死不能复生？太远了。说什么都没用。一万五千块钱，买不回一条命，买不回一个丈夫，买不回一个爸爸。但这笔钱是赵德明在井下了五年换来的，每一分都是他的血。现在，血汗钱回来了，人回不来了。
“赵大嫂，”他说，“孩子以后上学的事，县里会想办法。有困难来找我。”
她点了点头，抱着孩子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孩子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那双眼睛还是那么黑，那么亮，像两颗葡萄。
他站在院子里，看着队伍慢慢往前移动。一个接一个，走到窗口前，领钱，签字，离开。有的人笑了，有的人哭了，有的人什么都没说，拿了钱就走了。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但每个人的手都在抖。等了三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中午的时候，队伍短了一半。财政局长说休息一下，下午继续。陈继庭没去吃饭，坐在接待室的椅子上，腿有点软，像是跑了一场长跑。不是身体累，是心里累。看着那些人领钱的样子，他心里堵得慌。
老马端着一杯茶走进来，在他对面坐下。
“陈县长，你没去吃饭？”
“不饿。”
“不饿也得吃。”老马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馒头，递给他，“食堂的，还热乎。”
陈继庭接过来，咬了一口。馒头是软的，有点甜。他嚼着馒头，看着窗外。院子里还有人，三三两两地站着，等着下午开门。有人在说话，有人在笑，有人在数钱，一遍一遍地数。
“老马，”他说，“你了一辈子信访，见过这种事吗？”
“没有。”老马喝了口茶，“我了二十年，从来没见过拖欠的工资能要回来。以前也有人来闹，闹完了就走了。走了就没了。你是第一个。”
“不是我。是孙书记，是市纪委，是很多人。”
“但你是第一个敢碰天马的人。”老马看着他，“陈县长，你知道清江的人叫你什么吗？”
“叫什么？”
“陈青天。”
陈继庭差点被馒头噎住。“别瞎叫。”
“不是我瞎叫。是他们叫的。”老马指了指窗外，“你去街上问问，谁不知道陈县长？谁不知道你把钱大全抓了，把工资发下来了？你是清江的恩人。”
“老马，我说过了，我不是恩人。”
“你不是恩人，你是好人。”老马把茶杯放下，站起来，“好人，在清江不多见。”
他走了。拖鞋在地上啪嗒啪嗒的，但今天听起来不那么刺耳了。
下午，队伍又开始了。陈继庭没去院子里，站在二楼的窗前看着。太阳出来了，照在院子里，亮晃晃的。那些领钱的人从窗口走到门口，从门口走到街上，走得很慢，像是在享受什么。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影子拖得很长。
他想起了爷爷说的话：“没有老百姓，我们什么都不是。”
今天是老百姓的子。他们的钱回来了，他们的尊严回来了，他们的希望回来了。他站在窗前，看着那些影子在地上移动，长长短短的，像一个个音符。清江在唱歌，唱了很久没唱过的歌。
快五点的时候，队伍最后一个人领完了。财政局长收拾桌子，把钱箱搬上车。院子里空了，只剩下几张桌子和满地的烟头。风吹过来，烟头在地上滚了几圈，停住了。
陈继庭从楼上下来，站在院子里。阳光斜斜地照进来，照在他脸上，暖暖的。他眯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灰尘的味道，有烟味，有汗味，但还有一种味道，说不清楚。像是泥土被雨水浇透之后散发出来的那种，湿的，沉甸甸的，但带着生机。
手机响了。是老周。
“陈县长，钱拿到了。”
“拿到了就好。”
“我想请你吃饭。”
“不用了。你留着钱，给家里添点东西。”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陈县长，我不是客气。我是真心想请你。你来了清江，给我们办了这么大的事，连顿饭都不吃，我心里过不去。”
陈继庭想了想。“行。等忙完这阵子，我去石桥村看你。”
“好。我等你。”
挂了电话。他站在院子里，看着天。天还是灰的，但今天的灰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灰是死气沉沉的，今天的灰像是被水洗过，透亮透亮的，能看见云层的缝隙里有一道一道的光柱，从天上照下来，照在远处的山上。
他想起赵安邦说的话：“我在宁川了八年，了很多事，也了很多错事。”
他不知道自己在清江能什么，会成什么样。但今天，他做对了一件事。那些矿工拿到钱了，那些等了三年的人不用再等了。这就够了。
天快黑了。院子里的灯亮了，昏黄黄的，照在地上像一层旧报纸。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影子拖得很长，从脚下一直延伸到门口。
他想起父亲。想起父亲走的那天，站在门口，拎着那个帆布包。母亲站在旁边，眼圈红了，但没哭。父亲蹲下来，跟他平视：“儿子，爸爸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多远？”
“很远很远。坐火车要三天三夜。”
“那你去什么？”
“去帮人。”
“帮什么人？”
“帮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父亲，我今天也帮了人。帮了很多人。一百三十七个。不，比那更多。每个矿工后面都有一个家，有老婆，有孩子，有老人。几百口人。他们今天拿到钱了，可以吃饭了，可以看病了，可以给孩子交学费了。你当年在西藏做的事，我在清江做了。
他站在院子里，站了很久。直到老吴来找他。
“陈县长，你在这儿？我到处找你。”
“怎么了？”
“孙书记叫你吃饭。他让人做了几个菜，说要请你喝酒。”
“我不太会喝。”
“今天得喝。”老吴笑了，“今天是个好子。”
他跟着老吴往主楼走。走到楼下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信访办的院子。灯还亮着，昏黄黄的，照在空地上。地上有几个烟头，几片叶子，几道车辙。明天会有新的人来，新的案子，新的问题。但今天，今天是个好子。
孙德明的办公室里摆了一张小桌，桌上放着四个菜：一盘炒腊肉，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盘凉拌黄瓜，一碗酸菜粉丝汤。还有一瓶苞谷酒，已经开了，倒了两个杯子。
“继庭，来，坐。”孙德明招呼他坐下，“今天不办公，只喝酒。”
陈继庭坐下来。孙德明端起杯子，“来，第一杯，敬那些矿工。他们等了三年，终于等到了。”
两个人碰了一下，喝了一口。辣。还是辣。但比上次好一点，不那么呛了。
“第二杯，”孙德明又倒了一杯，“敬你。你来了一个月，办了别人三年办不了的事。”
“孙书记，不是我一个人办的。”
“我知道。但你是那个带头的人。”孙德明看着他，“继庭，我跟你说句实话。你来之前，我不信你能成什么事。一个从北京来的年轻人，博士，选调生，有背景，有前途。我以为你就是来镀金的，待两年就走了。但你的这些事，让我刮目相看。”
他把杯子放下，夹了一块腊肉，放进嘴里，嚼了很久。
“你知道我最佩服你什么吗？不是你敢查天马，不是你敢得罪人。是你跟那些矿工在一起的时候，你是真的把他们当人看。不是当上访户，不是当麻烦，是当人。这个，比什么都难。”
陈继庭没说话。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这次不觉得辣了。不是不辣，是习惯了。
“老孙，”他说，“你说，清江以后会好吗？”
孙德明想了想。
“会好的。天马的事处理完了，矿工的工资发了，尘肺病人的赔偿也会到位。红星矿的事也要处理，该关的关，该转的转。一步一步来，清江会好的。”
“需要多久？”
“不知道。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但会好的。”
他端起杯子，又喝了一口。
“继庭，你今天看见那些人领钱的样子了吗？”
“看见了。”
“什么感觉？”
陈继庭想了想。
“觉得值了。”
“值了。”孙德明重复了一遍，“对。值了。当官当到这个份上，值了。”
两个人把一瓶酒喝完了。陈继庭不知道自己喝了多少，但头有点晕，脸发烫。他站起来的时候，腿软了一下，扶住了桌子。
“没事吧？”孙德明问。
“没事。”
“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事。”
“好。”
他走出办公室，下了楼。院子里的灯还亮着，梧桐树在风里沙沙响。老吴的吉普车还在树下，车顶上落了几片叶子。他没开车，走路回宿舍。
街上很安静。路灯昏黄黄的，照在地上像一层旧报纸。他的影子在身后拉得很长，歪歪斜斜的，像喝醉了酒。他确实有点醉了。
走到信访办门口的时候，他停下来。楼里黑漆漆的，没人了。但今天白天，这里排了很长的队，很多人在这里拿到了钱。那些钱，够他们吃很久的饭，看很久的病，交很久的学费。
他站在门口，看着那扇门。门是木头的，漆皮掉光了，露出木头的本色，上面用红漆写着“信访办”三个字，字迹歪歪扭扭的。他想起第一天来的时候，老马说：“我了一辈子信访，办成的案子不到五十件。”今天，他又办成了一百三十七件。
他转过身，继续往宿舍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他掏出手机，给爷爷打了个电话。
“继庭？这么晚了，怎么了？”
“爷爷，今天发工资了。矿工的工资。三年了，终于发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好。”爷爷的声音有点哑，“你爸要是知道，会高兴的。”
“爷爷，你觉得我爸会高兴吗？”
“会。他最高兴的事，就是看着老百姓过上好子。”
陈继庭站在路灯下，听着爷爷的声音。远处的山黑黢黢的，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石桥村在那边，老周在那边，张建国在那边。他们今天拿到钱了，可以吃一顿饱饭了。
“爷爷，我想我爸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我也想。”爷爷说。
路灯在他头顶上嗡嗡响。飞蛾绕着灯泡转，影子在地上转圈。远处的狗叫了一声，又停了。整个清江安静得像一口深井。
“爷爷，你早点睡。”
“你也是。”
挂了电话。他把手机装进口袋里，继续往宿舍走。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神访办的门。那扇门在路灯下，黄黄的，旧旧的，但今天看起来不一样了。不是更好了，也不是更坏了，是不一样了。
他说不清哪里不一样。
也许是，今天有人从那扇门里，拿到了活下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