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室在县委主楼的一层最里头，挨着水泵房。
陈继庭是第二天早上去的。星期六，机关不上班，整栋楼里安静得像一座坟墓。走廊里没开灯，只有尽头的窗户透进来一点光，灰蒙蒙的，照在地上像一层薄霜。他打着手电筒走的，手电是地摊上买的，五块钱一把，光柱散得很开，照不远，但够用了。
档案室的门是铁皮的，刷着绿漆，漆皮鼓起来一块一块的，像长了一身的脓疮。他掏出孙德明给的钥匙，进锁孔里，拧了两下，没拧动。又拧了一下，咔哒一声，锁开了。
门推开的时候，一股霉味扑面而来。那味道很冲，像是陈年的报纸、发的布料和老鼠屎混在一起，在密闭的空间里发酵了不知道多少年。他被呛得退了一步，站在门口等了一会儿，等那股味道散一散，才走进去。
里面很暗。他摸到墙上的开关，按了一下，灯没亮。又按了一下，还是没亮。他把手电筒举起来，光柱在房间里扫了一圈。
房间不大，大概二十来平米。四周靠墙摆着一排铁皮柜子，柜子和柜子之间的过道只够一个人侧身走。中间还有一张长桌，桌上堆着纸箱子，纸箱子上面摞着更多的纸箱子，歪歪斜斜的，像是随时会倒。地上也有东西——几个破纸箱、一捆旧报纸、一台落满灰的打印机。墙角有一张蜘蛛网，蜘蛛不在家，网上挂着几只瘪的飞蛾。
他走到最里面的柜子前，拉开第一扇柜门。柜子里塞满了文件袋，有的用绳子捆着，有的用橡皮筋箍着，有的就那么散着。他随便抽出一个袋子，打开，里面是一份1998年的文件，关于乡镇换届选举的。不是他要找的。
他又开了第二个柜子。还是乡镇的。第三个，农业局的。第四个，水利局的。
他一个一个柜子翻下去，翻到第六个柜子的时候，看到了“工业局”三个字。他把这个柜子里的文件袋全部搬出来，放在中间的长桌上。桌上的灰很厚，他一放上去，灰就扬起来，在手电筒的光柱里飘，像下雪。
他坐下来，开始翻。
第一个袋子：1998年，天马矿业改制方案。文件是打印的，盖着工业局的公章，还有县政府的章。他快速看了一遍，大意是天马矿业由国营改为民营，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转让矿权。招标公告发出去之后，有三家公司报名，最后中标的是一家叫“天马实业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代表叫钱大全。
他记下了这个名字。
第二个袋子：天马矿业的资产评估报告。厚厚的一摞，全是表格和数字。他翻了翻，看不太懂，但注意到最后一页的评估结论：天马矿业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三百二十万元。
三百二十万。一个矿，三百二十万。他皱了皱眉，把数字记下来。
第三个袋子：招标文件。包括招标公告、投标书、中标通知书。投标书有三份，他一份一份地看。第一份是省城一家公司的，报价三百五十万。第二份是本省另一家公司的，报价三百三十万。第三份是天马实业的，报价三百二十万。
最低价中标。他摇了摇头，继续往下翻。
第四个袋子：转让合同。厚厚的一摞，密密麻麻的条款。他逐条看过去，看到付款方式的时候停住了——分期付款，首付百分之二十，余款分五年付清。
三百二十万的矿，首付六十四万就拿走了。
他把合同放下，靠在椅背上。椅子是木头的，一靠就嘎吱一声。他仰着头，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蝴蝶，两只翅膀伸得很开。
他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
一个矿，三百二十万就卖了。首付六十四万。分期五年。这不是卖矿，这是送矿。
他睁开眼睛，继续翻。
第五个袋子：天马实业的企业登记资料。他抽出来看——注册资本五百万，成立时间1998年3月，也就是招标前两个月。法人代表钱大全，股东有两个：钱大全，出资四百万；另一个叫王秀英的，出资一百万。
王秀英。他记下这个名字。
他又翻了翻，在袋子最底下找到一张纸，是股东出资的银行凭证复印件。他拿起来看，借着手电筒的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认。钱大全的四百万，来自一笔贷款，贷款方是省城的一家银行。王秀英的一百万，来自一张支票，支票的出票人是一个叫“宏达贸易公司”的单位。
宏达贸易。他又记下一个名字。
他把这些文件摞在一起，放在桌子的左边。然后继续翻剩下的袋子。
后面的袋子里，大多是些常的文件——年度报告、安全检查记录、环保检查记录。他粗略地翻了翻，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但在倒数第二个袋子里，他找到了一份1999年的审计报告。
他打开来看。审计是县审计局做的，针对的是天马矿业改制后的经营情况。报告里提到几个问题：一是矿权转让后，天马实业未按合同约定足额缴纳转让余款；二是企业存在违规关联交易，涉嫌转移资产；三是安全生产投入不足，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报告的最后一页，有一段手写的批示。字迹潦草，但他认出来了——是孙德明的字。批示只有一句话：“请工业局核实情况，提出处理意见。”
他看了看期：1999年12月。
三年多了。这个批示，三年多没人管。
他把这份报告放在那摞文件的上面，继续翻最后一个袋子。
最后一个袋子是空的。
他愣了一下，把袋子翻过来，抖了抖，什么也没有。袋子的封口处贴着一条胶带，胶带上写着两个字：“已借”。字迹很新，像是最近才写的。
有人借走了。借走了什么？谁借的？
他把空袋子放在一边，看了看桌上那摞文件。五个袋子，十几份文件，在他面前摊开着。手电筒的光照在上面，纸页发黄，字迹模糊，但那些数字还在——三百二十万，六十四万，五年，四百万，一百万。
这些数字后面，是一个矿。一个养活了大半个清江的矿。一个让矿工三年拿不到工资的矿。一个让三十二岁的男人得了尘肺病、让三十九岁的男人死了、让五岁的孩子没了爹的矿。
他把文件收进袋子里，五个袋子，摞在一起，用一绳子捆好。他看了看那个空袋子，犹豫了一下，也拿上了。
走出档案室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亮得刺眼。他眯着眼睛往外走，手里拎着那捆文件，沉甸甸的。
走到门口的时候，碰到了老吴。
老吴正蹲在台阶上抽烟，看见他出来，站起来，把烟掐了。
“陈县长，你一上午都在里面？”
“嗯。”
“早饭吃了没？”
陈继庭愣了一下。他忘了。
老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馒头，用塑料袋包着的，递给他。“食堂的，我给你留的。知道你一活就忘吃饭。”
陈继庭接过来，咬了一口。馒头是凉的，硬了，但能吃。他嚼着馒头，把手里的文件递给老吴。
“帮我放到车上去。”
老吴接过来，掂了掂。“这么多？都是什么？”
“天马的。改制时候的文件。”
老吴的表情变了一下，但没说什么。他把文件放到吉普车的后座上，关上门。
“老吴，”陈继庭把最后一口馒头塞进嘴里，“档案室里有个袋子是空的，封口上写着‘已借’。谁借的？借了什么？”
老吴想了想。“这个我不清楚。档案室归县委办管，钥匙在文书那里。你要查借阅记录，得问文书小郑。”
“小郑今天上班吗？”
“星期六，不上。星期一我帮你问。”
“好。”
陈继庭上了车。老吴发动了车子，吉普车吭哧吭哧地响了几声，开出了县委大院。
“去哪儿？”老吴问。
“去石桥村。”
“石桥村？”老吴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今天去？路不好走。”
“路不好走也得去。我要找老周。”
老吴没再说什么。他把方向盘往左打了一把，车拐进了一条岔路。
路越走越窄，越走越烂。柏油路没了，变成碎石路。碎石路没了，变成泥路。泥路上全是坑，一个接一个，吉普车像一只醉酒的蛤蟆，左摇右晃的。陈继庭抓着车门上方的把手，身体随着车子一起一伏，骨头都快散了。
“这条路，”老吴说，“是清江最烂的路。石桥村在山上，海拔一千多米，冬天大雪封山，半年出不来。”
“村里有多少人？”
“不多，百十户吧。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地不好种，全是坡地，种苞谷、洋芋，够吃就不错了。”
“老周家在哪？”
“老周啊……”老吴想了想，“到了村里问吧。他在矿上了好些年，回来没多久，大家都知道他。”
车子又开了半个多小时，在一个山坳里停了下来。前面没路了，只有一条窄窄的土路，弯弯曲曲地往山上延伸，两边是密密的灌木丛。
“到了，车只能开到这里。上去还要走一个多小时。”
陈继庭下了车。山里的空气很凉，跟县城里完全不一样。县城里是闷热的，这里却是清冷的，带着一股草木的腥味。他深吸了一口气，肺里凉丝丝的。
“老吴，你在这里等我。我一个人上去。”
“你一个人行吗？路不好走。”
“行。”
他沿着土路往上走。路很窄，只够一个人走，两边是密密麻麻的灌木，枝丫伸出来，刮着他的胳膊和裤子。走了十几分钟，裤子膝盖的位置就被刮了一个口子。他没管，继续走。
走了大概半个小时，路变宽了一些，能看到两边的坡地了。坡地上种着苞谷，苞谷秆子一人多高，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地响。地里的土是红色的，得裂了缝，苞谷长得稀稀拉拉的，像是营养不良。
又走了二十来分钟，看见了房子。几间土坯房散落在山坡上，墙是黄的，顶是黑的，远远看去像几块发霉的豆腐。有的房子门口坐着人，看见他来了，抬起头看，又低下头去，不说话。
他走到第一间房子前，问一个坐在门口的老太太：“老人家，周德厚家在哪？”
老太太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用手指了指上面。
他往上走。又走了几分钟，看见一间房子，比别的都破。墙上的泥皮掉了一大片，露出里面的土坯，土坯也碎了，用石头填着。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多，用塑料布盖着，塑料布被风吹得呼啦呼啦响。门口堆着一些柴火，柴火上晾着几件衣服，都是旧的，有的补了补丁。
门口坐着一个女人，三十来岁，瘦，脸色发黄，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花衬衫。她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睡着了。她看见陈继庭走过来，眼睛里闪过一丝警惕。
“你找谁？”
“找周德厚。他在家吗？”
“你谁啊？”
“我是县政府的。姓陈。”
女人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朝屋里喊了一声：“老周，有人找！”
屋里有人咳嗽了一声。然后脚步声，很慢，一步一步的，像拖着什么重东西。
老周出现在门口。
他没穿那件灰色夹克，只穿了一件背心，背心上破了几个洞，露出瘦骨嶙峋的膛。他看见陈继庭，愣了一下。
“陈县长？”
“老周。”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
老周看着他，那眼神跟火车上不一样，跟街上也不一样。火车上是看一个陌生人，街上是看一个“上面来的部”，现在是看一个人——一个走了两个小时山路来看他的人。
“进来坐。”
陈继庭弯腰进了门。
屋里很暗，只有从门口和窗户透进来的光。窗户上没有玻璃，用塑料布蒙着，塑料布上破了几个洞，风从洞里灌进来，凉飕飕的。屋子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角堆着几个编织袋。地上是泥的，坑坑洼洼的，踩上去有点软。
老周的女人没进来，抱着孩子坐在门口。孩子在哭，她哄着，声音很低，像是在哼歌。
“坐。”老周指了指椅子。
陈继庭坐下来。椅子是竹子的，坐上去吱呀吱呀的，有一条腿短了一截，垫着一块砖头。
老周在对面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叼在嘴上。他没点，就那么叼着。
“陈县长，你来找我，不是为了看我吧？”
“也是为了看你。也有别的事。”
“什么事？”
“天马的事。我在查。”
老周把烟从嘴上拿下来，在手里转着。
“查到了什么？”
“查到了不少。改制的时候，三百二十万就把矿卖了，首付才六十四万。钱大全的公司是招标前两个月才成立的，注册资本五百万，全是借的。还有，1999年的审计报告就指出天马有问题，但没人管。”
老周听着，没说话。他把烟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昏暗的屋子里散开。
“陈县长，你知道这些有什么用？”
“有用。这些都是证据。”
“证据？”老周笑了一声，没什么笑意，“证据有什么用？钱大全在清江了五年了，谁不知道他那些事？知道有什么用？能动他吗？”
“能。”
老周看着他，眼睛眯了起来。
“你真要动他？”
“真要动。”
老周沉默了很久。他把烟抽完了，在鞋底上按灭，然后又点了一。
“陈县长，我跟你说个事。”
“你说。”
“天马的事，不是钱大全一个人的事。他背后有人。省里的。具体是谁，我不知道，但肯定有。有一回我在矿上值班，半夜看见一辆车来了，省城的牌照，下来的那个人，穿得很好，钱大全亲自出来接的。两个人进了办公室，说了很久的话。第二天，县里来了个文件，说天马的税费减免一半。”
他吸了一口烟。
“还有，矿上的安全一直是个大问题。井下的支护不行，顶板随时可能塌。我跟矿上反映过好多次，没人管。去年塌了一次，埋了一个人，赔了八万块了事。后来我才知道，那八万块不是矿上出的，是县里出的。从财政拿的钱。”
“县里出的？”
“对。财政拿的钱。矿上不出，县里出。你想想，矿上的利润去哪了？为什么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老板还能开大奔？”
他把烟灰弹在地上。
“陈县长，你要查，我不拦你。但你得小心。钱大全这个人，手眼通天。你动他，他不会坐着等你动。”
“我知道。”
“还有，”老周看了他一眼，“你别一个人。一个人不成。你得找人帮忙。孙书记那边——”
“孙书记知道。他给了我钥匙。”
老周的眼睛亮了一下，但很快又暗了。
“孙书记……他胆子小。他不是不想动，是不敢动。他在清江了十二年，什么都知道，就是不敢动。”
“这次他动了。”
“希望吧。”老周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面的山，“陈县长，我在这山里活了四十五年。小时候穷，吃不上饭。长大了去矿上活，累死累活，还是穷。现在病了，不动了，更穷。我不知道你们说的那些大道理，什么改革、什么发展、什么法治。我就知道一件事——人得活着。活着就得吃饭。吃饭就得有钱。我的钱在天马压了三年了，我得拿回来。”
他转过身来，看着陈继庭。
“我不怕死。我得了这个病，也活不了几年了。但我不想白死。我想让那些欠我钱的人知道，他们欠的不是一笔账，是一个人的命。”
陈继庭站起来，走到他面前。
“老周，你的钱，我帮你拿回来。张建国的钱，赵大嫂的钱，那些矿工的钱，我都帮他们拿回来。”
“拿回来之后呢？”
“之后，清江就不会再有天马这种事。”
老周看着他，看了很久。
“陈县长，我信你。但你别让我等太久。我怕我等不了那么久。”
他说完，咳嗽了一声。那咳嗽很重，像是要把腔里的什么东西咳出来。他用手捂住嘴，咳完了，手心里有一块红色的东西。他飞快地把手背到身后，在裤子上擦了擦。
陈继庭看见了。但他没说什么。
他走出屋子，站在门口。山风吹过来，凉飕飕的，带着一股草木的腥味。远处的山一层一层的，近的是绿的，远的是蓝的，最远的跟天连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山哪是天。
那个女人还坐在门口，抱着孩子。孩子醒了，不哭了，睁着大眼睛看他。那眼睛很黑，很亮，像两颗葡萄。
他想起赵大嫂的孩子，也是这样的眼睛。
“嫂子，”他说，“孩子的眼睛像你。”
女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一下。那笑容很淡，一闪就没了，像山风吹过水面。
他沿着土路往下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老周站在门口，灰色的背心，瘦削的身影，像一棵长在石头缝里的树，歪歪斜斜的，但还站着。
他转过头，继续往下走。
下山比上山快。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到了停车的地方。老吴在车里睡着了，头歪在一边，嘴角流着口水。他敲了敲车窗，老吴醒过来，揉了揉眼睛。
“回来了？”
“嗯。”
“老周怎么样？”
“不好。尘肺病，在咳血。”
老吴沉默了一下。
“他那个病，是矿上得的。在井下了八年，天天吸粉尘，不得病才怪。”
“老吴，”陈继庭上了车，“你认识王秀英吗？”
“王秀英？”老吴想了想，“不认识。谁啊？”
“天马矿业的股东。钱大全的合伙人。”
“没听说过。你要查她？”
“嗯。”
“那我帮你问问。县里工商局的人我认识几个，可以打听一下。”
“好。还有一件事，档案室有个袋子被人借走了，你帮我问问小郑，谁借的，借了什么。”
“行。”
车开了。在颠簸的山路上，陈继庭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
他在想老周说的话：你别让我等太久。我怕我等不了那么久。
他在想老周咳血时飞快擦掉的动作。他在想赵大嫂孩子的眼睛。他在想张大叔坐在台阶上等的样子。
他在想那堵墙。所有人都知道有问题，但所有人都装作不知道。所有人都知道该办，但所有人都说办不了。
他睁开眼睛，看着窗外。山在往后退，树在往后退，天也在往后退。但有些东西不后退。它们在那里，一直就在那里，等着有人来。
他摸了摸包里的文件。五个袋子，十几份文件。这是第一步。后面还有很长的路。
但他不怕路长。
他怕的是没人走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