嘎吱——嘎吱——嘎吱——
铸铁炮筒在炭火上匀速转动，单调又厚重的摩擦声，混着老广城居民区的蝉鸣，在2000年10月依旧灼人的热浪里一圈圈荡开。骑楼的阴影缩在墙，街边糖水铺的冰柜嗡嗡作响，连风卷过来都裹着甜腻的热浪，扑在人脸上闷得人喘不过气。
男人左手牢牢把着炮筒的保险拉手，小臂上的肌肉随着动作微微绷紧，右手则一下下稳而沉地转动着加压转手。这台老式爆米花机是他攒了三个月工资淘来的二手家伙，炮筒身的黑漆掉了好几块，露出银亮的金属底色，却是夫妻俩眼下全部的生计依仗。他身高约莫一米七五，在千禧年初的南方城市里算得上挺拔高挑，洗得发白的藏青色工装短袖被汗水浸得半透，贴在宽阔的后背上，额角的汗珠顺着下颌线滑落，砸在滚烫的水泥地上，瞬间就被蒸得没了踪影。
他身侧站着个挺着孕肚的女人，正是他的妻子。女人身高一米六左右，身形匀称，哪怕怀着近八个月的身孕，腰背也依旧挺得笔直。一身素白的棉布裙被汗浸湿了大半，裙摆贴在纤细的小腿上，却半点掩不住她莹白胜雪的肌肤。她脚上套着丈夫大半码的黑布鞋，孕晚期水肿的脚挤在鞋里，每站久一点都发僵，可她半点没吭声，左手举着个缠了胶布的塑料喇叭，凑到唇边，一声接一声地吆喝着，声音清亮，穿透了聒噪的蝉鸣：
“生米嘞——香酥松脆的人生米嘞——”
吆喝的间隙，她总会腾出右手，小心翼翼地托一下沉甸甸的肚子，指尖轻轻抚过隆起的弧度，眉眼间软了一瞬，转头又继续扬起嗓子招揽生意。头最毒的时候，丈夫催她去树荫下歇着，她笑着摆手，说多喊两嗓子，就能多来一单生意，给孩子多攒一勺粉钱。
女人的吆喝没白费，没多会儿，就有拎着米袋的大叔从居民楼里走出来，着一口地道的广普问：“靓妹，打一袋人生米多少钱的嘛？”
女人立刻笑着应道，把喇叭往身侧一收：“2块钱一袋啦大叔！保证给你烘得香酥脆，不焦不糊！”
大叔掂了掂手里的米袋，笑着点头，目光落在她高高隆起的肚子上，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忍：“好嘛，来一袋的嘛。不过你肚子都这么大了，怎么还跟着出来风吹晒的？”
女人伸手又托了托肚子，眉眼弯弯的，语气里满是劲：“出来帮我老公多搭把手的嘛，两个人一起，也快些。”
等男人架好米袋准备开炮时，大叔偷偷把一瓶刚从冰柜里拿出来的冬瓜茶塞到女人手里，摆了摆手不让她推辞：“拿着啦靓妹，天这么热，孕妇可不能中暑。”
一下午的时间，就在炮筒转动的嘎吱声、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每一次爆米时“嘭”的一声巨响里过去了。来打米的街坊换了一波又一波，男人的胳膊转得发酸，握扳手的掌心磨出了红印，女人的嗓子也喊得有些发哑，可两个人谁都没喊一句累，只趁着间隙互相递一口水壶里的凉白开，相视一笑，又继续忙活。
等到头彻底沉到居民楼后面，天边染了一层橘红的晚霞，街上没了来往的街坊，两人才收了摊子，推着装满机器、炭块和杂物的三轮车，慢慢往租住的出租屋走。路过街边的服装店时，女人的目光在橱窗里挂着的一条浅粉色孕妇裙上停了两秒，又很快移开了。丈夫看在眼里，低声跟她说，等下个月生意好点，就给她把这条裙子买回来，女人笑着拍了拍他的胳膊，说浪费那钱嘛，等孩子生下来，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十几平米的出租屋在老楼的一楼，湿又仄，只有一扇小阳台能透进风。回到家，女人没歇着，先端了水盆出来，侧着身子蹲在门口，仔仔细细刷洗着沾了炭灰和米屑的爆米花机。孕肚顶着胃，她蹲不了两分钟就要起身缓一缓，指尖被凉水浸得发红，指腹上的薄茧蹭着粗糙的铸铁壁，动作却依旧麻利。丈夫过来想替她，她拦着不让，说这机器是吃饭的家伙，男人粗手粗脚的刷不净，得她来才放心。
等把所有东西都归置妥当，男人才坐在屋里的小木桌前，就着昏黄的灯泡，把今天收的零钱一张张捋平，皱巴巴的毛票铺了半张桌子，还有几个叮当作响的钢镚。他仔仔细细数了三遍，最后往桌上一放，重重叹了口气：“102块钱。真没搞头的喔，忙了整整一下午，还有两户老街坊赊了账，不然也就能多挣几块。”
女人走过来，伸手给他按了按发酸的肩膀，语气温柔却坚定：“不要心急嘛，子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今天能挣一百多，明天说不定就能挣两百，慢慢来，总会好的。咱们俩手脚齐全，肯下力气，还怕养不活孩子吗？”
安抚好丈夫，女人搬了个小凳子，坐在厨房的阳台上。晚风终于带了点凉意，吹起她额前汗湿的碎发，她抬手轻轻覆在自己隆起的肚子上，指尖能清晰地感受到腹中小家伙轻轻的胎动。她看着远处天边渐渐亮起来的万家灯火，指尖摸了摸自己磨得起泡的脚后跟，又清了清喊了一天发哑的嗓子，声音放得极轻，像是在跟孩子说悄悄话，又像是在许下一个郑重的心愿：
“我的孩子呀，妈妈不求你大富大贵，只希望你未来能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地长大，不用像爸爸妈妈这样，顶着大太阳风吹晒，为了几两碎银奔波劳碌，不用看别人脸色，不用为了几块钱熬红了眼。妈妈以前也是被外婆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可妈妈现在不怕苦，只要你以后能过得好，妈妈做什么都值得。”
晚风温柔，忙活了一天的疲惫涌上来，她就这么靠在门框上，不知不觉地睡了过去。
意识浮沉间，她好像一下子跌回了十几年前，回到了那个满是瓷土气息的老家醴县。
还是熟悉的堂屋，八仙桌旁摆着母亲厂里新烧的白瓷花瓶，阳光透过木格窗洒进来，落在地上的瓷片上，亮得晃眼。她扎着两个羊角辫，扒着门框往里看，一位面相极有福气的中年妇人坐在八仙桌前，指尖沾着印泥，正一张一张数着手里的钞票，嘴里还念念有词。她蹦蹦跳跳地跑过去，拽着妇人的胳膊晃了晃：
“妈妈，你这是在嘛呀？”
妇人抬头看她，眼里满是宠溺，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算一下后天买瓷土的料钱啦。怎么啦我的乖女儿，是不是想买零食吃了？去，妈妈床头柜的小铁盒里有钱，自己拿，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那是1988年，她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母亲的瓷器厂在县里小有名气，家里子过得优渥，她是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从来不知道缺钱是什么滋味。每天都会偷偷溜进妈妈的卧室，从那个铁盒子里摸出五块钱，蹦蹦跳跳地跑到街上，买自己最爱吃的水果糖和油话梅，剩下的钱全买了瓜子饼，分给身边一起玩的小伙伴，连袜子都没自己洗过一双。
画面一转，就到了1994年。堂屋里的气氛紧绷，母亲刚出车祸没多久，腿还不利索，拄着拐杖坐在椅子上，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你必须去司法局上学，等毕业了，就直接进法院工作，端上铁饭碗，一辈子安稳。”
她梗着脖子，站在母亲对面，满脸都是不服输的倔强，声音拔高了八度，对着母亲吼道：“我不去！我就不去！我要去做生意，我要去广城闯一闯，我要自己赚大钱！谁要去当那拿死工资的穷酸公务员！”
母亲看着她眼里的执拗，红了眼眶，终究是疼女儿，心一软，再也没坚持下去。没过多久，她就亲自去司法局的宿舍，把女儿铺好的床铺收拾得净净，默许了女儿南下的决定，转身偷偷抹了好久的眼泪，怕她一个小姑娘在外受了委屈，没人撑腰。
就这样，十几岁的她背着行囊，孤身一人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广城，进了一家鞋厂打工。也是在那几年，母亲的车祸后遗症越来越重，家里的瓷器生意一落千丈，昔优渥的家境瞬间跌入谷底。可她骨子里从来就不缺不服输的劲，刚进厂时住八人集体宿舍，夏天只有一台旧风扇转着，蚊子叮得她整宿睡不着，手被缝纫机针戳得满是小伤口，贴满了创可贴，她也没跟家里喊过一句苦。凭着一股拼劲，她从流水线上的普通女工，一路做到了鞋厂的车间主任，一个月能拿到两千六百块的工资，在那个年代，已是旁人羡慕的高收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