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天是从一场雨开始的。
雨不大，细得像雾，从凌晨开始下，到我醒来的时候还在淅淅沥沥地飘。院子里的青砖地面被雨水洇成了深灰色，石榴树的叶子被洗得发亮，但那两个大红灯笼还亮着，红色的光透过雨幕变成了一圈模糊的晕，像是两只哭红了的眼睛悬在半空中。
我坐在床上，背靠着冰凉的墙壁，盯着地上那双绣花鞋看了整整十分钟。昨天晚上我把它们从堂屋拿到了自己房间的角落放着，用一块旧床单盖住了，以为眼不见为净。可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床单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椅子上，绣花鞋又回到了我床前，鞋尖朝着我枕头朝的方向。夜里有人进过我的房间，把鞋摆好了。
铜镜还在枕头底下压着，我伸手摸了一下，温热。那道裂纹没有变长，但也没有愈合。这是唯一让我还能保持理智的东西——镜子还在，契就还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我下了床，绕过那双绣花鞋，推开门。院子里，我爹已经在石桌上摆好了早饭，还是包子油条豆浆的老三样。他看见我出来，把手里的豆浆放下，朝我挤了一个笑容。那笑容太难看了，嘴角往上扯着，眼睛里却没有一丝笑意的温度。
“昨晚睡得咋样？”他问。
“挺好。”我撒了谎。昨晚我做了三个噩梦，一个比一个可怕。最可怕的是最后一个——我梦见自己穿着那件大红长袍走在苏家老宅的回廊里，两边挂满了红灯笼，每一盏灯笼下面都站着一个穿嫁衣盖红盖头的女人。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苏幽璃，但我知道其中有一个一定是。她的盖头在动。不是风吹的，是盖头下面的那张脸正在从里往外吹气，把红布吹得一鼓一鼓的，像是在对我招手。
我坐下来吃早饭，我爹坐在对面看我吃。他自己没怎么动筷子，只是端着豆浆碗，手指一直在碗沿上来回摩挲。他的指甲缝里还残留着油污，那是前天从井边回来没洗净的痕迹。
“爹。”我把一个包子掰成两半，热气在雨雾里散开，“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他的手指停住了。
“昨天早上那个电话，是谁打的？”
沉默。雨滴从石榴树叶子上滑落，砸在石桌上发出细微的啪嗒声。我爹把豆浆碗放下来，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背，看了很久。他的手背上多了一块新的伤疤，是前天拉绳子的时候被磨掉的皮，现在已经结了暗红色的痂。
“我本来想等吃完饭再说。”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几乎被雨声盖过，“你周爷爷今天早上又打了个电话过来。他昨晚想了一夜，想起了一些事情，关于苏幽璃当年订的那门亲事。”
“什么事？”
“那个盐商的儿子。”我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的血丝比昨天更密了，“周德厚说，他死的时候穿着新郎官的礼服。他是去外地置办婚礼用的东西，半路上遇到劫匪。劫匪把他身上值钱的东西全抢了，唯独没碰他那身红色的新郎袍子。他死在一条山沟里，尸首三天后才被找到。找到的时候——他看着我的眼睛，衣袍整齐，鞋帽端正，两手交叠放在前，像是有人在他死后替他整理过遗容。但发现尸体的地方方圆三十里没有一户人家。”
我手里的包子凉了。
“周德厚还说，”我爹艰难地把下面的话吐出来，“那个盐商的儿子，姓刘。”
我手里的半块包子掉在了桌上。
天底下姓刘的人少说有几百万。同一个姓什么都说明不了，也许什么都说明不了。但苏幽璃死之前缝了一百年后的嫁衣，准备了一百年后的冥婚，在我的名字被刻上灵位牌之前，她是不是也曾在铜镜里看见过另一个姓刘的年轻面孔？或者那个死在山沟里的年轻人，才是她百年前最初选定的那个“夫君”？
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从一开始我就把一件重要的事情忽略了。苏幽璃的冥婚，对象从来就不是我。她在我爹挖开棺材拿到锦囊之前，就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她只是在等一个人，不管是姓刘的还是姓王的，只要符合她执念中的某个条件，就会被拉进这场冥婚里。
而我爹刚好姓刘，刚好挖了那口棺材，刚好拿了那个锦囊。在一片茫茫的因果大海里，我们父子俩只是极其不幸地撞上了她等了一百年的那张网。
我把剩下的半个包子塞进嘴里，强迫自己咽下去。不管这个局是怎么来的，现在再去追究已经没有意义了。明天就是第六天，明天晚上我就要去苏家老宅赴约。
吴大勇是上午九点到的。他今天骑了一辆摩托车，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帆布包，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他把摩托车停在院门口，拎着包走进来，往石桌上一放，金属碰撞的声音叮当响。
“铜铃、墨斗、朱砂、黄纸、三老庙求来的供香。”他一样一样往外掏，摆满了半张石桌，“还有这个。”他从帆布包最底层掏出一把刀——不是匕首，是那种老式的裁缝剪刀，黑铁铸造的，刀刃上锈迹斑斑，但刃口被磨得发亮，像是最近被人仔细打磨过。
“裁缝剪刀？”我拿起来掂了掂，很沉。
“周德厚给的。”吴大勇压低声音说，“今天早上我去他家拿的。他说这把剪刀是当年给苏幽璃做嫁衣的那个老裁缝用过的。苏幽璃出嫁衣之后，老裁缝把这把剪刀供在城隍庙里供了三年，后来传给了他徒弟，他徒弟又传给了周德厚他爹。周德厚说，阴布做的嫁衣，用阳间的剪刀剪不开，只有同一把剪刀才能破。”
我把剪刀翻过来，刀柄上刻着两个小字，已经磨得几乎看不清了，但我凑近了还是辨认了出来——“断魂”。一把叫“断魂”的裁缝剪刀，专门用来裁剪死人的衣裳。我把它和铜镜并排放在桌上，镜面映出剪刀的影子，在光灯下泛着冷冽的光。
我爹看着桌上这些东西，眼睛里的恐惧和决绝混在一起，拧成了一种我从没在他脸上见过的表情。他突然站起来，一言不发地走进了堂屋。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东西。
那个从棺材里拿出来的红色锦囊。绸缎的面子已经褪了色，金线绣的鸳鸯还在，但颜色暗淡了许多，像是一对在时光里溺水的鸟。红绳上串着的白色珠子在晨光里泛着幽幽的冷光，那是一种不属于任何已知材质的白，像是把骨头磨成粉再压成珠子。
“这个东西是她的。”我爹把锦囊放在桌上，“里面有一缕头发和一张生辰八字。头发是她的，八字也是她的。明天你去老宅的时候带上这个。”
“带它什么？”
“我不知道。”我爹摇了摇头，坦诚得近乎残忍，“但你周爷爷说，当年高僧封棺之前对苏家的人说过一句话——‘若百年后有人持镜破契，需以信物为引。有信物才能见到她的真身，否则你对着满屋子的幻影照一万次也没用。’这个锦囊是她亲手缝的定亲信物，就是最高规格的信物。你没有这个，可能连她的人影都摸不到。”
我把锦囊拿起来握在手里。隔着绸缎的面料，我能感觉到里面那缕头发的触感，很细很软，像是在锦囊里盘成了一团。锦囊的表面还有温度，不是铜镜那种温温的热，而是一种正常的布匹该有的温度。这说明她不在锦囊上。
我把锦囊揣进了外套内侧的口袋里，和铜镜放在一起。两个东西贴着我的口，一个温热如体温，一个冰凉如水。
“明天晚上谁跟我去？”我问。
“我去。”我爹说。
“我也去。”吴大勇说。
我摇了摇头：“你们去了没用。苏幽璃要的是我，不是你们。你们去了，她该出现还是会出现，但她不会让你们看见她。册子上不是说了吗？她只在特定的条件下出现——你有信物，她才见你。”
“那你一个人进去？”我爹的声音拔高了，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倔劲，“万一出事了，连个拉你一把的人都没有！”
“出事的话拉也没用。”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自己都觉得意外，“爹，你想想看。她能在我睡着的时候把鞋摆到我床头，能在锁了门的堂屋里沏茶写字，能在出租车的后座上现形，能在四十码车速的皮卡后排座上跟着我。这种本事的厉鬼，你带多少人都没用。关键不是我带谁去，而是我怎么用镜子和剪刀破她的契。”
吴大勇沉默了一会儿，从桌上拿起那把裁缝剪刀塞进我手里：“剪刀贴身带着。镜子在明，剪刀在暗。她只让你带镜子，没提剪刀的事。也许她不知道我们有这个。”
我把剪刀别在腰带后面，外套放下来遮住。铜镜在左边口，锦囊在右边内袋，剪刀在后腰。三个东西的重量都不大，但加在一起却让我感觉整个人都往下沉了一截。
“册子上写菊儿的尸骨在井底用红绳串着，跪在镜子旁边。”我把一直盘踞在心里的那个猜测说了出来，“百年前高僧用她的尸骨守镜，说明红绳串骨本身就是一种封镇术。明天我去老宅，如果实在找不到别的办法，井底的红绳也许能用上。菊儿的骨头在水底下跪了一百年，高僧安排她跪在那里绝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口井已经重新封上了。”吴大勇说，“我们前天出来的时候把石板又盖了回去。”
“所以要提前去。明天天黑之前到老宅，先把井口重新撬开。如果铜镜失效，井底的红绳就是备份方案。”
我们三个人在石桌旁边坐到了中午。雨停了，但天没有晴，乌云压得很低，像是有人在头顶上撑开了一床灰色的棉被。院子里的光线昏暗得像傍晚，明明才十二点钟，却已经有了一种接近黄昏的寒意。我知道这不只是天气的事——随着第六天的临近，那个东西的力量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她能影响的不只是温度、灯光和镜子里的倒影，她已经开始影响更大范围的环境了。头顶的乌云、气压的骤降、空气里若隐若现的桂花甜香，都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