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青带他们上楼的时候，脚步很轻，像是习惯了在黑暗里走路。手电筒的光柱扫过走廊，照出两侧门框上剥落的油漆和墙角堆积的旧报纸，每一脚踩下去都扬起一股燥的灰尘。
“这栋楼是老魏五年前找到的。”阿青边走边说，声音很低，“机械厂倒闭之后，宿舍楼本来要拆，后来开发商跑了，就一直空着。老魏把地下锅炉房改成了新档案室，楼上的房间——他收拾出了几间能住人的，给那些寄完信之后走投无路的人。”
“走投无路？”宋明哲问。
“牧羊人不让羊逃跑。按照他们的规矩，被选中的人寄完信之后应该去指定的地点结束自己的生命——老魏说他们管这个叫‘归圈’。但有的人不想死。或者说，有的人在最后一刻改了主意。他们按照信里的约定去了指定地点，但走到半路又折回来。老魏会在档案室的门口留一盏灯——他说那盏灯叫‘回头灯’。看到灯的人，就知道有一个地方能去。”
阿青在一扇门前停下来。门是老式的木门，门框上方的墙壁用白色粉笔写了一个数字——“5”。门没有锁，推开门，里面是一间仄的职工宿舍单间。房间里有一张铁架子床、一张折叠桌、一把塑料椅。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和半截蜡烛。床上躺着一个人。
赵启明比身份证照片上老了不止七岁。花白的短发，颧骨高高凸起，两颊深深凹陷下去，眼窝深得像是用勺子挖出来的。他的左手搭在被子外面，手腕细得能看清尺骨和桡骨的轮廓。但他的眼睛是睁开的，清醒的，目光跟着宋明哲手中的光柱缓缓移动。
“赵启明。”宋明哲蹲在床边，手电筒照在地面上，反光映在赵启明的脸上，“你老婆叫赵秀兰，女儿叫赵小芸。赵小芸今年已经读大学了。你老婆找了你七年，她说你出门前说了一句‘买包烟’。”
赵启明的喉结动了动，嘴唇张开又合上，像是太久没有说话，忘了怎么发出声音。他的眼眶里蓄满了液体，但始终没有掉下来。
“我……知道。”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每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里硬抠出来的，“信里不能写这些。信里只能写他们让写的——对不起、我有罪、不要找我。我不想写这些，但我的手指不听我的。”
宋明哲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复印件——是赵启明那封信的信封扫描件，背面那道被橡皮擦掉的铅笔痕迹在复印件上依稀可辨。
“但你写了。你在信里写了‘钥匙在老地方’。那不是牧羊人要你写的话。”
赵启明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暗下去。
“老魏帮我写的。老魏说，如果你来，让我告诉你，牧羊人的触角很长，但赵启明的信里多出一句话说明有人在帮你们——我们出不了这栋楼，但能写进信里的话，可以。”
他把剩下的那句话咽了回去。宋明哲听懂了。
失踪者本人的信是牧羊人用来确认“归圈”的终极凭证，只要信寄到了，牧羊人就默认被选中的人已经死亡或即将死亡。但正是因为如此，信也变成了牧羊人最不设防的漏洞——牧羊人相信这些被诱导了七年的人绝不会有任何反抗的意识，所以他从不会亲自复核信的内容。老魏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才把一封多了一句话的信放进邮筒里，在这之前，他沉默地送了八十九封信，眼睁睁看着它们净净地走进邮筒，才换来牧羊人一次不起眼的疏忽。
“老魏现在在哪里？”宋明哲问。
“回去了。”阿青靠在门框上，双臂交叉抱着肩膀，声音里有一种不太确定的忧虑，“昨天夜里走的，走之前把锅炉房的钥匙交给我，让我继续开着走廊尽头那盏灯。他说他收到了牧羊人的指令——新一轮的巡查，所有管理员必须到岗。他说如果天亮之前没回来，就让我把档案转移。”
“到岗——到哪里？”
“职工医院旧址。老工业区里那栋废弃的职工医院，第三层最里面那间病房。”阿青说，“他每次收到指令都是去那里。具体做什么从来不告诉我们。”
宋明哲的脊背一阵发凉。职工医院三楼——沈听晚十年前被关押的地方。老魏回到那里，不是因为牧羊人需要一个巡查的管理员。牧羊人发现了赵启明信里多出来的那句话，在顺藤摸瓜找到了泄密的人，现在他在等老魏回去受罚。
他站起身，走到走廊里，拿出手机。顾瑾瑜的号码拨到一半，手机先响了——来电显示“物证科”。
“宋队，”电话那头是物证科小周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急，“你让顾副队送来的那批信纸样本，我们做了交叉比对。有个东西你可能需要马上知道——赵启明的信纸上发现了之前没检测到的微量霉菌残留。不是普通的霉菌，是特定培养的低温厌氧菌种。我们查了全省医疗机构的采购记录，这种菌种只有一家机构在常规采购——”
“江城市精神卫生中心。”顾瑾瑜的声音忽然了进来。她显然在小周旁边，直接拿过了话筒。
“精神卫生中心的地下库房在七年前改造过一次，新增了一个恒温恒湿的档案储藏室。采购单上写的用途是‘保存患者长期随访档案’。但他们的随访档案到目前为止都是电子化的，本没有纸质档案需要恒温储存。”顾瑾瑜顿了顿，“我查到这份采购单的审批签字人——上面签的不是院长，是分管后勤的副院长。副院长的名字叫方哲。”
方哲。不是心理医生，不是咨询室创始人——是公立精神卫生中心的后勤副院长。一个心理医生为什么要去管后勤？一个心理咨询室的创始人为什么还会同时兼任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
“方哲的官方履历里没有这段任职经历。”顾瑾瑜说，“我查了精神卫生中心的人事档案，他是七年前以借调形式进入的，今年年初正式离职。借调函的批准单位是市卫健委，签字的副主任姓周。”
“周什么？”
“周远。”
宋明哲挂断电话，走回房间。阿青正在给赵启明倒水，搪瓷缸子的边缘贴着一小块医用胶布，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个数字——“6”。
“阿青，这栋楼里现在住着几个人？”
“十一个。不算我已经寄过信的。”
“他们还能写字吗？”
阿青愣了一下，摇摇头。“不能了。他们来这里之后，老魏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们不要再写字。老魏说，牧羊人的诱导是刻在手部的肌肉记忆里的——一到特定的时间节点，手就会开始不受控制地写字。但只要不写字，不握笔，诱导就找不到出口。所以他们都不写。”
“那他们会说话吗？”
阿青看了眼躺在床上的赵启明。赵启明把搪瓷缸子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捧着，像是在汲取那一点点温度。他的嘴唇翕动了很久，最终只说出了几个不连贯的音节。
“能说……但说不好。脑子里想的是一句话，从嘴里出来就变成了信的句子。老魏说——这是肌肉记忆的泛化。写字写太久了，说话也会被影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说话。”
宋明哲让阿青把另外十个人都叫来。他们陆续从各自的房间里走出来，在走廊里站成一排。宋明哲的手电筒一一扫过他们的脸——这些人有的是男人，有的是女人，有的年轻，有的中年，穿着皱巴巴的衣服，头发有些长，面容消瘦但眼神清醒。十一个人，来自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的人生，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经历过一场不该活下来的劫难，然后走进方哲的咨询室，然后在被诱导七年之后收到一封“自己写给自己的信”。
他们没有去死。他们在指定的地点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回走。
“我需要你们帮我做一件事。”宋明哲说，“不用写字，只用点头或摇头——方哲在咨询室里给你们做过一种测试，让你们看着一盏灯，然后跟着他的声音回忆创伤经历。有没有？”
十一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阿青第一个点了点头。接着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第四个。十一个人全部点了头。
“回忆的过程中，他让你们数过秒数吗？不是在心里默数，是大声数出来——一、二、三、四、五、六、七。”
点头。
“从一到七，反复数？”
点头。
“第七秒的时候，灯会不会灭？”
阿青的瞳孔收缩了一下。他盯着宋明哲，像是在看一个说出了某个禁忌咒语的人。然后他用力地点了点头。
“你怎么知道？”阿青的声音变得很低。
“这是时间锚定。”宋明哲说，“他的导师秦远山在研究幸存者时间感知扭曲时，专门研究过一种锚定技术——让被诱导者在反复回忆创伤的同时，接受一个固定的时间锚点作为暗示。七年只是最后的关键节点，但锚定是从第一天就开始的。每一次的七秒，都是在为七年后的信做排练。第七秒的灭灯是惩罚，告诉你们‘该结束了’。七年后写下的信，是你们自己给自己的判决书。”
走廊里安静了几秒。十一个人的呼吸声在空旷的筒子楼里此起彼伏，像是一群被同时按下了暂停键的人重新学会了喘气。
“但他们低估了一件事。”宋明哲收起手电筒，借着走廊尽头那盏灯的光看着眼前这群人，“七秒可以灭灯，七年可以寄信。但七秒之后你会重新开灯，七年之后你可以选择不寄。他们在用心理学人，但他们忘了心理学里还有另一条规律——任何被植入的暗示，只要被意识到，它就不再是暗示了。”
赵启明从床上撑着坐起来。他看向阿青，又看向另外十个和他一样的人。然后他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了一句完全不在信里的句子：
“我叫赵启明。我老婆叫秀兰。我女儿叫小芸。我不是来赎罪的。我是来活的。”
他的声音还是沙哑的，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生拉硬拽出来的，但他把这句话说完了。七年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说了几句不属于信的句子。第一句是说出自己名字，第二句是指认自己最在乎的人，第三句是把这七年被扭曲的记忆全部推翻重来。
宋明哲拍了拍赵启明的肩膀，然后转身走出了房间。他的脚步很稳，但每一步都踩得比平时更用力，像是在这栋废弃了二十年的筒子楼里，每一步都要把地板踩实了，每一步都要确认脚下还有路。
走出楼梯口，夜风从破碎的窗户灌进来。天上飘起了细雨，月光被云层遮了大半。宋明哲把外套的领子竖起来，抬头看向老工业区的方向——看不见，但远处的黑暗中似乎有某种微弱的红光在闪烁。他起初以为是烟囱顶端的航空障碍灯，但红光闪烁的频率不对——闪三下，停七秒，又闪三下。那是职工医院的顶楼，废弃了二十年的大楼里还有一扇窗在亮着灯。灯光被人遮住了一部分，只有断续的红光从遮挡物的缝隙里漏出来，在夜色中显得格外刺目。
有人在职工医院三楼用灯光打信号。
他发动桑塔纳，驶离机械厂宿舍楼。车轮碾过积水，溅起的泥点打在底盘上。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把雨水分成两道弧线。手机响了，短促的短信铃声。
“职工医院三楼 灯亮 牧羊人在等你”
又是那个陌生的加密号码。这次信息后面没有署名，连字母都没有——信息的措辞不再是告诫式的“不要查下去”或提醒式的“档案室搬家了”，而是一种急促的、近乎倒计时式的警告。那些信号在夜空中闪烁，每闪一次就意味着时间又过去了几秒。这一次是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