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的消息像夏天的闷雷，在解放街的上空滚了三个月，终于在七月底的那个下午砸了下来。
那天是周，我在家。正蹲在门口的水池边洗衣服——的碎花衬衫，我的工装裤，还有两双袜子。肥皂泡在阳光下闪着七彩的光，我把衣服搓得哗哗响。在屋里补床单，老式缝纫机发出有节奏的咔哒声。
然后街口传来汽车喇叭声，很刺耳，按个没完。我抬起头，看见两辆黑色轿车开进巷子。这种老巷子很窄，平时只有自行车和电动车能过，汽车进来得贴着墙慢慢挪。这两辆车却开得很猛，卷起一片灰尘。
车子在巷子中间停下，车门打开，下来五个人。三个穿衬衫打领带的，两个穿保安制服的。为首的衬衫男四十多岁，光头，戴金链子，腋下夹着个黑色公文包。他站在巷子中央，环顾四周，眼神像在看一堆待处理的垃圾。
“街坊邻居们，出来一下！”他喊，声音洪亮，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味道，“有事宣布！”
街坊们陆续从屋里出来。张婶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李大爷拄着拐杖，眯着眼看；王嫂抱着两岁的孙子，小孩在哭；几个在门口下棋的老头停了手，棋子捏在手里。
光头男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文件，清了清嗓子：“据市里统一规划，解放街这一片纳入棚户区改造范围。这是拆迁通知书，从今天起，一个月内，所有住户必须搬走！”
人群静了一秒，然后炸了。
“什么？一个月？”
“搬哪儿去？怎么补偿？”
“之前不是说年底吗？”
光头男提高音量：“安静！听我说完！”他抖开一张图纸，上面是花花绿绿的规划图，“补偿标准出来了，一平米八千。签字同意搬迁的，额外奖励三万。这是最后的机会，不签的，等强拆，一毛钱奖励没有！”
“八千？！”张婶尖着嗓子喊，“隔壁光明新村拆迁，一平米一万二！凭什么我们这儿就八千？”
“就是！这不明抢吗？”
“我们不搬！”
光头男脸沉下来：“光明新村是商品房，你们这儿是棚户区，能一样吗？八千已经是照顾你们了。别给脸不要脸。”
“你怎么说话呢！”李大爷气得胡子发抖，拐杖在地上戳得咚咚响。
眼看要吵起来，我把手里的衣服扔回盆里，在裤子上擦了擦手，走过去。肥皂泡在手上破裂，凉飕飕的。
“领导，”我站到人群前面，光头男面前，“有文件吗？拆迁许可证，补偿标准文件，给我们看看。”
光头男打量我，目光在我洗得发白的背心、工装裤和板寸头上扫过，最后停在我手上——那里有道新鲜的伤口，是昨天拆冰箱时划的，还没结痂。
“你谁啊？”他语气不耐烦。
“住这儿的，三十八号，王峰。”我说，声音不大，但周围人都能听见，“按照国家规定，拆迁要有公示，要出示相关文件，补偿标准要参照同地段商品房价格。您这八千一平，依据是什么？”
光头男愣了下，大概没想到我这个年纪会懂这些。他皱眉，从公文包里抽出几页纸，在我面前晃了晃：“依据？依据就是评估公司的报告！你爱看不看，反正就这价！”
我接过那几页纸。是复印件，字迹有些模糊。我快速扫了一遍，抬头看他：“这报告只评估了房屋结构，没评估地段。解放街虽然老，但在老城区中心，离医院、学校、菜市场都近。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补偿不得低于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光明新村离这儿就两条街，房价一万一到一万二。您这八千，不合理。”
人群安静了。所有人都看着我，眼神里有惊讶，有期待。张婶小声对旁边人说：“峰子懂法律……”
光头男脸色变了。他盯着我，像在重新评估眼前这个年轻人。他身后一个戴眼镜的衬衫男走上前，语气温和些：“小伙子，你懂法是好事。但拆迁是城市发展需要，要顾全大局。补偿标准是政府定的，有它的道理。”
“顾全大局，也得让大家有活路。”我把文件还给他，一字一句，“我说，将心比心，要是您家房子被这么拆，您乐意？”
“你！”光头男要发火，被眼镜男拦住了。
眼镜男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笑了：“行，你叫什么来着？王峰是吧？你是这条街的代表？”
“我不是代表，我就是住户。”我说，“但我可以帮街坊们问问清楚。按照国家规定，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您这方案里，产权调换的房子在哪儿？我们看看地段、户型、面积。”
眼镜男的笑容有点僵。他看了看光头男，光头男低声骂了句什么。然后眼镜男说：“产权调换的房子在城东新区，期房，两年后交房。户型图暂时没有，但面积一比一置换。”
“城东新区？”人群又动起来，“那都到郊区了！”
“离我孙子学校二十里地！”
“我不去！”
眼镜男提高声音：“安静！这是政府的安排！你们要不满意，可以选择货币补偿，自己买房！”
“八千一平，拿什么买？”李大爷声音发抖，“我这儿五十平，赔四十万。现在郊区的房子都六千一平，买个六十平的两居室要三十六万，装修十万，没了！我还得倒贴！”
人群情绪又激动起来。光头男不耐烦了，挥手：“吵什么吵！就这么定了！月底前不签字，后果自负！”
他转身要走。我上前一步，挡在车门前。
“领导，”我看着他的眼睛，“据《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三条，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实施行政强制执行。不得对居民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搬迁。如果你们强拆，是违法的。”
光头男盯着我，眼神凶狠。我们离得很近，我能闻到他身上的烟味和香水味混合的奇怪气味。他比我矮一点，得仰头看我。
“小子，”他压低声音，只有我们俩能听见，“别找事儿。拆迁是政府工程，你敢阻挠，就是妨碍公务，要拘留的。”
“我不是阻挠，我是依法维权。”我也压低声音，“我说，做人要讲理，做事要依法。您要是手续齐全，补偿合理，我们支持拆迁。可要是不合理，我们就得说道说道。而且——”
我顿了顿，看了一眼他身后的轿车车牌，是普通民用牌，不是政府车牌。
“如果我没记错，政府拆迁应该由征收办牵头，街道配合。您几位是哪个单位的？工作证能看看吗？”
光头男脸色彻底变了。他死死瞪着我，几秒后，突然笑了，拍了拍我的肩，声音恢复洪亮：“行，小伙子有胆识。这样，你们街坊选几个代表，明天上午九点，到街道办会议室，咱们坐下来谈。好好谈。”
他又看向人群：“大家都散了吧，明天派代表来谈。好好谈，什么都能解决。”
说完，他拉开车门，上车。两辆轿车在狭窄的巷子里艰难地倒车，蹭到了墙边的几盆花，花盆碎了，泥土撒了一地。没人说话，所有人都看着车开走，消失在巷口。
然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我。
张婶第一个冲过来，抓住我的手：“峰子，你行啊！那些话，那些法律，你从哪儿学的？”
李大爷拄着拐杖过来，用力拍我的背：“好小子！没给你爷爷丢人！”
王嫂抱着孩子，眼圈红红的：“峰子，谢谢你……可明天怎么办？他们真会跟我们谈吗？”
街坊们围上来，七嘴八舌。问题一个接一个：明天谁去？谈什么？要是他们报复怎么办？补偿到底能要到多少？
我抬手，大家安静下来。
“街坊们，”我说，声音在巷子里回荡，“明天，每家出一个人，都去。人多力量大。今晚，大家把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都准备好。我去打印材料，把相关法律条文都打出来。明天咱们有理有据地谈。”
“可他们会听吗？”有人担心。
“不听也得听。”我说，“我说，邪不压正。咱们占着理，不怕。”
人群慢慢散了，各自回家，脸上有担忧，也有希望。我转身进屋，站在门口，手里拿着针线，看着我。
“，”我咧嘴笑，“我没打架。”
“我看见了。”走过来，伸手抹了抹我额头的汗——刚才紧张，我自己都没发觉出汗了，“我孙子长大了，会讲道理了。”
“我教得好。”我说。
笑了，眼角皱纹堆成花：“少贫嘴。晚上想吃什么？给你做。”
“随便，饿死了。”我进屋，从抽屉里找出U盘——里面存了我之前查的法律条文。又拿出手机，给之前帮李大爷时认识的那个法律援助律师发微信：“刘律师，打扰了，想咨询拆迁的事……”
那天晚上，解放街很多人家亮灯到很晚。
第二天上午八点半，解放街三十八号门口聚集了二十多人。几乎每家都来了人，有的是老人，有的是中年夫妇，也有几个年轻人。李大爷坚持要来，张婶扶着他。王嫂把孩子托给邻居，也来了。
我昨晚熬到一点，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物权法》《行政强制法》的相关条文都打印出来，重点用红笔标出。还从网上下载了附近几个楼盘的成交价截图，做了个简单的对比表。
“走。”我挥手，二十多人浩浩荡荡走向街道办。
街道办在两条街外，是一栋三层小楼。我们到的时候，门口已经停着昨天那两辆黑色轿车。光头男和眼镜男站在门口抽烟，看见我们来，对视一眼，掐了烟。
会议室在二楼，不大，我们二十多人进去，挤得满满当当。长条会议桌，他们坐一边，我们坐一边。光头男那边五个人，我们这边二十多人，气势上我们先赢了。
眼镜男主持会议。他先介绍：“这位是拆迁办的马主任，这位是评估公司的刘工，这位是律师张律师。今天我们坐下来，好好沟通。”
马主任就是光头男。他今天换了件POLO衫，金链子还在。他清了清嗓子：“昨天有些误会，今天咱们敞开了说。拆迁是市里的重点工程，希望大家配合。”
“我们配合，”我说，“但得合情合理合法。”
我把打印的材料发给我们这边的人，也给了对面一份。马主任接过，扫了一眼，眉头皱起来。
“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九条，”我开始说，声音尽量平稳，“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光明新村，距离我们八百米，同属老城区，上个月成交均价一万一千五。我们的房子虽然旧，但地段一样，补偿标准应该参照这个价。”
对面的张律师开口了，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女人，语气专业：“小兄弟，你引用的法条没错。但评估要考虑房屋结构、年限、成新率。你们这是棚户区，大部分是砖木结构，没有独立卫生间，成新率低。评估公司给出的八千，是综合考虑的结果。”
“那也低太多。”李大爷忍不住说，“我在这儿住四十年了，房子是旧，可地段好啊！出门就是菜市场，走五分钟到医院，十分钟到小学。你们给八千，让我们去郊区买房，那地段能一样吗？”
“就是！”张婶附和，“我孙子在实验小学上学，我每天接送十分钟。要是搬到城东，我得早起一小时！”
对面几个人交换眼神。马主任说：“地段价值我们会考虑，但评估报告已经出了，改不了。不过——”他顿了顿，“我们可以把奖励提高，签字同意搬迁的，奖励五万。”
人群动。有人心动了，五万不是小数目。
“马主任，”我看着他的眼睛，“据《条例》第二十一条，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您昨天说产权调换的房子在城东新区，是期房。那我们能不能要求就近安置？比如，在附近还没拆的片区，给我们安排现房？”
“不可能。”马主任直接否定，“附近没有现房。”
“那期房也行，但我们要看规划图、户型图、开发商资质、施工许可证。”我把昨晚查的资料推过去，“如果选择产权调换，据规定，安置房必须符合国家质量安全标准，面积不能低于原住房面积。而且，过渡期间的安置费，每月每平米二十元，您这方案里也没提。”
会议室安静了。对面几个人脸色都不好看。张律师低头翻材料，刘工在计算器上按着什么。马主任盯着我，眼神复杂。
“小兄弟，”眼镜男开口，语气缓和些，“你懂这么多，是学法律的？”
“不是，我学修电器的。”我说，“但我说，自己的事自己得清楚。街坊们大多不懂法，我年轻，能查，就帮大家查查。”
眼镜男沉默了几秒，说：“这样，你们的要求我们知道了。补偿标准，我们可以向上面申请，看能不能适当提高。产权调换的房子，我们可以提供规划图和施工许可证。过渡费，按标准给。但有一点——”
他看向所有人：“拆迁是大势所趋，不可能不拆。你们可以争取合理补偿，但不能阻挠拆迁。如果月底前不签字，真的会强拆。到时候，奖励没有，补偿也可能打折扣。”
人群又紧张起来。我站起来，看着对面五个人：“我们不会阻挠，我们只是要个公道。如果补偿合理，安置到位，我们支持城市发展。但如果不合理，我们会依法维权，向上级部门反映，向媒体反映，必要时候走法律程序。”
我顿了顿，补充一句：“我说，老百姓不怕事，但也不惹事。我们要的，就是个公道。”
马主任盯着我看了很久，最后说：“行，你们回去等消息。三天内，我们给答复。这三天，别闹事。”
“我们从来不闹事，”我说，“我们只讲道理。”
散会了。我们的人先走，我走在最后。到门口时，马主任叫住我。
“王峰是吧？”他递过来一张名片，“有事可以直接找我。”
我接过，名片上写着“拆迁办主任，马国富”。我点点头，没说话，走了。
下楼时，街坊们围上来，七嘴八舌。
“峰子，他们真能提高补偿吗？”
“万一报复你怎么办？”
“咱们是不是要得太多了？”
我停下脚步，看着这些熟悉的、布满皱纹的、带着担忧的脸。
“街坊们，”我说，“咱们的要求合情合理合法，不怕。如果他们真敢乱来，咱们有法律。我说，有理走遍天下。”
张婶抹了抹眼角：“峰子，谢谢你……要是没你，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办。”
“别谢我，”我咧嘴笑，“我也是为自己。这儿是我家，我也得拆迁。”
回家的路上，李大爷走在我旁边，拄着拐杖，走得很慢。他突然说：“峰子，你比你爸强。你爸当年也爱帮人，但没你会讲道理。你是文武双全。”
我笑了：“我说，现在是法治社会，得讲法。”
三天后，街道办贴出公告：解放街拆迁补偿标准调整为每平米一万元，签字奖励五万。产权调换的房子提供规划图和施工许可证复印件供查阅，过渡费按标准发放。虽然不是最理想的结果，但街坊们基本能接受了。
签字那天，我在家帮收拾东西。从柜子里翻出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是那枚三等功奖章。她擦了擦，别在自己口。
“，您这是？”
“去签字，”说，背挺得笔直，“让你爷爷也看看，他孙子有出息，没给他丢脸。”
我鼻子一酸，赶紧低头整理纸箱。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解放街的街坊们陆续在协议上签字，按手印。马主任也在，看见我，点了点头。我也点点头，没说话。
回家的路上，我推着慢慢走。拆迁已经开始，有些人家在搬东西，卡车进进出出，巷子里一片忙碌。
“，”我说，“等拿到补偿款，咱们换个带厕所的房子。您不用再倒痰盂了。”
拍拍我的手：“我孙子孝顺。不过，房子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哪儿，家在哪儿。”
“人在哪儿，家在哪儿。”我重复了一遍，记住了。
那晚，我躺在阁楼的木板床上，透过玻璃瓦看星星。今天天气好，能看见几颗。我想，等搬了新家，我要在阳台上放个躺椅，晚上和一起看星星。
还要买台好点的电视，能看高清的那种。我要看新闻，看南海，看中国。
我说，子会越来越好的。
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