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完了。正月的最后一场雪化尽了，院子里那棵枣树的枝丫上冒出了细小的、毛茸茸的芽苞，青灰色的，不仔细看发现不了。风也不像腊月里那样刀子似的割脸了，变得软了些，了些，吹在脸上有一种湿漉漉的、痒痒的感觉。林远站在院子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泥土解冻的气息，有牛粪发酵的气味，有远处山坡上枯草被风吹动的沙沙声。春天来了。
这是他在北宋的第一个春天。
三个月前，他躺在那间漏风的破屋子里，盖着一条薄得透光的破被子，右腿肿得发亮，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下去。三个月后，他站在翻修一新的院子里，穿着一件新棉袄——王氏用年前买的棉布给他做的，厚实得很，穿在身上暖烘烘的——怀里揣着八贯多钱，想着怎么把这笔钱变成更多的钱。
“三郎，吃饭了。”王氏在灶房里喊。
他转身走进去。早饭已经摆好了——黍子饭，白菜炖豆腐，一小碟咸菜。简简单单的，但管够。这在三个月前是不可想象的。三个月前，一家人喝稀粥都喝不饱，野菜要掺着黍子面蒸成窝窝头，一人分一个，小妹的那个总是最小的，但她从来不说什么。现在，顿顿有饭，隔三差五有肉吃，小妹的脸颊上有了肉，王氏的咳嗽也好了不少——林远用茶叶和孙郎中换了几副补肺的药，吃了半个月，见效了。
“三哥，”小妹端着碗坐在他旁边，“今天还去镇上吗？”
“不去了。今天有事。”
“什么事？”
“去村东头看看那片荒地。”
小妹眨了眨眼，不明白荒地有什么好看的。但林远没有解释。他吃完早饭，拄着拐杖出了门。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路两边的田地里，去年的庄稼茬子还在，枯的秸秆在风里瑟瑟地响。地里的土还是硬的，但表层已经化冻了，踩上去软塌塌的，鞋底上沾了一层湿泥。
村东头那片荒地，他年前就来过好几次了。这片地大约有三十亩，紧挨着山坡，地势不平，土质也不好——黄胶泥，下雨天粘得走不动道，晴天硬得像石板。种什么都长不好，村里人都叫它“石头坡”，谁也不愿意要。但林远看中的就是这片地。不是因为它的土质好，是因为它便宜——不，不要钱。这是官田，归县衙管，一直荒着没人种。按照朝廷的规矩，荒地可以“请佃”——就是向官府申请租种，前三年免税，第四年开始交税。三年免税期，足够他把这片地改造成良田了。
他蹲下来，抓了一把土，放在手心里搓了搓。土是黄褐色的，结成了小块，硬得很，指甲都掐不进去。他把土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没有肥力，就是一股巴巴的土腥味。这种地，直接种庄稼，一亩能收一石就不错了。但林远知道，地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深耕、施肥、轮作、绿肥，只要方法对了，再瘦的地也能喂肥。他在现代不是农业专家，但基本原理是懂的——土壤肥力取决于有机质的含量，有机质来自腐殖质，腐殖质来自动植物残体的分解。说白了，就是往地里加东西——加粪肥、加绿肥、加草木灰、加沤烂的秸秆。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三年之后，这片地就能变成良田。
但他没有三年。他需要尽快让这片地产出粮食——不是为了吃，是为了做糖瓜。糖瓜的原料是黍子，黍子耐贫瘠、耐旱，种在这种坡地上正合适。如果这片三十亩地都种上黍子，一年能收多少？按现在的产量，一亩两石，三十亩就是六十石。六十石黍子，去壳之后大约四十石，两千四百公斤。两千四百公斤黍子，能熬多少饴糖？按三斤粮食出一斤糖算，能出八百斤饴糖。八百斤饴糖，拉成糖瓜，按五文钱一包三颗、一斤大约包十五包算，就是七十五文一斤，八百斤就是六十贯。六十贯。这是他去年三个月总收入的两倍多。
这笔账算得他心跳加速。但他很快冷静下来——这是理想状态。现实是，这片地现在的产量一亩连一石都够呛，需要改良；人手不够，需要雇人；农具不够，需要添置；耕牛不够——家里只有一头牛，是年前买的，花了八贯钱，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八贯钱，一头牛。贵吗？不贵。有了牛，三十亩地就能耕得过来，不用全靠人力。人力太贵了——不是钱贵，是时间贵。一个壮劳力一天能耕多少地？半亩。三十亩地需要六十个人工。有牛就不一样了，一头牛一天能耕两亩地，十五天就能耕完。省下来的人工，可以用来做别的事——施肥、播种、除草、收割。这笔账，他算得很清楚。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身往回走。走了一半，他停下来，回头看了看那片荒地。阳光照在上面，黄褐色的土地泛着一层淡淡的、灰扑扑的光。远处山坡上的野茶树——他年前采过的那片——还没有发芽，枝丫光秃秃的，在风里微微地晃着。等春天来了，它们会冒出新芽，他就可以采下来炒茶了。但茶树的产量太低了，十几棵野茶树，一个月只能出五斤茶，远远不够。如果能在新开的地里种上茶树——不，不行。茶树需要三到五年才能采摘，太慢了。他现在需要的是快钱，是能在一年之内看到收益的东西。黍子可以，小麦可以，蔬菜——不行，蔬菜需要水，这片坡地缺水。黍子耐旱，最适合。就种黍子。三十亩全种上黍子。剩下的，等以后再说。
回到家，林远把父亲林大叫到堂屋。林大刚从地里回来，裤腿上沾满了泥巴，鞋底上糊了厚厚的一层湿泥，走一步就啪嗒啪嗒地响。他在门槛上磕了磕鞋底的泥，走进来，在椅子上坐下，拿起桌上的茶壶倒了一杯茶，一口喝了。他的动作还是那么粗，喝茶像喝水一样，咕咚咕咚的，不知道是渴了还是习惯了。但林远注意到，父亲的手不像三个月前那样抖了——以前端碗都抖，现在稳当了。吃饱了，身上有劲了，手就不抖了。
“爹，我想跟您商量个事。”
“什么事？”
“村东头那片荒地，我想请佃下来。”
林大的手停在茶杯上，愣了一下。他抬起头看着林远，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有惊讶，有犹豫，也有一点点不安。
“那片地？石头坡？那种不出粮食的。”
“能种出来。只要方法对了。”
“什么方法？”
“深耕、施肥、轮作。把地养好了，什么都能种。”
林大沉默了一会儿。他是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庄稼汉，在他心里，地是好是坏，一眼就能看出来。石头坡那种地，瘦得跟猴似的，种什么都长不好。这是他一辈子的经验。但三儿子说的那些话——深耕、施肥、轮作——听起来好像也有道理。他不知道什么“轮作”，但他知道，地如果上了粪肥，确实能多打粮食。问题是，哪来那么多粪肥？三十亩地，得多少粪才够？
“三郎，”他放下茶杯，“那片地三十亩，就算种上了，你拿什么施肥？咱家就一头牛，几口人，能出多少粪？不够。远远不够。”
“爹，不光是粪肥。还有绿肥。”
“绿肥？什么是绿肥？”
“就是在地里种一些能肥地的作物，比如苜蓿、草木樨。这些东西长起来之后，不收割，直接翻到土里，烂了就是肥。种一季绿肥，顶上一年的粪肥。”
林大皱起了眉头。他种了一辈子地，从来没听说过这种种法。种了东西不收割，翻到地里当肥料？这不是糟蹋地吗？但他没有反驳。三个月前，儿子说能做肥皂、炒茶叶、熬糖瓜的时候，他也不信。结果呢？肥皂卖得好，茶叶卖得更好，糖瓜供不应求。这个儿子，跟别的年轻人不一样。他说的话，不能不当回事。
“三郎，”他说，“你打算怎么弄？”
“先把地请佃下来。县衙那边，我让赵里正帮忙打点。前三年免税，这个是大头。然后雇人，把地深耕一遍，把土里的石头捡出来。再然后，沤肥——把家里的粪肥、草木灰、秸秆，全沤在一起，沤一个春天，等种的时候施到地里。再种一茬绿肥，夏天翻到地里。到秋天，地就养得差不多了。明年开春，种黍子。”
林大听完，沉默了很久。他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但他不在乎。他低着头，看着杯子里舒展开的茶叶，一片一片的，绿得发亮。这是三儿子做的茶，用山上的野茶树炒出来的，不苦不涩，清亮甘甜。他第一次喝的时候，不敢相信这是茶。现在他每天都喝，喝习惯了，再喝别家的茶，觉得又苦又涩，咽不下去。
“三郎，”他放下茶杯，“你说了算。”
林远愣了一下。他没想到父亲会这么痛快地答应。三个月来，父亲从来不对他说的话发表意见——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就是闷着头活，吃饭，睡觉。林远以为他不信自己，只是不想泼冷水。现在他知道了，父亲不是不信，是不知道怎么说。他这辈子，从来不是一个会说话的人。
“爹，”林远说，“谢谢您。”
林大摇了摇头：“谢什么。你是这个家的人。”
第二天，林远去找了赵里正。
赵里正家在村子的正中间，是村里最大的院子。青砖墙，瓦片顶，门口蹲着两个石狮子——虽然小，但也是石狮子，村里独一份。院子里停着一辆牛车，比林远家那辆大了一倍，车辕上雕着花，漆得锃亮。林远拄着拐杖走进去，赵里正正在堂屋里喝茶——喝的是他的茶。年前他送了两斤给赵里正，算是年礼。赵里正喝了一口，放下茶杯，看了看他。
“三郎，腿好些了？”
“好多了。里正大人，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想请您帮忙。”
“什么事？”
“村东头那片官田，我想请佃下来。”
赵里正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脸上的肉挤在一起，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石头坡？你要那块地？”
“对。”
“那片地种什么都不长，你要它做什么？”
“种黍子。做糖瓜用的。”
赵里正想了想。他知道林远的糖瓜——年前他买了十包，自家吃了一些，送人了一些，都说好吃。他也知道林远的肥皂和茶叶，虽然没买过，但听说过。这个年轻人，从山坡上滚下来摔断了腿，不但没死，反而发了家。现在又要请佃官田，扩大生意。赵里正在村里当了十几年里正，见过不少年轻人，但像林远这样的，还是头一回见。
“三郎，”他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请佃官田，要跟县衙打交道。这中间要打点，要跑腿，要请人吃饭喝酒，没有十贯钱下不来。”
十贯钱。一万文。林远的心沉了一下。他手头现在有八贯多，加上肥皂和茶叶这个月的收入，凑一凑能凑到十贯。但这几乎是他全部的积蓄了。如果都拿出来打点，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但赵里正说得对。请佃官田不是小事，要跟县衙打交道，要递文书、托人情、请客送礼。这些事他一个瘸了腿的农家少年做不了，也做不来。他需要一个在当地有头有脸的人帮他出面。赵里正是最合适的人选——他是这一带的里正，跟县衙里的人熟，请他办事，事半功倍。
“里正大人，”林远说，“十贯钱，我凑一凑能凑出来。但我想跟您商量个事。”
“你说。”
“这片地请佃下来之后，我打算种黍子、种茶树、养牛。三年免税期，我好好经营，争取三年之后能有个好收成。如果成了，我每年拿出两成的收成，孝敬您。如果不成——”他顿了顿，“不成就不成，反正地是官田，我也亏不了您什么。”
赵里正看着他，没有说话。两成的收成，听起来不多，但林远的生意他是知道的——肥皂、茶叶、糖瓜，一样比一样赚钱。如果这片地真的种成了，两成的收成不是小数目。而且，就算不成，他也没什么损失——地是官田，又不是他的。帮林远跑个腿，打点一下，花不了几个钱。成了，他白拿两成；不成，他也不亏。
“三郎，”赵里正笑了，“你这个人，会做事。”
“里正大人过奖了。”
“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文书我来办，县衙那边我来打点。你回去准备钱，十贯，一文不能少。”
“好。一言为定。”
从赵里正家出来，林远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太阳已经偏西了，照在他身上，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影子——歪歪斜斜的，右腿向外撇着，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树。他笑了。三个月前，他还躺在炕上不能动。现在，他站在这里，准备请佃三十亩官田。路还长，但方向对了。
回到家，他把存钱的那个布包从枕头底下拿出来，放在桌上，把铜钱一串一串地数了一遍。肥皂、茶叶、糖瓜，三个月的收入，加上年前卖年货赚的零碎钱，总共八贯四百二十文。他又把这个月肥皂和茶叶的收入算进去——肥皂已经没什么利润了，这个月只卖了几十文；茶叶这个月还没出货，要等到月底。加起来，勉强凑到九贯。还差一贯。
“三哥，”小妹从门口探进头来，“你在数钱？”
“嗯。”
“要钱做什么？”
“请佃官田。赵里正要十贯打点，我还差一贯。”
小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她跑回来，手里攥着一个小布包，递到林远面前。林远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十文铜钱，还有一些零碎的、不值什么钱的铜板，有几枚已经磨得看不清字了。
“三哥，这是我的。过年的时候你给我的压岁钱，我没花完。”
林远看着那些铜钱，喉咙堵得厉害。过年的时候，他给了小妹五十文压岁钱——这是他上辈子的习惯，过年要给小孩子红包。小妹接过钱的时候，高兴得跳了起来，说要去镇上买糖吃。现在，她把剩下的钱全部拿出来了，一文都没留。
“小妹，”他说，“这钱你自己留着。三哥不缺这一贯。”
“不行。”小妹摇了摇头，“三哥要做大事，我不能拖后腿。”
林远看着她，没有说话。这个十二岁的小女孩，瘦得像一豆芽菜，但她的眼睛里有一种东西，让他觉得自己不管做什么都不会失败。那种东西，叫信任。
“好。这钱算三哥借你的。等赚了钱，连本带利还你。”
“不用还。三哥对我好，我也要对三哥好。”
林远把那些铜钱收好，连同自己的八贯多，用布包好，放在枕头底下。他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天边还剩一抹淡淡的橘红色。灶房里传来王氏做饭的声音，锅铲碰着铁锅，叮叮当当的。小妹蹲在灶前烧火，火光映在她脸上，红扑扑的。
他抬起头，看着天边的云。云很薄，很轻，被夕阳染成了橘红色，像一匹展开的绸缎。风从山坡上吹下来，带着泥土解冻的气息，湿漉漉的，暖洋洋的。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那股气息吸进肺里，存进心里。
春天来了。他要在春天里，种下第一粒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