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你为什么要走镖？”
“因为我爹只有我一个孩子。”我说，“镖局总要有人接手。”
“你想接吗？”
我想了想：“想。也不想。”
“为什么想？”
“因为那是我爹的东西。他守了一辈子，不能让它没了。”
“为什么不想？”
“因为...”我放下馕饼，看着碗里的汤，“因为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江南很好，但太小了。我想去北边看看草原，去西边看看沙漠，去南边看看大山，去东边看看大海。”
“那你为什么来河西？”
“我说过了，有人托我来的。”
“不是。”他摇头，“我是问你，为什么留在这里。你可以看完就走，回去看你的草原、沙漠、大山、大海。你为什么留下来？”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在阳光下是深褐色的，像秋天翻过的土地，裂的，粗糙的，但能种出庄稼。
“因为你。”我说。
他没说话。他的眼睛眨了一下，很慢，像是不确定自己听到了什么。
“因为你站在城墙上的样子。”我说，“因为你在场院上看麦子的样子。因为你在牢房里给人送糖的样子。因为你喝汤不出声音的样子。因为你小指弯着的样子。”
我说得很慢，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因为你明明可以不管这些，但你管了。因为你明明可以走，但你站住了。因为你明明可以死，但你活着。”
他的手指在桌上动了一下，像是要握拳，又松开了。
“这些理由够不够？”我问。
他没回答。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阳光照在他背上，把甲胄上的划痕照得清清楚楚。他站了很久，久到馕饼凉了，久到羊肉汤上结了一层膜。
“沈昭宁。”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
“嗯？”
“你说的那些地方，”他顿了顿，“草原，沙漠，大山，大海。”
“嗯。”
“我都没去过。”
阳光照着他的背影，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长长的，瘦瘦的。他站在那里，像一个被钉在框子里的人，框子外面是整个世界，但他出不去。
“等河西安定了，”我说，“我陪你去。”
他转过身来。
阳光照在他脸上，照在那道疤上，照在眼底的血丝上，照在鬓角的白头发上。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但最后只是笑了一下。
那个笑很轻，很淡，像沙地上被风吹出的波纹，出现一瞬就消失了。
但那一瞬间，他的眼睛是亮的。
很亮。
比祁连山的雪还亮。
下午的时候，他带我去了城北的军营。
军营在城墙外面，往北走三里地，在一片沙地上扎着营帐。营帐是黑色的，用骆驼毛织的，又厚又密，风沙打在上面沙沙响。营帐之间用木栅栏隔开，栅栏外面挖了一道壕沟，沟底着削尖的木桩。
“这是前哨。”张淮深指着营帐，“回鹘人要是来了，这里最先接敌。”
“多少人？”
“五百。”
“够吗？”
“不够也得够。”他翻身下马，把我接下来，“这里要是破了，城下无险可守。”
营帐里的士兵正在吃饭。他们蹲在地上，捧着碗，碗里是稀粥和馕饼。粥很稀，能看见碗底，馕饼是凉的，硬邦邦的。但他们吃得很认真，一口一口地嚼，没有人说话。
一个年轻的士兵看见张淮深，站起来要行礼，被他按住了。
“吃你的。”他说。
“节度使吃了吗？”士兵问。
“吃了。”
“骗人。”我在旁边说。
张淮深瞪了我一眼。那个士兵看着我，眼睛亮了一下：“这位是...”
“江南来的。”张淮深说，“姓沈。”
“沈姑娘好！”士兵笑得露出白牙，“江南好哇，江南出美人！”
这话跟城门口那个老妇人说的一模一样。我看了张淮深一眼，他的耳朵尖又红了。
“吃你的饭。”他说。
士兵缩了缩脖子，蹲回去继续吃。
我们穿过营帐，走到最北边的一道栅栏后面。栅栏外面是一望无际的荒漠，灰黄色的，一直延伸到天边。地上长着骆驼刺和梭梭柴，稀稀拉拉的，像癞痢头上的头发。
“回鹘人从那边来。”张淮深指着北方，“骑马，一天就能到。”
“你怕吗？”我问。
他想了想。
“怕。”他说，“但不是怕死。”
“怕什么？”
“怕守不住。”他看着远方，声音很轻，“怕我死了以后，河西又变成以前的样子。那时候没有归义军，没有城墙，没有渠水。回鹘人来了就抢，抢完就走，走了又来。地里种不出庄稼，人都跑了，城都空了。”
他停了一下。
“我叔父用了二十年才把河西收回来。我不能让它再丢。”
“你叔父？”
“张议。”他说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不一样的东西，像是尊敬，又像是别的什么，“归义军是他建的。他带着河西人把吐蕃人赶走了，把唐军的旗重新在城头上。”
“他还在吗？”
“在长安。”他说，“圣人把他留在长安，不让他回来。”
“为什么？”
“因为圣人怕他。”他苦笑了一下，“怕他在河西待久了，就不听朝廷的了。”
风吹过来，卷起沙子打在脸上。他眯起眼，看着北方，那道疤在风里显得更深了。
“所以你一个人扛着。”我说。
“不是一个人。”他说，“还有他们。”他朝身后努了努嘴。
我回头看，那些蹲在地上喝粥的士兵，那些站在栅栏后面放哨的士兵，那些在营帐里擦刀的士兵。他们穿着破旧的铠甲，吃着稀粥和硬馕饼，站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面对着随时会来的敌人。
“他们为什么留下来？”我问。
“因为这里有他们的家。”他说，“有他们的地，有他们的渠，有他们的庄稼。他们守的不是我的城，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