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省城的前一晚，陈继庭接到爷爷的电话。
那时候已经十一点多了。他刚把尘肺病救助基金的方案草稿写完，三页纸，密密麻麻的，改了好几遍。桌上的台灯是那种老式的白炽灯泡，瓦数低，光线昏黄黄的，照在纸上像蒙了一层旧报纸。他的眼睛酸了，揉了揉，站起来倒了杯水。水是凉的，有一股铁锈味，跟第一天来的时候一样。
手机响了。他看了一眼屏幕，是爷爷。
“继庭，睡了？”
“还没。在写点东西。”
“写什么？”
“尘肺病救助基金的方案。清江有很多矿工得了尘肺病，没钱治。我想设一个基金，先帮他们解决医疗费。”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爷爷的呼吸声很轻，但能听见。九十二岁了，呼吸比以前慢了，像一台老钟，摆得越来越缓。
“你爸当年在西藏，也碰到过这种事。”
陈继庭没说话。他知道爷爷会继续说。
“那时候他在昌都，有个村子出了麻疹，十几个孩子病了。卫生所没药，最近的医院在两百公里外。他给县里打电话，县里说没车。给地区打电话，地区说等。他等了三天，药没来，一个孩子死了。”
爷爷的声音很平，像在念一份旧报纸。
“你爸急了。他跑到军分区，借了一辆车，自己开车去地区拉药。来回四百公里，路不好走，开了一天一夜。药拉回来了，剩下的孩子救活了。但他因为私自调用军车，挨了个处分。”
“处分？”
“对。记大过一次。组织上说他无组织无纪律，擅自行动。他没争辩，也没解释。后来我问过他，他说：‘处分就处分吧，孩子的命比处分重要。’”
陈继庭握着手机，没说话。
“继庭，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让你学他。是让你知道，有些事，做的时候就知道会有代价。但你得想清楚，这个代价值不值。”
“爷爷，你觉得我爸做得值不值？”
“值。”爷爷的回答很快，像是早就想好了，“那十几个孩子，现在都长大了。有的当了老师，有的当了医生，有的当了兵。你爸虽然不在了，但他们还在。这就值了。”
他停了一下。
“但你要知道，你爸付出的代价，不只是那个处分。他后来在西藏待不下去，跟这件事也有关系。他得罪了人。那些说‘等一等’的人，你爸没听他们的。他们嘴上不说，心里记着。后来你爸出事了，有人说风凉话：‘早就说过他这个人，太冲动，早晚出事。’”
陈继庭的手握紧了手机。
“爷爷，你恨那些人吗？”
“不恨。”爷爷的声音还是那么平，“恨有什么用？你爸都不恨。他走之前跟我说：‘爸，那些人不是坏，是怕。怕担责任，怕出事，怕影响自己的前途。他们不是不想救孩子，是觉得孩子的命没有自己的前途重要。’”
“那不是坏是什么？”
“是自私。”爷爷说，“自私比坏更可怕。坏你知道他在哪儿，可以防着他。自私你防不住，因为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
窗外的风大了，吹得窗户上糊的报纸呼啦呼啦响。陈继庭站起来，把窗户关紧了一些。
“继庭，你那个基金，打算怎么做？”
“明天去省城，找赵安邦。他在省里有人脉，可以帮忙争取专项资金。然后找卫生厅、财政厅，申请职业病防治的拨款。同时，在县里搞募捐。”
“赵安邦？”爷爷想了想，“就是那个在省政协的赵安邦？”
“对。您认识他？”
“不认识。但听说过。当年他在宁川当市长的时候，搞改革，胆子大，得罪了不少人。后来被调到省政协，算是退居二线了。这个人，有本事，也有脾气。你去找他，要客气点。他不是那种喜欢听好话的人，但你得让他觉得你是真心实意想事。”
“我知道。”
“还有，”爷爷说，“你搞这个基金，是好事。但你要记住，钱是救急的，不是救穷的。尘肺病要治，但更要防。矿上的安全条件不改善，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人得病。你这个基金，治标不治本。”
“我知道。基金是临时的。本的问题，还是要让矿上负起责任来。依法办事，该赔的赔，该治的治。”
“那你打算怎么让矿上负起责任？”
“查。查他的账，查他的安全，查他的环保。查出问题，依法处理。处理不了，往上报。报到市里、省里、北京。我就不信，没有人管。”
爷爷笑了一声。那笑声很短，很轻，但陈继庭听见了。
“你这个人，”爷爷说，“跟你爸一样，认死理。但你爸认的是死理，你认的是活理。死理是一条路走到黑，活理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转弯。”
“爷爷，你上次说过了。”
“说过了吗？”爷爷想了想，“说过了就算了。反正你知道我的意思。”
“知道。”
“那就好。去省城注意安全。老吴开车，让他慢点。路不好走。”
“好。”
“继庭。”
“嗯？”
“你妈当年也做过类似的事。在西藏，她教村里的孩子认字。没有课本，她自己编。没有纸，她在石板上写。那些孩子，后来有的考上了大学，走出了大山。你妈走的时候，全村的人都来送。有个老太太，拉着手说：‘你是我们的活菩萨。’你妈说：‘我不是菩萨，我是共产党。’”
爷爷的声音突然有点哑。
“你妈那个人，一辈子没当过大官，没过大事。但她在那些孩子心里，比什么官都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明白就好。去吧。早点睡。”
“爷爷，你也早点睡。”
“嗯。”
电话挂了。陈继庭把手机放在桌上，看着它。屏幕暗了，黑漆漆的，映出他自己的脸——模糊的，看不清表情。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户关紧了，报纸不响了，但外面的风声还能听见。呜呜的，像有人在哭。远处的山黑黢黢的，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知道石桥村在那边。老周在那边，张建国在那边，那些尘肺病人在那边。他们躺在床上，咳血，等着。
他想起爷爷说的话：你妈在那些孩子心里，比什么官都大。
他不需要比什么官大。他只需要让那些人知道，有人记得他们。有人在乎他们。有人在替他们想办法。
这就够了。
他回到桌前，把救助基金的方案又看了一遍。三页纸，改了四五遍。有些地方还是不满意，但差不多了。明天去省城，拿给赵安邦看。他想了想，又在最后一页加了一行字：
“本基金的资金来源包括：政府拨款、社会募捐、企业赞助。其中，企业赞助部分，天马矿业作为清江县最大的矿山企业，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写完之后，他看了看这行字，又看了看。
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他知道，钱大全不会主动承担。但如果他不得不承担呢？如果省里的专项资金下来了，市里的拨款到位了，县里的募捐搞起来了，全社会都看着了，他还能装作看不见吗？
他把方案装进包里，关了灯，躺下来。
床板嘎吱一声响。天花板上的裂缝还在，弯弯曲曲的，从这头到那头。他在黑暗中看着那条裂缝，想起老周。想起他在石桥村的土坯房里，咳嗽的时候用手捂着嘴，手心里有一块红色的东西。
他不能等。老周不能等。张建国不能等。那些尘肺病人不能等。
法律可以等，程序可以等，但人命不能等。
在等不到法律的时候，他得做点什么。
哪怕只是先让他们看一次病，先吃一顿饱饭，先多活一天。
他在黑暗中闭上眼睛。
明天，去省城。
窗外的风小了。楼下的狗不叫了。整个清江安静得像一口深井。
他在深井的底部，慢慢地沉下去。这一次，他没有听见咳嗽声。他听见的是一群孩子在念书，声音脆脆的，甜甜的，像春天的雨水打在石板上。
他不知道这是不是母亲当年在西藏听到的声音。
但他希望，有一天，清江的孩子也能这样念书。在净的教室里，坐在净的课桌前，不用去矿上活，不用得尘肺病，不用在咳嗽的时候用手捂着嘴，手心里有一块红色的东西。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肩膀上。
明天，去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