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分局的会见室在二楼走廊尽头，是一间被临时腾出来的调解室。房间里没有铁栅栏，没有审讯椅，只有一张米色布面沙发和一张矮茶几，茶几上放着一杯没动过的白开水和一盒分局民警从楼下便利店买来的草莓味北冰洋双棒——已经化了，粉色的浆从塑料包装的缝隙里渗出来，滴在茶几上，没人擦。
宋明哲推开门的时候，第一眼看到的是沙发上那个年轻人的坐姿。他坐在沙发的正中央，背挺得很直，双手平放在膝盖上，手指并拢，像是在等人给自己拍照。这种坐姿不属于任何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成年人在陌生环境里会本能地靠在沙发背上，翘起腿，用肢体语言来缓解紧张。这个年轻人没有紧张，也没有放松，他的肢体语言是一片空白。他像是第一次坐在沙发上，正在用最规范的方式学习“坐”这个动作。
“江阳？”宋明哲在茶几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和他保持平视的高度。顾瑾瑜没有进来，站在门口，把门虚掩上，通过门缝可以看到外面走廊里站着两个江北分局的民警，表情介于困惑和紧张之间。
“我是。”江阳的声音不大不小，语调平缓，每个字之间的间隔完全一致，像是被尺子量过的，“你是宋警官。顾警官告诉我的。”
宋明哲注意到他用的是“顾警官告诉我”，而不是“我认识你”。这个用词的选择很精准——一个失踪十四年的人不可能认识一个从未见过的刑警，但一个刚从记忆空白中醒来的人，会倾向于复述别人刚刚告诉他的信息。
“你记得顾警官告诉你之前的事情吗？”
“不记得。”江阳回答得很快，快到不像是在回忆，更像是在检索一个已经确认过很多次的结论，“我走进超市，冷柜里的灯闪了一下。然后我站在江北分局门口。中间是空的。”
沈听晚进来的时候，江阳正拿起桌上那化掉的北冰洋双棒，茫然地盯着它的包装看了几秒，又放回去，像是他记得这个东西的味道但想不起来为什么要拿起来。她站在门口看了他几秒钟，然后轻轻把门带上，在宋明哲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她今天穿着那件深灰色风衣，头发扎在脑后，脸色平静而专注——这是四个月心理康复之后她重新拾起的专业姿态。在牧羊人专案之后，她以独立顾问的身份协助市局处理了几起涉及创伤受害者的案件，但这一次和之前都不一样。案卷里那个七岁男孩的照片她见过，在地下档案室整理受害者名单时翻到过——江阳的名字当时被标注为“失联，疑似与本案无关”。现在这个“无关”坐在她面前，脑子里被擦得净净。
“你刚才说，脑子里剩下的东西。能具体描述一下吗？当你试图回忆这十四年的时候，你感觉到了什么？”沈听晚接过宋明哲的话头，语气很轻，像是在问一个老朋友最近做了什么梦。
江阳把脸转向她。他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几秒，然后微微皱眉——这是他到目前为止出现的第一个有自主情绪的表情。不是警惕，不是敌意，是困惑。好像他在她身上感觉到了某种熟悉的东西，但检索不到对应的信息。
“白的。”他说，“不是空的，是白的。空的东西你还能感觉到空——一个空盒子你知道里面没有东西。但白的不一样。白的告诉你这里本来就没有东西，从来就没有过。”
沈听晚和宋明哲交换了一个眼神。这不是一个失忆者的描述。失忆者会说“我想不起来”，会说“脑袋里一片空白”，但他们不会用这种精确到近乎哲学的方式去描述记忆缺失的状态。这种描述方式本身——把记忆缺失分成“空”和“白”两个不同概念——说明他在某个层面上被训练过如何认知自己的失忆状态。不是普通的心理治疗，是更系统、更刻意的训练。这个推理一闪而过，沈听晚把它暂时放在一边，继续用平稳的语气引导江阳说话。
“你记得七岁之前的事情。能跟我说说吗？比如你在超市里，冷柜的灯闪了一下——那一瞬间你在想什么？”
“我想买北冰洋双棒。”江阳的嘴角动了一下，几乎是一个微笑，但幅度太小，还没有成型就散了，“草莓味的。我妈说只能买一，因为家里冰箱坏了，买多了会化掉。我拿了一，然后灯闪了一下，然后——”他停住了。不是被打断的那种停，是他的大脑在某个固定的节点上自动踩了刹车。
“然后你就站在江北分局门口了。”
“对。”
沈听晚从随身的帆布袋里拿出一张纸和一支铅笔，放在茶几上。纸是普通的A4打印纸，铅笔是2B的，和分局民警给他画画用的那种不一样——这支铅笔更软，更容易留下压力痕迹。江阳看到纸和笔，眼睛亮了一下。这是一个非常细微的反应，但沈听晚捕捉到了：他对纸笔有本能的亲近感。不是艺术家的那种创作欲，是某种工具性的条件反射——他之前用过很多纸笔。多到肌肉记忆比海马体更快做出响应。
“你能帮我把你记得的那个白房间画得更详细一些吗？不用管画得怎么样，想到什么画什么。”
江阳拿起铅笔，俯身在纸上画起来。他的握笔姿势很标准，标准的令人起疑——不是小孩学写字时那种歪歪扭扭的抓握，也不是成年人随意握笔的习惯，而是标准的、被反复纠正过的规范握笔。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离笔尖2.5厘米处，中指托在笔杆下方，手腕悬空。这个握姿和他没有任何记忆的状态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握笔的肌肉记忆还在，但握笔的经历已经被擦净了。
铅笔画出来的线条比之前在餐巾纸上画的那幅更清晰。还是那个白色的房间，但他这次画出了更多的细节：墙角的弧形接缝，天花板上的灯是长方形的嵌入式面板灯，地面和墙壁之间没有踢脚线，床的材质是不锈钢，床单上有细密的几何纹路。他还在墙壁上画了一个长方形——一扇门。门上的锁在房间外侧。
他画得很快，几乎不需要思考。每一线条的比例和位置都很准确，像是画了无数遍。一边画，一边喃喃自语：“房间没有窗户。灯是白天晚上都开着的，我不记得开关在哪里。床头有一按钮线，每天早上按一下，就有人送饭进来。饭是放在餐盘上的，餐盘也是白的。”
“有多少个这样的房间？”宋明哲问。
“不知道。”江阳停了一下，抬起头，目光越过纸面落在空白的墙壁上，眼神有点涣散，像是从很深的井底往上望，“我记得我旁边有声音，隔着墙能听到，但听不清是什么。有时候是哭声，有时候是念书的声音。念的东西都一样——‘我叫……’后面就听不清了。每天念，每天念。”
“‘我叫’后面是什么？”
“不知道。”他把目光收回来，低头看自己画的房间，“我想不起来了。”
沈听晚把画拿起来，凑近看。她的目光停留在墙壁上那扇门——门锁在外面。然后她的手指沿着墙面的线条往下移，停在房间的右下角。那里画着一个很小的东西，小到顾瑾瑜在餐巾纸上没有注意到。是一个长方形的小格子，嵌在墙壁靠近地面的位置，比踢脚线高一点。
“这是什么？”沈听晚指着那个小格子问。
“送东西的。有时候送进来一张纸和一支笔，让我写字。写什么都行，但必须写满一页。写完了放在这里，会有人收走。”江阳的语气平淡得不像在说自己的经历，像是在背一段作说明书，“我每天写，有时候写不下去，他们就让我抄书。抄一本很厚的书，从第一页抄到最后一页，抄完了再从头抄。书上的字我认识，但抄的时候脑子是空的。”
“你还记得那本书叫什么名字吗？”
江阳沉默了很久。房间里只有头顶光灯管发出的轻微电流声，和窗外偶尔经过的货车轮胎碾过银杏叶的声音。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铅笔的笔杆，来回地搓，像在反复模拟某种被训练了无数次的肌肉记忆。
“……《新华字典》。”
沈听晚缓缓吐出一口气。这个细节让她联想到了档案袋里曾经瞥见的某个编号——但她没有立刻翻查，而是把这个线索暂存在心里，继续用平稳的语气问下去。
“你出来之后，有没有联系过其他从那个地方出来的人？”
“我不知道还有谁出来过。”江阳说，“我出来的时候，走廊里只有我一个人。走廊是灰色的，很长，尽头有一扇铁门。铁门推开是一段楼梯，楼梯推上去是工地。工地外面是马路。沿着马路走，后来我看到一个公交站台，站牌上写着‘江北分局’。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那里，但脚自己走了过去。”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手指还在搓铅笔杆。搓到第七下的时候停了。沈听晚注意到这个数字——七。在牧羊人专案中，“七”是贯穿二十多年的锚定周期，是方哲诱导幸存者时反复使用的暗示口令。虽然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这跟牧羊人有关，但一个声称自己大脑一片空白的人本能地做出“七”这个数字的动作——这个细节她不可能忽略。她在心里记下了这个动作，决定在后续的评估中重点观察他是否还会出现其他“七”的变体行为。
宋明哲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江北区的老街道，法国梧桐的叶子落了满地，被环卫工人扫成几堆。远处能看到江北老工业区那红砖水塔的轮廓，在薄暮中显得格外沉默。江阳说推开铁门是工地——江北区在2018年到2022年间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很多废弃建筑都在那几年被平整成了空地。如果那个白色房间在江北区范围内，入口很可能已经被填埋了。
“工地。你记得工地周围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比如一栋高一点的楼、一座塔、或者一个广告牌？”
江阳想了想，摇了摇头。“我记得有风。风里有江水的气味。”
“还有呢？”
“……有一只鸟。灰色的，停在铁门上。我推门的时候它飞走了。”
一只灰色的鸟。这是江阳对那个地方最后的记忆——不是地址，不是建筑，不是街道名称，而是一只飞走的鸟。
沈听晚把铅笔从江阳手里轻轻抽走，放回自己的帆布袋里。她对江阳微笑了一下，笑容很淡但很稳，和她三个月前在地下拉扯了十年黑暗之后第一次被阳光晃到眯眼时的神情一样，带着一种只有经历过同样重创的人才会有的笃定。
“你说得很好。今天先到这里，你先休息。我们还需要给你做进一步的检查。你在这里很安全，不会再有人送你去任何地方了。”
江阳点了点头，然后忽然说了一句让沈听晚意外的话。
“你的字迹——和我写字的方式很像。”
“你看过我写字？”沈听晚愣了一下。从进来到现在，她并没有在江阳面前写过任何东西。
“没有。但你刚才握笔的时候——手指是那样放的。和我一样。”江阳抬起自己的右手，拇指和食指捏在离笔尖约莫两寸半的位置，三指悬空的标准握姿，和沈听晚刚才拿起铅笔的姿势一摸一样。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无名指部那枚银色素圈戒指的刻痕正压在铅笔杆侧翼，指腹上薄薄一层茧是十年地下档案室里每天写字磨出来的。江阳手指上也有同样的茧，位置和厚薄几乎重合。
沈听晚看着他的手，沉默了很短的几秒。然后她把铅笔重新拿出来，在自己面前摊开的笔记本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一行字——微微上挑的横画，收得脆的捺笔，每个字都和她过去每一天写的笔触完全一致。她把写了字的纸转向江阳，指尖点在字迹上方。
“你看看这个字。你见过有人用同样的方式写它吗？”
江阳低头看着那行字，尤其是最后一个字——她的名字。他的瞳孔微微动了一下。不是认出了某个具体的人，而是认出了某种曾经被反复纠正过的肌肉记忆。就像一双手弹了几千遍同一首曲子，换一把琴依然能找到琴键。他缓缓伸出自己右手食指，指腹在与她完全相同的握笔位置轻轻触了触铅笔杆，手指微微收紧又松开。
“这个‘晚’字——最后那一捺应该收得更脆一点。我每天都被要求写一百个晚字，从早写到晚。他们说‘这个字的最后一笔要轻，但不能犹豫’。和我画房间一样，都是规定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见室里安静了几秒。窗外传来环卫工人扫落叶的沙沙声，一下一下，像某种缓慢的倒计时。沈听晚看着自己的名字写在纸上，耳边响着江阳方才那句话——他们让他抄写她的名字，每天都抄，写了十几年。
宋明哲从窗边转过身来，目光从沈听晚的笔尖扫到江阳的右手，再落到那幅白色房间的铅笔画上。他用指尖点着墙上画出来的门锁，声音压低了但问得很沉。
“他们把门锁做成只有外面能打开，让你每天抄同一个名字——十一年就这么过来的？”
江阳没有立刻回答，沉默中右手还在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支已经放回桌上的铅笔。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表情没有愤怒，没有委屈，只有一种被时间磨平了所有棱角的平静。
“我不知道算不算十一年。我只能数到每天一次的开饭按钮，然后数到他们不再送饭的那一天。中间全是白的。但每天写完字把纸推进小格子里的时候，我都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
他顿住了。手指停在第七下的位置，不再搓了。窗外一只灰色的鸽子扑棱棱飞过，影子掠过窗玻璃，像是某种被无声放飞的证据。沈听晚顺着那道影子望了一瞬，然后慢慢摘下自己无名指上那枚银色素圈，放进衬衫口袋里。
“那个让你每天写字的人，他说话的时候是不是喜欢在句尾加一个‘嗯’？”
江阳望着她，目光从茫然渐渐转为确定。他微微点了点头，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像是在拼凑一段从未说出口的回忆那样，低声答了一句。
“他说，‘今晚的作业要好好写，写完了才能睡，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