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城比清江大一百倍，也比清江乱一百倍。
陈继庭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老吴把车停在省政府对面的巷子里，熄了火，长长地出了一口气。“陈县长，到了。省政府就在对面。”
陈继庭下了车，站在巷子口看。省政府是一栋灰色的楼，不高，但很宽，像一只趴在地上的巨兽。楼前有一个广场，广场上竖着一旗杆，旗杆上飘着国旗。门口有哨兵，站得笔直，枪扛在肩上，刺刀在阳光下闪了一下。进进出出的人不多，但每一个都走得很快，像是有什么急事。
他整了整衣领，往大门口走。走到哨兵跟前，说了来意。哨兵看了他一眼，指了指旁边的传达室。
传达室里坐着一个老头，戴着老花镜，在看报纸。陈继庭敲了敲窗户，“同志，我找省政协的赵安邦副主席。”
老头抬起头，从老花镜上方看了他一眼。“有预约吗？”
“没有。”
“没有预约见不了。赵主席很忙的。”
“我是清江县的副县长，有重要的事找他。能不能麻烦你通报一下？”
老头又看了他一眼，从上到下。“清江的？你等一下。”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说了几句，挂了。“赵主席今天下午有个会，五点以后可能有空。你五点再来。”
陈继庭看了看表。还有三个小时。“好。我五点来。”
他走出传达室，站在广场上，不知道该去哪儿。省城他不熟，来了也没几次。上一次来还是大学毕业那年，跟同学一起来玩过，逛了逛商场，吃了顿饭，什么都没记住。
“陈县长，怎么样？”老吴从巷子里探出头来。
“五点以后才有空。先找个地方坐坐。”
两个人找了省政府旁边的一家小茶馆，要了一壶茶。茶馆不大，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几幅字，写的是“宁静致远”之类的。老板是个中年妇女，胖墩墩的，脸上擦着厚厚的粉，一笑就掉渣。她把茶端上来的时候，多看了陈继庭两眼。“你们是来省政府办事的？”
“嗯。”
“找哪个部门？”
“政协。”
“政协？”女人撇了撇嘴，“政协的人，清闲。一杯茶，一张报纸，一天就过去了。”
陈继庭没接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苦的，涩得很，不好喝。老吴在旁边坐着，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窗外。
三点半的时候，陈继庭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省城的座机。他接起来。
“陈县长吗？我是赵安邦的秘书，姓刘。赵主席下午的会取消了，你四点过来吧。他在办公室等你。”
“好。谢谢刘秘书。”
挂了电话。老吴看了看表，“四点？还有一个小时。”
“走吧。早点去等着。”
两个人又回到省政府门口。这次传达室的老头没拦他，打了个电话上去，然后给他开了一张条子。“三楼，308。”
陈继庭一个人上了楼。走廊里铺着地毯，灰色的，踩上去没声音。墙上挂着几幅画，都是山水，画得不错，但他没心思看。308在走廊尽头，门关着。他敲了两下。
“进来。”
声音不大，但很沉，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波纹不大，但能感觉到分量。
他推开门，走进去。
办公室不大，但很整齐。一张办公桌，桌上摆着几份文件，一个茶杯，一个烟灰缸。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人。
六十多岁，头发花白，梳得整整齐齐。脸上皱纹不多，但很深，尤其是额头上那三道，像刀刻的。穿着一件白衬衫，袖子卷到手肘，露出黝黑的小臂。他正低着头看文件，听见门响，抬起头来。
眼睛不大，但很亮。看人的时候不眨眼，像是在打量一件东西值多少钱。
“陈继庭？”
“赵主席好。”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陈继庭坐下来。椅子是真皮的，软乎乎的，跟清江那些硬邦邦的木头椅子完全不一样。他坐得不太习惯，身体微微往前倾。
赵安邦没急着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陈继庭。那种看人的方式跟孙德明不一样。孙德明是试探，是掂量，是想知道这个人能什么。赵安邦是审视，是判断，是已经知道这个人能什么，但在想怎么用。
“老林给我打过电话了。”赵安邦开口了，“他说你是个好苗子，让我照顾一下。”
陈继庭愣了一下。林老先生没跟他说这个。
“但我不喜欢照顾人。”赵安邦的语气很平，“你来清江，是来事的，不是来让人照顾的。你能事，我帮你。你不能事，谁照顾你都没用。”
“赵主席，我不是来求照顾的。”
“那你来什么？”
“来求援。”陈继庭从包里掏出那份救助基金的方案，递过去，“清江有三百多个尘肺病人，没钱治。我想设一个救助基金，先帮他们解决医疗费。但县里没钱，我想申请省里的专项资金。”
赵安邦接过方案，翻开来看。他看得很慢，一页一页的，有时候停下来想一想，有时候皱着眉头，有时候点点头。看到最后一页的时候，他的目光在那行字上停了一下：“天马矿业作为清江县最大的矿山企业，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他抬起头来，看着陈继庭。
“天马矿业？”他把方案放在桌上，“就是那个钱大全的天马？”
“赵主席知道天马？”
“知道。”赵安邦点了一烟，吸了一口，“我在宁川当市长的时候，天马就出过事。拖欠工资，矿工上访，闹到市里来了。我批了个条子，让县里处理。后来怎么样了，我也不知道。”
他把烟灰弹在烟灰缸里。
“你查过天马？”
“查过一些。改制的时候有问题，账也不清楚。最近几年的审计报告里提到过违规关联交易，但没人管。”
“那你打算怎么办？”
“先解决尘肺病人的医疗问题。然后慢慢查天马的账。该赔的赔，该罚的罚。”
赵安邦看着他，没说话。他把烟抽完了，在烟灰缸里按灭。
“你知不知道钱大全背后是谁？”
“听说过一些。省里有人。”
“不只是省里。”赵安邦的语气还是很平，“钱大全的合伙人王秀英，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德林的侄女。王德林在省里了二十多年，基很深。你动天马，就是动他。你动得了他吗？”
陈继庭沉默了一下。
“赵主席，我不是要动谁。我是要依法办事。天马拖欠工资，违反劳动法。尘肺病人得不到赔偿，违反职业病防治法。这些事，不管背后是谁，都得管。”
赵安邦看着他，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一闪就没了，像一道闪电。
“你跟老林说的一样。认死理。”
“不是认死理。是认法。”
“法？”赵安邦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他，“我在官场混了三十年，见过太多人拿法说事。有的人是真信法，有的人是把法当刀子使，想砍谁就砍谁。你是哪一种？”
“我是第一种。”
赵安邦转过身来，看着他。
“你怎么证明？”
陈继庭想了想。
“不需要证明。时间会证明。”
赵安邦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他走回来，坐下来，拿起那份方案又看了一遍。
“你这个方案，写得不错。但有几个问题。”他用笔在纸上画了几个圈，“第一，资金来源。你说要申请省里的专项资金，但省里的钱不是你想拿就能拿的。卫生厅、财政厅，哪个部门都要走程序，没有半年下不来。”
“我等不了半年。”
“等不了也得等。”赵安邦的语气硬了一些，“你急，我比你更急。但急没用。在省里办事，就得按省里的规矩来。你不是学法律的吗？法律讲程序。省里的钱，也有程序。”
他把方案放下，靠在椅背上。
“第二，你说要让天马承担社会责任。这个话，说得对，但没用。钱大全是什么人？商人。商人的脑子只有两个字：利益。你跟他讲社会责任，他听不懂。你得让他知道，不承担这个责任，他的损失比承担更大。”
“怎么让他知道？”
“查他。查他的税，查他的安全，查他的环保。查出问题，该罚的罚，该停的停。他怕的不是责任，是损失。你让他损失了，他就知道什么叫社会责任了。”
陈继庭在笔记本上记下来。
“第三，”赵安邦看着他，“你一个人不行。你在清江，有孙德明支持你，这很好。但在省里，你也要有人。我不是说我，我是说你要把清江的情况报上去，让省里知道。不是告状，是汇报。把问题摆出来，把数据摆出来，把矿工的情况摆出来。省里的领导不是瞎子，看到了，总有人会管。”
“赵主席，你能帮我吗？”
赵安邦沉默了一会儿。
“我能帮你把方案递上去。卫生厅、财政厅，我认识几个人，可以打个招呼。但具体的，得你自己去跑。我不能替你跑。”
“够了。谢谢你，赵主席。”
“别谢我。”赵安邦摆了摆手，“我帮你，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清江那些矿工。”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外面的阳光照进来，亮得刺眼。陈继庭眯了一下眼睛。
“我在宁川了八年，”赵安邦的声音低了下来，“那八年，我搞改革，搞发展，搞了很多事。有人说我是改革闯将，有人说我是蛮的疯子。我自己觉得，我得不错。宁川从一个穷地方变成了全省经济最强的市。”
他转过身来，看着陈继庭。
“但我也了很多错事。为了发展，我引进了一些企业，没管好。那些企业赚了钱，但也污染了环境，坑了工人。天马就是其中之一。当年天马来清江，是我批的。我觉得有企业来是好事，没想那么多。现在想想，是我害了清江。”
他的声音有点哑。
“所以你现在做的事，也是在替我补过。我帮你是应该的。”
陈继庭站起来。
“赵主席，不是替你补过。是替清江做事。”
赵安邦看着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次笑得比刚才长一些，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像一张被揉皱的纸慢慢铺平。
“你这个人，”他说，“比我会说话。”
“不是会说话。是实话。”
“实话也好，假话也好，能办事就行。”赵安邦走回桌前，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小刘，你进来一下。”
秘书进来了。是个年轻人，三十出头，戴着眼镜，很斯文的样子。
“这是陈继庭，清江县的副县长。他有个方案，你帮他看看，改改，然后帮我递到卫生厅和财政厅。跟那边打个招呼，说是我推荐的。”
“好的，赵主席。”
“还有，”赵安邦看了陈继庭一眼，“你留个电话给小刘。有什么事，直接找他。”
陈继庭把电话号码留给刘秘书，然后转过身来，对着赵安邦鞠了一躬。
“赵主席，谢谢你。”
“别鞠躬。”赵安邦皱了皱眉头，“我又不是死了。你好好事，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他伸出手来。陈继庭握住了。赵安邦的手很硬，很有力，不像六十多岁的人。握了一下，松开。
“去吧。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好。”
陈继庭走出办公室，轻轻带上门。走廊里还是很安静，地毯踩上去没声音。他走到楼梯口，回头看了一眼。308的门关着，关得很严实，什么都看不见。
但他知道，门后面那个人，曾经是宁川的改革闯将，现在是一个退居二线的政协副主席。他帮不了太多，但他愿意帮。这就够了。
他下了楼，走出省政府大门。老吴在巷子口等着，看见他出来，赶紧迎上来。
“怎么样？”
“赵主席帮我们把方案递上去。”
“那太好了！”老吴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怎么说？省里能给钱吗？”
“不一定。但至少有人帮我们递话了。”
“那就好。那就好。”老吴搓了搓手，“陈县长，你在省城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回去吧。”
“现在回去？天都快黑了。”
“天黑也得回去。清江还有人在等。”
老吴看了看他，没说什么，转身往停车的地方走。陈继庭跟在后面，走在省城的街道上。正是下班时间，街上人多车多，吵吵嚷嚷的。有人赶着回家，有人赶着去吃饭，有人赶着去约会。每个人都很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
他想起清江。想起那些坐在信访办门口的人，那些在矿上活的人，那些躺在床上咳血的人。清江没有下班时间，因为清江的人没有班可下。他们每天都在等，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结果。
上了车，老吴发动了车子。吉普车吭哧吭哧地响了几声，开出了省城。
上了高速之后，天就黑了。高速上的车不多，路灯也不亮，隔很远才有一盏，光柱在黑暗里一闪一闪的。陈继庭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什么都看不见，只有自己的倒影映在玻璃上，模糊的，看不清表情。
“陈县长，”老吴开口了，“你觉得省里会给钱吗？”
“不知道。”
“那你还来？”
“来了就有希望。不来，连希望都没有。”
老吴沉默了一下。
“你说得对。不来，连希望都没有。”
车在黑暗里开着，往清江去。清江在几百公里外，在山的那边，在黑暗的深处。那些人在等他回去。
他闭上眼睛。
今天在省城，他做了一件事。不大，但也不小。他把一份方案递了上去。这份方案，也许能帮那些尘肺病人看一次病，吃一顿饱饭，多活一天。也许不能。但他做了。
这就够了。
窗外的风呼呼的，车在高速上跑得很稳。老吴开了一天的车，累了，打了个哈欠。
“老吴，累了就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
“没事。再开两个小时就到家了。”
家。陈继庭在心里琢磨这个词。清江是他的家吗？不是。他的家在北京，在军区大院里，在爷爷身边。但清江，好像也在变成他的家。不是因为有床有桌子有食堂，是因为有人在等他。等他回去，等他把那些事办完，等一个说法，等一个结果。
有人在等的地方，就是家。
他翻了个身，把脸靠在车窗上。玻璃是凉的，贴着皮肤很舒服。窗外的黑暗里，偶尔有一盏灯闪过，像一颗流星，亮一下就灭了。
他想起赵安邦说的话：“我在宁川了八年，了很多事，也了很多错事。”
每个人都会错事。但有些人了错事，装作没。有些人了错事，承认自己了，然后想办法补过。赵安邦是后一种。
他想起爷爷说的话：“你妈在那些孩子心里，比什么官都大。”
他不需要比什么官大。他只需要让清江的人知道，有人记得他们。有人在乎他们。有人在替他们想办法。
这就够了。
车在黑暗里开着。远处的天边有一道白光，那是月亮要出来了。月亮从云层后面探出头来，清冷的月光洒在公路上，像一层薄薄的霜。
陈继庭看着那道白光，想起老周。想起他在石桥村的土坯房里，咳嗽的时候用手捂着嘴，手心里有一块红色的东西。
他不能等。老周不能等。那些尘肺病人不能等。
车往清江开。月光照着路。他在月光里闭上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