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苏的回信送到章台殿的第三，嬴政又下了一道诏令。
这次不是试验，是推广。诏令很简单：大秦境内所有郡县，凡新建城墙、官仓、堤坝者，一律采用新法夯筑。旧有工程中，凡条件允许、需要翻修者，逐步改造。
少府编纂的工艺手册即刻分发各郡县，各郡县须在三个月内选派工师至咸阳受训，学成后归郡传授。逾期不到者，郡守以怠慢国事论处。
诏令发出的当，朝堂上炸了锅。
不是有人反对——没有人敢公开反对秦始皇的决定。是有人在算账。少府令冯毋择出列，捧着一卷竹简，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
“陛下，”冯毋择的声音有些发紧，“新法推行，全国同步，仅工师培训、铁箍定制、夯锤更换三项，第一期所需钱粮便不下五万金。加之各郡县同步开工，材料、人力、监工……少府库房现存之数，恐不敷支用。”
殿中安静了一瞬。五万金，不是小数目。大秦一年的赋税折合钱帛约万万钱，五万金折合约五千万钱，半年的赋税。这还只是第一期。
嬴政坐在御座上，面无表情。他没有看冯毋择，目光越过他的肩膀，落在殿门外那片灰白色的天光上。
“朕问你，”嬴政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殿中每一个人都能听见，“长城修了几年了？”
冯毋择一怔：“回陛下，自统一后动工，至今十一年。”
“十一年，”嬴政重复了一遍这个数字，“花了多少钱粮？”
冯毋择不敢答。不是不知道，是不敢说。长城的花费，是大秦建国以来最大的一笔开支，远超骊山陵，远超驰道网。那个数字大到说出来都会让朝堂上的空气凝固。
“你不说，朕替你说。”嬴政的声音依旧平静，“十一年，耗费钱粮数以亿计，征发民夫数百万，死了多少人，朕不说，你心里有数。花了这么多钱，死了这么多人，长城修好了吗？”
没有人敢接话。
“没有。”嬴政自己回答了，“因为旧法太慢，太费工，太费人。一道墙，从取土到夯筑到晾，少则数月，多则年余。中间遇上雨水，前功尽弃。一个工匠从学徒到出师，少则三年，多则五年。这就是旧法。”
他顿了顿。
“新法，工期减两成，用工减一成，硬度加三成。朕不是在花钱，朕是在省钱。少府算的是眼前的账，朕算的是十年后的账。十年后，新法节省的钱粮，十倍于今的投入。”
殿中又安静了。冯毋择低下头，退回班列。
没有人再说话。不是因为嬴政说得对，是因为没有人敢说嬴政说得不对。但嬴政知道，他们心里在算另一笔账——新法推广，少府的权力会扩大，各郡县的负担会增加，地方上的工匠要重新学起，那些靠旧法吃饭的老匠人会被边缘化。这些账，没有人会在朝堂上说。
嬴政不在乎。他不是来讨价还价的。他是来下诏的。
散朝后，嬴政独坐在御座上，望着空荡荡的大殿。天启在眼前浮动，没有数字，只有一句话：“新法全面推广已启动。民心将随之变化。”
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会变的。一切都会变的。墙会变，路会变，人会变。变好，变坏，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不
变，就是死路一条。
诏令发出的第五，扶苏又去了试验场。
这一次不是一个人去的。他带了两个人——一个是从少府借调的书吏，负责记录数据；一个是扶苏府上的家臣，负责丈量尺寸。他要在试验场上做一件事：把新法的每一个步骤拆开，记录每一项数据，然后和旧法逐项对比。
这不是父皇交给他的任务。是他自己想做的。
父皇在诏令里说，新法“工期减两成，用工减一成，硬度加三成”。这三个数字从哪里来？是估算，还是实测？是试验场的数据，还是父皇从别处得来的？扶苏不知道。他只知道，如果他要信这三个数字，他就要亲眼看到证明这三个数字的证据。
试验场的工师还是姜工师。听说扶苏又要来，他提前把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准备好了——不，是重新做了一遍。他让人新夯了一段墙，只有一人高，专门用来给扶苏演示每一个步骤。扶苏到的时候，姜工师正蹲在那段新墙旁边，拿着一个木尺在量。
“公子。”姜工师起身行礼，手上还沾着泥。
“继续。”扶苏说，“你做你的，我在旁边看。”
姜工师蹲回去，继续量。他一边量，一边报数，旁边的书吏一边记。墙高、墙宽、每层厚度、夯坑深度、铁箍间距——每一个数字都报出来，记下来。扶苏站在旁边，手里拿着一个小木牌，上面是他自己列的问题清单。他对照着清单，一项一项地看，一项一项地核对。姜工师答上来的，他打勾。答不上来的，他画圈，然后自己去找答案。
他蹲下来，亲手和了一捧泥。土和水的比例，姜工师说是“手捏成团，落地即散”。他试了三次，才找到那个“手捏成团，落地即散”的感觉。第一次水多了，泥太稀，从指缝里漏出来。第二次水少了，泥太，捏不成团。第三次，刚刚好。他把那团泥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
这就是父皇说的“规矩”。不是写在手册上的数字，是手心里的感觉。但数字可以传下去，感觉不行。所以父皇要手册，要定规，要把“手捏成团，落地即散”变成“水七升，土一石”。
扶苏把手里的泥放下，在旁边的水桶里洗净手。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那段新墙前面，用手掌摸了摸墙面。和上次一样的触感——密实，坚硬，冷。
但他这一次注意到一个上次没注意到的细节：墙面上有一层极细的、几乎看不见的裂纹，像蛛网一样，在灰黑色的墙面上若有若无。他蹲下来，凑近了看。
“这是什么？”他问。
姜工师走过来，看了一眼，说：“缩纹。土透了，会缩。缩了就裂。这面墙夯的时候水多了些，透了就出了细纹。不影响硬度，但不好看。下次少掺一升水就好了。”
扶苏点了点头，在小木牌上记了一笔：“水七升可能偏多，建议六升半。”
他在试验场待了整整一天。从清晨到暮，中间只吃了一块饼、喝了一碗水。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才翻身上马，往城里走。书吏和家臣跟在后面，三个人骑在马上，谁也没有说话。
扶苏的脑子里全是那些数字——土、水、沙、石、铁箍间距、夯锤重量、夯击次数、每层厚度、缩率、硬度、工期、用工。它们像无数条线，缠在一起，织成一张网。他要把这张网理清楚。
当夜，扶苏没有写信给父皇。他要等数据全部整理完，等他把每一个数字都核实过，等他把新法和旧法的每一项对比都算清楚，他才会写那封信。不是现在。
他在书房里坐了很久，面前摊着白天记的那些笔记。书吏已经把数据誊抄了一遍，整整齐齐地写在绢帛上。扶苏拿着那卷绢帛，从头到尾看了三遍。然后他提笔，在每一处有疑问的地方做了标记。
他忽然想起了父皇在回信里写的那句话——“你是那个守墙的人。”守墙。不是筑墙，是守墙。筑墙是一时的，守墙是一世的。父皇要他守的不是那道三十丈的试验墙，是新法，是规矩，是大秦的基。
扶苏放下笔，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他忽然觉得自己肩膀上的担子重了一些。不是压得喘不过气的那种重，是沉甸甸的、让人站得更稳的那种重。
他睁开眼，拿起那卷绢帛，继续看。
与此同时，少子府。
胡亥也收到了赵高的信。
信不长，只有几行字：“少子，扶苏公子近频繁出入试验场和少府，学新法，查数据，写奏报。少子若有心，不必学他，但不可不知他。臣附上一卷新法工艺手册的抄本，请少子抽空翻阅。不求精通，但求知其大概。他陛下问及，少子能答上一二，便是加分。”
胡亥把信看了两遍，然后拿起那卷抄本，翻了翻。全是数字——土的配比、水的分量、夯锤的重量、夹板的尺寸。密密麻麻，枯燥乏味。他翻了几页就放下了，靠在椅背上，望着屋顶。
大哥在学新法。大哥在查数据。大哥在写奏报。大哥在做有用的事。而他，只能坐在府里，翻这本枯燥的手册，等着赵高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做。
胡亥忽然觉得很烦躁。不是生赵高的气，是生自己的气。他也想学大哥那样，做有用的事，说有用的话，让父皇觉得他有用。但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会骑马，会射箭，会写一笔还不错的字，会说几句让父皇高兴的话。但这些，不算有用。骑马有用吗？大秦不缺骑手。射箭有用吗？大秦不缺射手。写字有用吗？大秦不缺书吏。说好听的话有用吗？大秦不缺佞臣。
他缺的东西，大哥有。大哥有才华，有抱负，有父皇的信任，有朝臣的支持。他什么都没有。
胡亥把手册推到一边，站起身来，在殿中来回踱步。走了几圈，又坐下来，把手册拉回来，翻开第一页，强迫自己看下去。他看得很慢，一行字要看很久，看完了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但他没有放下。赵高说得对，他不需要精通，但至少要知道大哥在做什么。
他看到了“铁箍”两个字，不懂。翻到后面，有图示，画着一个铁圈套在木板上。他还是不太懂，但他记住了那个形状。也许有一天父皇会问他，他知道大哥在少府学的东西里面有一个叫“铁箍”的东西，是固定夹板用的。
胡亥合上手
册，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然后他提起笔，给赵高回信。
“信收到了。手册在看。不必担心。”
四个字——“不必担心”。他知道赵高在担心。赵高担心他跟不上，担心他被大哥甩得太远，担心他哪天彻底没了机会。他也担心。但他不能让赵高知道他在担心。赵高一旦知道他慌了，就会更慌。赵高一慌，就会做出不该做的事。
胡亥把信卷起来，封好，放在案头。然后他躺在榻上，睁着眼睛望着头顶的黑暗。他在想一个问题——大哥看那些数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是枯燥，还是兴奋？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看那些数字的时候，只觉得头疼。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不想了。睡觉。明天还要继续看那本该死的手册。
咸阳宫，章台。更深人静。
嬴政坐在御案前，面前摊着少府刚送来的新法推广进度册。各郡县的反馈已经陆续到了——有快的，诏令发出当就开始筹备；有慢的，还在观望，想看看第一批试点的效果；有抗拒的，嘴上不说，动作上拖拖拉拉。嬴政不急。他早就料到了。新法推行，从来不是一道诏令就能解决的。诏令只是开始。
他把进度册放下，拿起扶苏那封尚未送出的信——不是扶苏新写的，是上一封。他已经看了很多遍，但每一次看，都有新的发现。
扶苏在那封信里说，规矩的力量不在规矩本身，在人人皆可依规矩而行。这就是法，不是束缚人的，是成就人的。
嬴政嘴角微微动了一下。扶苏说的，和他想的一模一样。不是他教的，是扶苏自己悟出来的。这种悟性，比任何才华都珍贵。
他把信放回去，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新法在生。不是靠他一道诏令就能扎的，是靠扶苏这样的人，一块砖一块砖地垒，一捧土一捧土地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