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回答，嘴角动了动，转身继续看北方。
我走到他身边，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北边是一片黑暗，什么都看不见。只有风从那边吹过来，带着沙土和草的气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腥气，像铁锈，又像血。
“那边有什么？”我问。
“什么也没有。”他说，“六十里荒漠，过了荒漠是回鹘人的牧场。”
“你在看什么？”
“看有没有火光。”他指了指远处的黑暗，“回鹘人夜袭会点火把，十里外就能看见。”
“今天有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还看？”
他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不看，”他说，“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
天慢慢亮了。
先是东边的天际线变成橘红色，然后橘红变成金黄，金黄变成白，白得发蓝。然后太阳冒出来了，先是半个，然后整个，圆圆的，红红的，像一块烧红的铁，被谁从炉子里夹出来，搁在天边。
光从东边漫过来，一寸一寸地铺过大地。先照亮了祁连山的雪顶，雪变成金色，闪闪发光；然后照亮了绿洲，树和庄稼从黑暗里浮出来，像从水里捞出来的；然后照亮了渠水，水变成一条金带子，弯弯曲曲地伸向远方；最后照亮了城墙，照亮了垛口后面站着的士兵，照亮了他们的铠甲和矛尖，照亮了张淮深的脸。
晨光照在他脸上的时候，我终于看清了他。
他的脸比昨晚看起来更瘦。颧骨高耸，脸颊凹陷，太阳那里有一青筋，在皮肤底下微微跳动。眼窝深陷，眼眶发青，是那种很久没睡过好觉的青。嘴唇裂，下唇那道竖纹更深了，像刀口。胡茬又长出来一些，青灰色的，有几白的，在下巴上扎着。
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晨光照进去，把那些血丝照成金色，瞳孔是深褐色的，边缘有一圈琥珀色的光，像被太阳烧穿了。
“看够了？”他忽然说。
我别过头，假装看城下。
城墙下面是一片空地，空地上站满了士兵。他们排成方阵，黑压压的一片，少说也有上千人。铠甲在晨光下反着光，像一片铁做的湖。方阵前面站着几个将领，其中一个就是刚才在台阶上碰到的那个花白头发的。
“李明远，”我指着那个人，“他是谁？”
“归义军的老将。”张淮深说，“打过二十年的仗，身上的伤比我多。”
“他刚才跟你吵什么？”
张淮深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
“我听见了。”我说，“收粮的事。”
他沉默了一会儿。
“你觉得呢？”他问。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他眉毛挑了一下。
“但你说的更有道理。”我接着说，“粮要收，但不能现在收。回鹘人就在北边，把人都撒到地里去，就是送死。”
“那你说怎么办？”
“分两步。”我指着城下的方阵，“兵分两路，一路守城，一路收粮。守城的在北边扎营，挡住回鹘人；收粮的从南边开始收，收完一车运一车，不囤在地里。”
他看着我，眼睛里有种奇怪的光。
“你学过兵法？”
“没有。”我说，“我学过走镖。江南的镖局，走一趟镖要过三道匪关，跟打仗差不多。”
“差很多。”他说，“匪要钱，回鹘人要命。”
“道理一样。匪要钱，你给钱就不你；回鹘人要粮，你把粮收了，他们抢什么？”
他沉默了很久。
晨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城墙上，长长的，瘦瘦的，像一棵长在石头缝里的树。他的嘴唇动了动，像是要说什么，但最后什么都没说。
“张淮深。”我叫他。
“嗯？”
“你在想什么？”
“在想你说的话。”
“哪句？”
“分两步那句。”他转过身，面对着我，阳光落在他脸上，把他眼底的疲惫照得清清楚楚，“你知不知道，分两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要把仅有的兵力再分一半。一半守城，一半收粮。回鹘人要是来了，守城的一半扛不住，收粮的一半跑不掉。”
“那就不要分一半。”我说，“守城的七成，收粮的三成。”
“三成不够。”
“够。”我指着城下的方阵，“三成兵力，不下三百人。三百人收粮，一人一天收一亩，三天能收九百亩。九百亩的粮，够城里吃多久？”
他算了算：“小半年。”
“那就够了。”我说，“小半年之后，冬天到了。回鹘人冬天不打仗，他们的马扛不住。”
他看着我，眼神变了。不是之前那种冷淡的、审视的目光，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一个人在黑暗里走了很久，突然看见一盏灯，不是高兴，是害怕——害怕那盏灯是假的，害怕它随时会灭。
“沈昭宁。”他说。
“嗯？”
“你真的没学过兵法？”
“真的没有。”
“那你这些想法从哪来的？”
我想了想，从哪来的呢？从走镖来的，从看账本来的，从听父亲跟人谈生意来的。江南的镖局，走一趟镖要算很多账——走哪条路，带多少人，分几队，在哪儿歇脚，在哪儿设伏，被劫了怎么办，被官府查了怎么办。这些账算多了，就变成了一种本能。
“从生活里来的。”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