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组进天马矿业的那天，清江下了一场雨。
不大，淅淅沥沥的，像有人在头顶筛沙子。陈继庭站在审计局的院子里，看着郑浩带着五个人上了那辆破旧的面包车。面包车是白色的，但白漆已经发黄了，车门上印着“清江县审计局”几个字，字迹模糊，像被雨泡过。郑浩坐在副驾驶座上，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包鼓鼓囊囊的，塞满了表格和账本。
“陈县长，你不去？”郑浩摇下车窗，探出头来。
“你先去。我随后到。”
“那行。”郑浩缩回头，面包车吭哧吭哧地发动了，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在雨里散开。
陈继庭没去天马，是因为老吴告诉他另一件事。
“陈县长，红星矿那边出事了。”老吴早上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昨天下午，矿上的人去县里闹了。说是有半年没发工资了，再不发就要封矿。”
“红星矿不是还在国营手里吗？”
“国营是国营，但没钱啊。年年亏损，全靠县财政补贴。去年补了两百万，今年又要补，财政拿不出钱了。”
陈继庭上了吉普车，老吴开着往红星矿去。红星矿在县城北边，比天马近一些，但路也一样烂。雨不大，但泥路变得滑溜溜的，吉普车在路上扭来扭去，像一条喝醉了的蛇。
“红星矿有多少人？”陈继庭抓着车门上的把手。
“正式工一百二十个，临时工大概七八十个。矿不大，但历史比天马长。五八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就开始挖了，挖了四十多年，快挖空了。”
“既然快挖空了，为什么不关？”
“关了这些人怎么办？”老吴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一百多号人，加上家属，好几百口子。关了就失业，失业就要闹，闹了就要出事。所以一直拖着，拖一天算一天。”
车在一个山坳里停下来。前面是一个矿区，几栋灰色的房子散落在山坡上，房子前面是一个大坑，坑里积着水，水是黄的，上面漂着泡沫。坑边上有一座井架，铁架子锈得通红，像一个站了很久的老人，弯着腰，喘着气。
井架下面站着几个人，看见车来了，往这边走。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一件蓝色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沾着油污，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红红的，像是没睡好觉。
“你们是县里的？”他走到车跟前，声音很冲。
“我是副县长陈继庭。你是？”
“我是红星矿的矿长，姓王，王德贵。”他伸出手来，握了一下，手很粗糙，指节粗大，“陈县长，你来得好。我正要找县里要个说法。”
“什么说法？”
“工资。半年没发工资了。矿上八十多个工人，等着钱吃饭。上个月有人去县里找过，没人管。昨天工人们急了，说要封矿，我拦住了。但拦得了一时，拦不了一世。”
他说话的时候，身后的几个人围了上来。都是矿工，穿着差不多的衣服，脸上差不多的表情——不是愤怒，也不是悲伤，是一种说不清的、空荡荡的东西。像一口井，水了，只剩下黑洞洞的井口。
“王矿长，矿上的情况我了解一些。今天来，就是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看有什么用？”王德贵的声音高了一些，“年年有人来看，看完就走了。走了之后什么也没变。矿还是这个矿，穷还是这个穷，工资还是发不出来。”
他转过身，往矿区里走。陈继庭跟着他。矿区的路是石子铺的，被雨淋湿了，踩上去咯吱咯吱的。经过那堆灰色的房子，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好几块，用塑料布蒙着。有几个人站在门口，看着他们走过去，不说话。
王德贵带着他走进一间屋子。屋子不大，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个文件柜。桌上放着一台老式电话，还有一摞账本。墙上挂着一张矿区的地图，纸已经发黄了，边角卷起来。
“坐。”王德贵指了指椅子。陈继庭坐下来。椅子是木头的，跟信访办那把差不多，硬邦邦的。
“陈县长，我跟你说实话。”王德贵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点上，“红星矿从九八年就开始亏。刚开始亏得少，一年几十万。后来越亏越多，去年亏了两百多万。县里每年补一点，够发工资就不错了，设备维护、安全投入，想都别想。”
他吸了一口烟，烟雾在屋子里散不开，因为窗户关着，玻璃碎了也用塑料布蒙着，不透气。
“井下的设备，大部分是八十年代的，老掉牙了。提升机、通风机、水泵，全是老古董。我打了三年报告，要求更新设备，没人理。去年水泵坏了，淹了三天，差点出大事。”
他把烟灰弹在地上。
“还有安全。井下的支护不行，顶板随时可能塌。我跟县里反映过好多次，安全生产局的人也来看过，看完写个报告，然后就没了下文。”
“王矿长，”陈继庭说，“你刚才说县里每年补一点，具体补多少？”
“去年两百万。前年一百五十万。大前年一百二十万。一年比一年多。”他把烟头按在桌角上，按灭了，“县里也不容易，财政就那么点钱，到处都要用。但矿上的工人等不了。半年没发工资，有人连饭都吃不上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雨还在下，细细的，密密匝匝的，落在窗台上，溅起小小的水花。
“陈县长，我不是要为难你。你刚来，这些事跟你没关系。但你得跟上面说说，给我们一个活路。红星矿是不行了，矿快挖空了，设备也老了，再撑也撑不了几年。但这一百多号人，你得给他们安排个去处。不能就这么扔着不管。”
陈继庭站起来，走到他身边。
“王矿长，你说得对。红星矿确实撑不了几年了。但在关矿之前，工人的工资必须发。这是底线。”
“钱呢？”王德贵转过身来，“没钱拿什么发？”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但你得配合我做一件事。”
“什么事？”
“把红星矿的家底清一清。到底还有多少储量，设备还值多少钱，工人安置需要多少费用。把这些算清楚了，我才好去上面要钱。”
王德贵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信任，也不是不信任，是一种试探——像是在掂量这个人说话的分量。
“你说话算数？”
“算数。”
王德贵沉默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行。我配合你。但你得快。工人们等不了太久。”
陈继庭从红星矿出来的时候，雨停了。天还是灰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塌下来。吉普车的挡风玻璃上全是泥点子，老吴用雨刮器刮了几下，刮不净，越刮越花。
“老吴，红星矿的事，你知道多少？”
“知道一些。”老吴把车开得很慢，路上有积水，怕打滑，“红星矿以前是县里的宝贝，五八年建的，那时候全县的人都去挖矿，热火朝天的。后来慢慢不行了，矿挖得差不多了，设备也老了，人也老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都是些老弱病残。”
“县里就没想过办法？”
“想过。九几年的时候想过改制，找人接手。但没人来。红星矿的储量不多了，接手就是赔钱。后来就不提了，就这么拖着。”
他叹了口气。
“清江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天马是太肥，红星是太瘦。肥的吃不饱，瘦的没得吃。孙书记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
陈继庭没说话。他看着窗外，雨后的山比平时绿一些，树叶上挂着水珠，亮晶晶的。但路上的泥浆还是黄的，坑还是那些坑，破败还是那个破败。
手机响了。是郑浩。
“陈县长，天马这边有点情况。”
“什么情况？”
“账不全。”
“什么意思？”
“天马的财务说，1998年到2000年的账本找不到了。说是搬家的时候弄丢了。”
陈继庭的心沉了一下。
“弄丢了？”
“对。2001年以后的账都在，但之前的没了。说是搬家的时候丢了一箱东西，里面就有那些账本。”
“你信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陈县长，我审计二十年，搬家公司弄丢账本这种事，听过不少。但每一次，都发生在不该被查的企业身上。”
“郑局长，你继续查。把2001年以后的账查清楚。之前的，我来想办法。”
“行。”
挂了电话。陈继庭把手机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
“怎么了？”老吴问。
“天马1998年到2000年的账本丢了。”
老吴的表情变了一下。
“丢了？这么巧？”
“就是这么巧。”
老吴没说话。他把车停在路边，拉上手刹，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点上。
“陈县长，”他吸了一口烟，“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
“天马的事，你查得越深，阻力越大。丢账本只是第一步。后面还会有别的事。”
“什么事？”
“比如，有人来找你谈话。比如，有人给你递条子。比如，有人在背后说你坏话。再比如……”
他没说下去。
“再比如什么？”
老吴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话，但没说出来。
“再比如，有人会告诉你，适可而止，别把自己搭进去。”
他把烟抽完了，在鞋底上按灭。
“陈县长，我不是吓你。我在清江待了十一年，这种事见多了。不是没人想事，是事的人最后都不下去。不是因为他们没本事，是因为这潭水太深，淹得死人。”
“老吴，”陈继庭说，“你怕不怕？”
“我怕什么？我就是个开车的。谁来了我都开车。谁走了我也开车。我怕的是你。”
“怕我什么？”
“怕你跟你爸一样。”
陈继庭愣住了。
“你怎么知道我爸的事？”
老吴没回答。他重新发动了车子，吉普车吭哧吭哧地响了几声，又开动了。
“清江就这么大，什么事都瞒不住。”他说，“你来了之后，有人打听过你。你的家世，你的背景，你在北京的事，都有人打听。”
“谁？”
“不知道。但肯定不是普通人。”
陈继庭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山在往后退，树在往后退，路也在往后退。但有些东西不后退。它们在那里，一直都在那里。
回到县城的时候，已经下午四点了。雨又下起来了，比上午大一些，打在吉普车的顶棚上，噼里啪啦的，像有人在敲鼓。
陈继庭没回信访办，直接去了孙德明的办公室。
孙德明在打电话。看见他进来，对着电话说了句“先这样”，挂了。
“红星矿的事我听说了。”孙德明指了指椅子，示意他坐，“你怎么看？”
“红星矿撑不了几年了。储量快挖空了，设备老化，安全投入不足。与其年年补贴，不如想办法关矿转产。”
“关矿？”孙德明的眉头皱了一下，“一百多号人，怎么安置？”
“先清产核资。算清楚关矿需要多少钱，然后去上面要。省里、市里，一级一级要。清江是国家级贫困县，关矿转产应该能得到支持。”
孙德明没说话。他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茶已经凉了，他喝了一口，皱了一下眉头，又放下了。
“天马那边呢？郑浩跟你说了吧？账本丢了。”
“说了。”
“你怎么想？”
“太巧了。巧得不像真的。”
“当然不是真的。”孙德明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早就知道的事，“账本没丢。是被拿走了。谁拿的，不用我说你也知道。”
“钱大全？”
孙德明没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陈继庭。
“天马的事，比你想象的复杂。钱大全不是一个人，他后面有一张网。你查天马，就是捅这张网。网破了，里面的东西飞出来，咬你一口，你受得了吗？”
“受得了。”
孙德明转过身来，看着他。
“你受得了，清江受得了吗？”
陈继庭站起来，走到他面前。
“孙书记，清江已经受不了了。天马三年不发工资，红星半年不发工资，矿工上访、尘肺病、环境污染。这些问题不解决，清江才真的受不了。”
孙德明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叹了口气。
“行。你要查，我支持你。但你得小心。账本丢了，说明有人已经开始动作了。你要防着点。”
“我知道。”
“还有，”孙德明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给他，“这是省里来的电话记录。昨天下午，省工业厅的一个处长打电话来，问清江的矿业情况。特别问了天马。”
陈继庭接过来看。纸上记着通话时间和内容，字迹潦草，但能认出来。最后一句是：“对方建议，对天马的审计要‘稳妥’进行。”
“稳妥。”陈继庭把纸放在桌上，“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别查太深。”孙德明坐下来，“省里有人打招呼了。不是明着说别查，是暗示。这种暗示，比明说还管用。因为你不听，下一次就不是暗示了。”
“孙书记，你怎么回的？”
“我说，审计是正常的工作安排，没有针对性。”孙德明点了一烟，“但这话他们不信。我也不信。”
他吸了一口烟，烟雾在屋子里散开。
“陈继庭，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审计可以停，红星矿的事可以慢慢来，天马的工资也可以再拖一拖。没人会说你什么。你刚来，不了解情况，很正常。”
陈继庭看着他。
“孙书记，你信这话吗？”
孙德明没回答。
“你不信。我也不信。”陈继庭说，“拖了三年了，还要拖多久？拖到老周死了？拖到张建国死了？拖到那些矿工的孩子长大了，也去矿上活，也拿不到工资，也得尘肺病？”
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重。
孙德明把烟按在烟灰缸里，按灭了。
“你不收手？”
“不收。”
孙德明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雨大了，打在玻璃上，噼噼啪啪的。屋里很暗，他没开灯，两个人的脸都隐在阴影里，看不清表情。
“那就不收。”孙德明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我陪你。”
陈继庭愣了一下。
“你一个人扛不住。两个人，也许能。”孙德明站起来，“我在清江了十二年，该做的事没做，该说的话没说。现在你来了，把我想做不敢做的事做了。我这个当书记的，总不能看着你一个人在前面冲。”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钥匙，放在桌上。
“这是县委机要室的钥匙。有些文件，不在档案室，在机要室。你去看看。”
陈继庭拿起钥匙。铁的，凉的，跟档案室那把差不多，但小一些。
“孙书记，谢谢。”
“别谢我。”孙德明摆了摆手，“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清江。为了那些矿工。”
他走到窗前，推开窗户。雨声一下子大了，哗哗的，带着一股泥土的腥味。
“我在清江长大，在这山里跑了五十年。我知道每一座山叫什么名字，每一条河从哪里来，每一个村子住着什么人。清江穷，穷得让人心疼。但清江的人不坏，他们只是穷。”
他转过身来，看着陈继庭。
“你要是能把天马的事解决了，清江就有希望了。不是因为有那点钱，是因为有人敢动那些不敢动的东西了。这个比钱重要。”
陈继庭站在门口，看着他。
“孙书记，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不是让我失望。是别让清江失望。”
陈继庭走出办公室，轻轻带上门。走廊里很暗，灯没开，只有窗户透进来的光，灰蒙蒙的。他把钥匙攥在手心里，往楼下走。
楼下，老吴在吉普车里等着。雨很大，打在车顶上，像敲鼓。
“怎么样？”老吴问。
“孙书记把机要室的钥匙给我了。”
老吴的表情变了一下。那变化很小，但陈继庭看见了。
“机要室？”老吴的声音低了一些，“那里面的东西，比档案室深多了。”
“我知道。”
“你真要看？”
“要看。”
老吴沉默了一下，发动了车子。
“陈县长，我跟了你这么多天，有句话我一直想说。”
“你说。”
“你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别人来了，先看风向，再站队，再做事。你来了，不看风向，不站队，直接做事。这在清江，是头一份。”
他挂了档，吉普车开出了县委大院。雨刷在挡风玻璃上刮来刮去，吱吱嘎嘎的，但刮不净。雨太大了，前面的路模模糊糊的，看不太清。
“但你也得小心，”老吴说，“有些人，你不动他，他不动你。你一动他，他就咬你。天马背后那些人，不是吃素的。”
陈继庭没说话。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钥匙。铁的，凉的。但握久了，就会热。
雨越下越大了。清江的街道上积了水，吉普车碾过去，水花溅起来，溅到路边的小店门口。店里的人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陈继庭看着窗外的雨，想起老周的话。
“你别让我等太久。我怕我等不了那么久。”
不会太久的。
他在心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