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庭用了三天时间，把档案室翻了个底朝天。
星期天他又去了一趟。这次带了手电筒，还带了一个应急灯——从老吴那里借的，矿上用的那种，能挂在墙上，光照很强，把整个档案室照得雪亮。他一个人待了整整一天，把剩下的柜子全部翻了一遍。
找到的东西比他预想的多。
除了天马矿业的改制文件，他还找到了几份关于清江其他矿山的资料。清江有三座矿山，天马是最大的，另外两座分别叫红星矿和胜利矿。红星矿的情况跟天马差不多，也是九十年代末改制卖掉的，买家是省城的一家公司，价格低得离谱。胜利矿稍微好一点，还在国营手里，但经营状况很差，年年亏损，全靠县财政补贴活着。
他把所有相关的文件都搬了出来，装了满满两个纸箱子。老吴帮他把箱子搬上车的时候，掂了掂，说：“陈县长，你这是要把天马的祖坟都挖出来啊。”
“不是挖祖坟，是找病。”陈继庭说。
星期一早上，他去找孙德明。
孙德明正在办公室里泡茶。他的茶永远是那个搪瓷缸子，茶叶永远是多得离谱，泡出来的水几乎是黑色的。看见陈继庭进来，他头也没抬，说了句“坐”，继续往缸子里加水。
陈继庭坐下来，把两个纸箱子放在地上。
“孙书记，档案室的东西我看了。”
“嗯。”孙德明端起缸子喝了一口，烫得龇牙，“看出什么了？”
“看出三件事。”陈继庭把笔记本打开，“第一，天马矿业的改制过程存在重大违规。评估价格明显偏低，招标程序形同虚设，付款方式违反规定。一个估值至少上千万的矿，三百二十万就卖了，首付才六十四万。这不是改制，这是送钱。”
孙德明没说话，继续喝茶。
“第二，天马实业成立后，存在大量违规关联交易。我找到了一份1999年的审计报告，里面提到天马实业通过关联交易转移资产，具体的交易对手是一家叫宏达贸易的公司。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跟天马实业的股东王秀英是同一个人。”
孙德明的缸子停在半空。
“第三，天马矿业改制后，安全生产投入严重不足。1999年到2002年的安全检查记录，每次都有‘安全隐患’的结论，但每次的整改情况都是‘正在整改中’。三年了，一个隐患都没整改过。去年塌方死了一个人，今年尘肺病已经查出来十几个。”
他把笔记本合上，看着孙德明。
“孙书记，这些事你知道。”
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孙德明把缸子放在桌上，靠在椅背上。他看着天花板，沉默了很久。窗外的蝉叫得很凶，吱吱吱的，像一把锯子。
“我知道。”他说。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我知道。我都知道。”
他从烟盒里抽出一烟，点上，吸了一口。烟雾从他的鼻孔里喷出来，在头顶上散开。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动吗？”
“你说过，动了天马，清江的财政就完了。”
“对。也不全对。”孙德明把烟灰弹在地上，“清江的财政靠天马，这是事实。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天马背后的人，不是我能动的。”
他看了陈继庭一眼。
“钱大全的合伙人王秀英，你知道她是谁吗？”
“不知道。”
“她是省里一位领导的亲戚。具体什么关系，我不清楚，但我知道，钱大全能在清江拿下天马，靠的就是这层关系。你动天马，就是动那位领导。你动得了吗？”
陈继庭沉默了一下。
“孙书记，我不是要动谁。我是要依法办事。天马拖欠工资，违反劳动法；违规关联交易，违反公司法；安全隐患不整改，违反安全生产法。这些事，不管背后是谁，都得管。”
“依法办事。”孙德明重复了一遍，语气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你知道清江为什么穷吗？就是因为这个‘法’字。该依法办的事，没人依法办。该管的人，没人管。不是不想管，是管不了。你一个新来的，想把这个规矩破了？”
“这个规矩不对。”
“对，不对。”孙德明站起来，走到窗前，“但你一个人，破得了吗？”
陈继庭也站起来，走到他身边。两个人并排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院子。院子里那棵梧桐树还是那样，叶子耷拉着，像晒蔫了的耳朵。树下有两只麻雀在打架，扑棱棱的，扬起一小片灰。
“孙书记，”陈继庭说，“我不是一个人。”
孙德明转过头看他。
“你也不是一个人。”
孙德明愣了一下。
“你在清江了十二年，不是不想管，是在等。等一个机会，等一个人。现在机会来了，人也来了。”
孙德明看着他，很久没说话。然后他笑了。那笑容很短，很轻，像一颗石子扔进水里，波纹还没来得及散开就消失了。
“你这个人，”他说，“跟你爸一样，认死理。但你爸认的是死理，你认的是活理。死理是一条路走到黑，活理是走不通的时候绕个弯。”
他从窗前走回来，坐到办公桌后面，把烟按在烟灰缸里。
“你要办，我支持你。但有几条，你得答应我。”
“你说。”
“第一，依法依规。不能让人抓到把柄。钱大全不是一般人，他背后的人更不是一般人。你办事，每一步都要有依据，每一份文件都要存档，每一个签字都要留底。不能给他反咬一口的机会。”
“好。”
“第二，先易后难。别一上来就碰天马。先把红星矿和胜利矿的事理清楚，把能解决的问题先解决掉。天马的事，慢慢来，一步一步走。走稳了，才能走远。”
“好。”
“第三，”孙德明看着他，“不管出了什么事，你都要跟我说。别一个人扛。你扛不住。”
陈继庭点了点头。
“行。”孙德明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老郑，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不到五分钟，一个中年人推门进来。四十出头，瘦高个，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着一件白衬衫，衬衫扎在裤子里，皮带是名牌的，亮闪闪的。他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笔别在耳朵上。
“孙书记，您找我？”
“这是郑浩，县审计局局长。”孙德明介绍，“老郑，这是新来的陈县长，分管信访和法制。”
郑浩伸出手来，握了握。手很软，没什么力气，握一下就松开了。
“陈县长好。”
“郑局长好。”
“老郑，”孙德明说，“陈县长要启动对天马矿业的审计，你配合一下。”
郑浩的表情变了一下。那变化很小，嘴角抽了一下，眼睛眨了一下，但陈继庭看见了。
“孙书记，”郑浩的声音有点犹豫，“天马的审计……以前做过。1999年做过一次，2001年又做过一次。每次都……”
“每次都怎么了？”
“每次都……没什么结果。”郑浩推了推眼镜，“天马的账比较复杂，很多原始凭证不全，审计起来难度很大。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天马是县里的纳税大户，审计太严了，怕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
陈继庭看着郑浩。
“郑局长，天马的矿工三年没发工资了，这算正常经营吗？”
郑浩的嘴角又抽了一下。
“陈县长，这个……矿工的工资问题，跟审计不是一回事——”
“是一回事。”陈继庭打断了他，“天马不是没钱，是不肯出钱。审计就是要查清楚，钱到底去哪了。如果天马的经营是正常的，财务状况是健康的，那为什么发不出工资？如果财务状况不健康，那就更需要审计，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郑浩看了孙德明一眼。孙德明没说话，端着他的搪瓷缸子喝茶。
“这个……”郑浩搓了搓手，“陈县长，我不是不配合。但审计需要时间，需要人手。我们审计局一共才十二个人，手头还有别的——”
“我给你时间，也给人手。但审计必须做。而且要从头做，从1998年改制开始，一直做到现在。”
“1998年？”郑浩的声音高了一点，“那要翻多少年的账？”
“该翻多少翻多少。”
郑浩又看了孙德明一眼。孙德明还是没说话。
“那……好吧。”郑浩在笔记本上记了什么，“陈县长，我回去安排一下。什么时候开始？”
“明天。”
“明天？”郑浩的笔停了，“这么急？”
“不急不行。矿工等不了。”
郑浩看了看孙德明，又看了看陈继庭。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行。我明天安排人。”
他走了。门关上的时候，陈继庭听见他在走廊里叹了口气。那口气很长，很重，像是一个人背着重物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可以放下来了。
孙德明放下缸子。
“老郑这个人，”他说，“业务能力没问题，就是胆子小。你推他一把，他能往前走两步。你不推他，他就原地站着。”
“我知道。”
“还有，”孙德明看着他，“审计的事，你自己盯着。别全交给郑浩。他不是坏人，但也不是能扛事的人。出了问题，他会往后退。”
“好。”
陈继庭站起来，走到门口。
“孙书记。”
“嗯？”
“谢谢你。”
孙德明摆了摆手，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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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消息就传开了。
陈继庭从孙德明办公室出来，回到信访办，刚坐下，老马就进来了。他手里端着一杯茶，茶还是那么浓，茶叶多得跟水草似的。
“陈县长，听说你要查天马？”
“你听谁说的？”
“还用听谁说？整个县委大院都知道了。”老马在椅子上坐下来，椅子吱呀一声，“有人说你初生牛犊不怕虎，有人说你不知天高地厚，还有人说……”
“说什么？”
“说你跟孙书记拍了桌子，非查不可。”
陈继庭笑了一下。“没那么夸张。我跟孙书记商量过的。”
“商量过的也好，没商量过的也好，”老马喝了口茶，“你查天马，就是捅马蜂窝。马蜂窝捅了，马蜂飞出来，蛰的可不是你一个人。”
“老马，你怕不怕？”
“我怕什么？”老马把茶杯放下，“我明年就退休了，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怕。我是替你担心。你刚来，脚跟还没站稳，就捅这么大的篓子。将来怎么收场？”
“先把该办的事办了，再想怎么收场。”
老马看着他，摇了摇头。
“你这个人，”他说，“跟我年轻时候一样。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想管。但我年轻时候，天马还没来清江。那时候清江虽然穷，但穷得净。现在呢？穷还是穷，但不净了。”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过头来。
“陈县长，你要是真能把天马的事查清楚，我老马给你磕三个头。”
“别磕头。帮我多整理几份材料就行。”
老马笑了。那笑容很真，不像他平时那种应付的笑，是发自心底的。
“行。我帮你整理。”
他走了。拖鞋在地上啪嗒啪嗒的，但这次听起来不那么刺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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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陈继庭在宿舍里整理材料。
他把从档案室搬回来的文件一份一份地看，一边看一边做笔记。天马的改制文件、审计报告、安全检查记录、环保检查记录，还有几封矿工的举报信。他把关键的信息摘出来，写在笔记本上，标上期和来源。
笔记本写到了第三本。
他写得手酸了，放下笔，揉了揉手腕。窗外的天已经全黑了，没有月亮，只有几颗星星，稀稀拉拉的，像撒在黑布上的几粒米。楼下有人在说话，听不清说什么，只有声音在空气里飘。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风灌进来，带着一股凉意。山里的夜比白天凉多了，他打了个寒噤，但没关窗户。
手机响了。是爷爷。
“继庭，睡了吗？”
“还没。在整理材料。”
“什么材料？”
“一个矿山的。拖欠工资、安全隐患、环境污染，一堆问题。”
爷爷沉默了一下。
“你要查？”
“嗯。”
“查到什么程度？”
“查到。”
电话那头沉默了。陈继庭能听见爷爷的呼吸声，很轻，很慢，像一个人在算着什么。
“继庭，”爷爷终于开口了，“你知道你爸当年在西藏，查过一个案子吗？”
“不知道。什么案子？”
“一个工程队偷工减料，修的桥塌了，死了三个人。你爸查了三个月，查到工程队的老板是当地一个领导的亲戚。他把材料报上去，上面压下来了。他又报，又压下来了。第三次报的时候，有人找他谈话，让他‘注意团结，不要扩大化’。”
爷爷的声音很平，像在讲别人的事。
“你爸没听。他把材料直接寄到了北京。后来那个领导被处理了，工程队的老板被判了刑。但你爸在西藏也待不下去了。那些人明着不敢动他，暗地里使绊子。他的工作调动被卡，生活待遇被降，连出差报销都被人刁难。”
“后来呢？”
“后来他就出事了。”爷爷的声音低了下去，“当然，他出事是意外，跟那个案子没关系。但他在西藏最后那两年，过得很苦。你妈也跟着他受苦。”
陈继庭没说话。
“继庭，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让你别查。是让你知道，查这种事，不是查清楚就完了。查清楚之后的事，比查本身更难。”
“我知道了，爷爷。”
“你不知道。”爷爷的声音突然重了，“你以为你知道，其实你不知道。你爸当年也以为他知道。但真正面对那些事的时候，他才发现，知道和做到之间，隔着一座山。”
陈继庭沉默了一会儿。
“爷爷，那座山，我爸翻过去了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翻过去了。”爷爷说，“但他也留在了山那边。”
陈继庭的鼻子酸了一下。
“爷爷，我会回来的。”
“嗯。”爷爷的声音又恢复了平静，“你回来。我等你。”
挂了电话。陈继庭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窗外。星星还是那几颗，稀稀拉拉的。楼下的说话声没了，整个院子安静得像一口深井。
他坐回桌前，翻开笔记本，继续写。
写到凌晨两点，他把天马矿业的大事年表整理出来了。从1998年改制，到2003年矿工上访，五年的事，浓缩在三页纸上。他把纸钉在一起，放在桌子的正中间。
三页纸。一个矿。五年。几十个家庭。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山风还在吹，凉飕飕的。远处的山黑黢黢的，像一头蹲着的巨兽。他看不见石桥村，看不见老周家的房子，但他知道它们在那边。在山的那边，在黑暗的深处。
他想起老周说的话：“你别让我等太久。我怕我等不了那么久。”
他看了看桌上的三页纸。
不会太久的。
他关了灯，躺下来。床板嘎吱一声响，跟每次一样。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弯弯曲曲的，从这头到那头。
他闭上眼睛。
明天，审计开始。
第一刀，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