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28。北京。
礼堂里的闷热是从早上八点开始的。
一千二百名毕业生挤在首都政治大学的礼堂里，黑色的学士袍像一片密不透风的云。空气里混合着汗味、花露水味和印刷品的油墨味——有人把毕业纪念册带到了现场，正忙着签名。
陈继庭坐在第一排。他的学士袍比别人多了一条绶带，红底金边，压在肩上沉甸甸的。旁边的同学李明博凑过来小声说：“继庭，你紧张不？”
“不紧张。”
“骗人。你手心都出汗了。”
陈继庭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确实在出汗。他把手在袍子上蹭了蹭，没说话。
“下面请优秀毕业生代表，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陈继庭同学发言。”
掌声响起来。陈继庭站起来，走向讲台。他走得不快不慢，皮鞋踩在木地板上，发出笃笃的声音。台下有人在看他的绶带，有人在看他的人。他感觉得到那些目光，但不去回应。
讲台上的话筒矮了。他弯腰调了一下，台下有人笑了一声，又很快收住。
他展开讲稿——其实不需要讲稿，这篇东西他改了十一遍，每个字都在脑子里。但他还是把它展开，铺在讲台上。纸是好的，八十克的打印纸，厚实，摸着有安全感。
“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声音从音箱里传出来，在礼堂上空转了一圈又落下来。他自己听着，觉得这声音不太像自己的，太正式了。
“今天我站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他停顿了一下。台下安静了。
“2001年暑假，我去西部一个贫困县做社会调查。那个县有一个铅锌矿，矿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月工资四百块。但这四百块，矿上拖欠了两年。”
他听见有人在翻东西，大概是觉得无聊。他不怪他们。四百块、拖欠工资，这些词在首都政治大学的礼堂里，确实离得很远。
“我采访了一个矿工，大家都叫他老周。四十五岁，看起来像六十岁。他说他最大的愿望不是涨工资，是能在死之前把欠的钱拿回去，给儿子交学费。”
台下有个女生吸了一下鼻子。可能是感冒了。
“我问县里的部，为什么不解决？部说，矿是招商引资来的，要保护者利益。我问，那矿工的利益谁来保护？部沉默了。”
他停了一下，看了一眼台下。一千二百个人，有的在看他，有的在看天花板，有的在看手机。导师林老先生坐在第二排，没看他，在看手里的眼镜。
“回到北京以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学的是法律，讨论的是、法治、权利。但在这个国家的某些角落，有人连最基本的劳动报酬都拿不到。法律对他们来说，是一张废纸。”
那个吸鼻子的女生现在不吸了。她在看他。
“我的导师林先生说过一句话：法学是研究‘应然’的学问，但政治是处理‘实然’的艺术。如果一个学法律的人，一辈子只待在书斋里，那他永远不知道‘应然’和‘实然’之间，到底隔着多少条人命。”
林老先生把眼镜戴上了。
“所以，我选择去基层。不是去镀金，不是去体验生活，是去把‘应然’变成‘实然’——哪怕只能改变一点点。”
他看了一眼最后一页纸。上面只有一句话。
“最后，我想引用爷爷常对我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个党，是靠老百姓用小米养活大的。什么时候忘记了老百姓，什么时候就该垮台了。”
他把讲稿合上。
“我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但我保证，我不会忘记这句话。”
他鞠了一躬。
掌声响起来。不热烈，但很整齐。陈继庭走下讲台，回到座位上。李明博用胳膊肘捅他：“说得真好。”
他没回话。他在想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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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结束后，人群涌向礼堂外面。太阳很大，晒得水泥地发白。有人在扔学士帽，有人在合影，有人在哭。
陈继庭从侧门出来，绕到法学院大楼后面。那里有一排银杏树，树下有几把长椅，现在没有人。他在长椅上坐下来，解开学士袍的扣子，让风吹进来。
手机响了。是爷爷。
“开完了？”
“开完了，爷爷。”
“讲话讲得好吗？”
“还行。”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陈继庭听见爷爷在喘气，很轻，但能听见。九十二了，喘气声比以前重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
“好。回来再说。”
挂了电话。陈继庭把手机放在椅子上，仰头看银杏树。叶子还是绿的，要等到十月才黄。他想，十月的时候他在清江了。清江有没有银杏树？他不知道。
“就知道你在这儿。”
林老先生从大楼的侧门出来，手里拎着一个搪瓷缸子。他走过来，在长椅的另一头坐下，把缸子放在两人中间。缸子里泡着茶，茶叶多得离谱，把水面都盖住了。
“老师。”
“嗯。”林老先生端起缸子喝了一口，烫得龇牙，“你那个讲话，我听了。”
“嗯。”
“你说法律是废纸那段，过了。”
陈继庭没接话。
“不是说你说的不对，”林老先生把缸子放下，“是说在这个场合，没必要。毕业典礼，大家高高兴兴的，你非要说那些。有人不爱听。”
“我知道。”
“知道你还说？”
“因为有人得说。”
林老先生看了他一眼。那眼神不像老师看学生，倒像老木匠看一块不听话的木头——又气又爱。
“你那个论文，《论改革中的法治缺位》，我给了优。”
“谢谢老师。”
“不是因为你写得好。是因为你在想一个真正的问题。”林老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没点，在手指间转来转去，“但你写的那些东西，在书斋里是学问，拿到基层就是刀子。你要想清楚，你要不要当那个拿刀子的人。”
陈继庭想了想。
“老师，如果我不拿，别人也会拿。但别人拿刀，可能是为了人；我拿刀，是为了救人。”
林老先生把烟夹到耳朵上，笑了。
“你这话，像你爷爷说的。”
“您认识我爷爷？”
“何止认识。”林老先生往椅背上一靠，目光越过银杏树的树冠，看着远处的天空，“1962年，我在西藏当兵，你爷爷是军区副司令员。有一回执行任务，我的车翻到沟里了，是你爷爷派直升机把我捞出来的。”
“捞？”
“对，捞。跟捞鱼一样。直升机悬在半空，绳梯放下来，我爬上去。爬了一半，绳梯断了，我挂在半空，底下是悬崖。你爷爷在无线电里喊：‘小鬼，别往下看！’我说：‘首长，我不往下看我也知道下面是悬崖！’他在那边笑。”
陈继庭也笑了。他想象爷爷在无线电里笑的样子。爷爷笑起来声音很大，能把小孩吓哭。
“你爷爷那个人，”林老先生说，“一辈子没变过。该拍桌子拍桌子，该骂娘骂娘。反右的时候，他保了一大批人；文革的时候，他被关了三年，出来还是一样。”
“您觉得，我像他吗？”
林老先生没马上回答。他把耳朵上的烟取下来，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夹回去。
“你像他，也不像他。你有他的骨头，但你没有他的时代。他的时代，靠的是胆量和威望；你的时代，靠的是制度和法律。这是好事，也是难事。好事是，你不用像他那样动不动就搭上性命；难事是，制度建设比冲锋陷阵慢多了，也磨人多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过来。
“清江县的县委书记，孙德明。我在中央党校培训的时候认识的，是个实在人。你去了，可以找他。”
陈继庭接过信封，放进包里。包是母亲留下的，一个黑色的帆布包，拉链坏了，用别针别着。
“还有，”林老先生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继庭，你记住一句话：在基层，没有人会在乎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爷爷是谁。他们只在乎一件事——你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如果你去了半年，什么都没成，那你就是个废物，不管你是谁的儿子、谁的孙子。”
“我记住了，老师。”
“行了，走吧。”林老先生拎起搪瓷缸子，“我也该回去了。老太婆做了饭，凉了就不好吃了。”
他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陈继庭一眼。
“继庭。”
“嗯？”
“清江那个地方，穷。但穷地方的人，心不穷。你去了就知道了。”
他转身走了。银杏树下的影子拉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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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庭在长椅上又坐了一会儿。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李明博。
“继庭，你在哪？全班聚餐，就差你了。”
“我不去了。”
“为什么？你今天可是主角。”
“你们吃吧。我明天走，得收拾东西。”
“那好吧。”李明博犹豫了一下，“继庭，那个……有人说你去基层是镀金，你别往心里去。”
“没往心里去。”
挂了电话。陈继庭站起来，把学士袍脱了，搭在胳膊上。他沿着银杏树下的路走，经过法学院大楼、食堂、图书馆、场。场上有几个男生在踢球，光着膀子，汗津津的，喊声很大。
他站在场边上看了五分钟。
然后他掏出钱包，打开。里面有一张照片，是父母的合影。1995年，西藏昌都，一个小镇上。父亲穿着援边部常穿的夹克衫，灰色，领口磨得发白。母亲穿着一条碎花裙子，头发扎成马尾，笑得很开。
照片是他拍的。那年他十二岁。他记得那天阳光很好，母亲说：“儿子，给我们拍一张。”他按下快门，然后母亲说：“等我们回来，给你带牦牛肉。”
他们没回来。
三个月后，父亲在去一个偏远村寨的路上遇到山体滑坡。车子被埋了。母亲得到消息后赶去，在路上也出了事。
后来他问过很多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人能说清楚。山体滑坡、道路塌方、意外事故。这些词加在一起，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他把钱包合上。
明天，他将去往西南。那个叫清江的地方，在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