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十八，高中刚毕业。如果你在江南市老城区的解放街一带想打听我，得到的回答可能会让你有点困惑——因为这取决于你问的是谁。
巷子口开小卖部的张婶会说：“峰子啊，那孩子心善着呢。前几天下大雨，我进货的面粉袋子淋湿了，他正好路过，二话不说就帮我扛进屋，自己淋得跟落汤鸡似的。我说给他拿条毛巾，他摆摆手就走了，说‘我说，搭把手的事，不值当谢’。”
街尾修自行车的李大爷会摘下沾满油污的手套，点起一烟：“王峰？刘的孙子嘛。你别看他整天吊儿郎当的，骨子里仗义。上个月有几个小混混来我摊子上收‘管理费’，我这么大年纪了，能怎么办？正准备掏钱，这小子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往我车摊前一站，说了句‘李大爷的摊子我罩的’。那几个小子还真让他给唬住了。”
网吧老板老赵的评价就不太一样了。他会从满是烟味的柜台后面抬起头，推推眼镜：“王峰？那小子以前常来，打游戏是一把好手。有次在游戏里跟人对骂——不是普通的骂，是关于南海问题的。对方说中国在南海搞扩张，他愣是在游戏公屏上打了三千字，从历史到法理，把那人怼得哑口无言。后来不咋来了，听说去学修电器了。可惜了，打职业说不定有前途。”
而如果你问西街那几个染着黄毛的混混，他们会咬牙切齿，但又不敢太大声：“疯子！那就是个疯子！看着挺帅一张脸，下手黑着呢！上次我们就在游戏厅门口抽了烟，他过来就说我们乱扔烟头污染环境。我说关你屁事，他指着墙上‘禁止吸烟’的牌子说‘我说，没规矩不成方圆’。我们五个人，他一个人，愣是把我们全撂倒了。报警？报什么警，是我们先动的手……”
你看，关于我的评价就是这么分裂。我自己倒觉得他们都说得挺对——因为我本来就是个复杂的人，简单标签贴不上。
好了，现在让我自己说说我是谁。
我叫王峰，十八岁，身高一米七八——上个月在社区卫生站量的，绝对准确。板寸头，自己用推子推的，有时候手抖推豁一块，就拿帽子遮遮，遮不住就算了，反正我也不靠脸吃饭。虽然张婶老说“峰子这张脸不去拍电影可惜了”，但我说，男人长得好不如活得好。
我长得确实不难看，这点我有自知之明。眉毛浓，眼睛不大但黑，看人时习惯微微眯着——不是耍帅，是有点散光，又舍不得配眼镜。鼻梁挺，嘴唇薄，右脸颊有道浅浅的疤，是初二时跟校外混混架留下的。那次他们欺负我们班一个女生，我看不惯。一挑三，我赢了，但也挂了彩。给我上药时直抹眼泪，我说不疼，她戳我脑门：“我说，打架是最没出息的本事！”——这话是她说的，成了我们家的祖传家训。
耳朵上有三个洞，以前戴耳钉，银色的小环，走路时一晃一晃，觉得自己特酷。后来不戴了，但孔还在，像三个小小的句号，标记着我某段试图看起来很酷的傻岁月。为什么不戴了？因为老陈——我现在的师傅，电器维修铺的老板——说：“修电器戴这个，不怕漏电给你打成耳洞？”我想想有道理，就不戴了。
现在我常穿洗得发白的篮球背心和工装裤，身上总沾着机油或灰尘。手上总有新伤口，旧的结痂还没掉，新的又来了。指甲缝里永远有洗不净的黑泥。老陈说我“不像修电器的，像打铁的”。我回他：“我说，手艺活，净不到哪儿去。”
说到我，那得重点介绍。我叫她“”，她叫我“峰子”。我五岁时父母出车祸没了，肇事司机跑了，到现在没抓着。我是一个人拉扯大的。她叫刘秀英，七十六岁，瘦小，背因为常年弯腰捡废品而有些佝偻，但眼睛亮，嗓门大，手上有劲——我小时候调皮，她揍我屁股，一巴掌下去五个红指印。
原来在纺织厂上班，退休金一个月两千四。我上高中后开销大，她开始捡废品贴补家用。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拎着蛇皮袋和铁钩子，沿着解放街走到建设路，翻遍每一个垃圾桶。塑料瓶一毛一个，易拉罐一毛五，纸板八毛一斤。她弯腰，伸手，在别人丢弃的东西里，一点一点捡出我的学费、书本费、校服费。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我上初三那年，有天凌晨肚子疼醒来，发现不在。我出门找，看见她在街角的垃圾桶边，踮着脚，半个身子探进去掏一个塑料瓶。那天下着小雨，她没打伞，花白的头发湿漉漉贴在额头上。我站在远处看了很久，然后转身回家，假装睡着了。从那天起，我放学后也去捡废品。骂我“不务正业”，我说“我说，劳动最光荣”。
扯远了，说回我自己。
我高中成绩中不溜，理科还行，特别是物理，拿过市里竞赛二等奖。语文英语一塌糊涂，班主任说我是“偏科偏到姥姥家”。高考？考了，分数刚过本科线，不多不少。通知书来了，我没去。原因很简单：学费太贵，太老。我算过账，一年学费加生活费最少两万，四年八万。的退休金加捡废品，一年撑死攒一万。我去上大学，她得再捡八年废品。她今年七十六了，腰不好，风湿，下雨天疼得整夜睡不着。我不能这么。
所以我去了老陈的电器维修铺当学徒。老陈是我爸当年的工友，看我可怜，收了我。一个月八百，管中午一顿饭，住阁楼。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周休息。学徒期三个月，这三个月我就打下手，打扫卫生，拆装机器，不许单独接活。三个月后要是能出师，涨到一千五。
我了一个月，手上添了七道口子，学会了拆电视机、修电风扇、判断空调压缩机故障。老陈说我“手笨但肯钻”，我知道这是夸奖。
我这个人，用我的话说，“毛病一堆，优点没有”。但街坊们好像不这么认为。
他们说我有爱心。比如上个月，我在路上看见两个小孩蹲在小卖部门口，盯着冰柜里的雪糕咽口水。俩孩子穿得不算破，但衣服小了，裤腿吊在脚踝上面。我走过去买了三最贵的“绿色心情”，两给他们，一自己吃。孩子不敢接，我说：“拿着，我说，小孩子夏天不能缺嘴。”他们小声说谢谢哥哥，我说叫叔叔。后来那俩孩子见了我都叫“雪糕叔叔”，他们的妈妈——菜市场卖豆腐的王嫂，每次见我都多给半块豆腐，说“峰子，谢了啊”。
他们说我爱国。这事有点抽象，但我确实爱。我家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是我小学五年级时买的，一块五一张。已经泛黄卷边，但雄鸡的形状依然清晰。南海那片蓝域，我用红笔圈了几个小点：美济礁、永暑礁、渚碧礁。去年在网吧，我看过一段视频，是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的延时摄影，一片汪洋中，人工岛一点点长大，机场、码头、楼房拔地而起。我看了三遍，热血沸腾，差点把网吧的键盘拍碎了。网管过来骂我，我指着屏幕说：“你看！咱们的岛！”他看傻子一样看我。
我还订《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其实不是订，是李大爷送的。李大爷是街口报亭的老头，我常帮他搬报纸，他就每天给我留两份。我看国际新闻，看南海局势，看中美关系。看到憋屈的地方会骂街，看到提气的地方会拍桌子。说我“吃地沟油的命，中南海的心”。我说：“我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她说她没说过这话，我说那就是你该说的。
他们说我仗义。这事例子多了。比如帮李大爷赶走收保护费的混混，比如帮张婶扛面粉，比如上个月拆迁办的人来，说我们这片要拆，补偿标准一平米八千——隔壁片区一平米一万二。街坊们不服，但不知道怎么办。我站出来，说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补偿不得低于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我们有权利要求合理补偿。拆迁办的人看我年纪小，吓唬我，我说：“我说，有理走遍天下。”后来他们真把补偿提到了一万一。街坊们要凑钱谢我，我没要，说：“我说，街坊邻居，互相帮忙应该的。”
但其实，我也有不少毛病。
我吊儿郎当。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走路晃晃悠悠，说话拖腔拉调。老陈骂我“站直了！像煮熟的挂面！”我嗯嗯啊啊答应，过一会儿又弯下去了。不是不改，是习惯了，改不了。
我有点痞。不是坏那种痞，是那种“别惹我，惹我我真敢跟你”的痞。眼神看人时带着点不耐烦，嘴角习惯性微微上扬，像在嘲讽什么。其实我没嘲讽，我就是长这样。高中班主任说我这叫“天生反骨”，建议我去当兵“板板性子”。我听了直摇头：“当兵？他这德行，去了不得天天关禁闭？”
我脾气急。看见不公平的事，火蹭就上来了。上星期在菜市场，有个卖菜的老太太被偷了钱包，坐在地上哭。偷钱包的小偷还没跑远，我看见了，追上去。那小子跑得快，我追了三条街，最后在一个死胡同把他按住了。他掏出刀，我说：“来，往这儿捅。”指着自己口。他手抖，我一把夺过刀，掰成两半扔了。后来警察来了，说我见义勇为，要给我发锦旗。我说不用，我说，做好事不留名。
对了，“我说”是我的口头禅。真不是装的，是我真觉得说的那些话有道理。她没上过几年学，但活了大半辈子，攒下的都是实实在在的道理。比如“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比如“吃亏是福”，比如“宁可身冷，不可心冷”。我从小听这些长大，它们长在我骨头里，成了我做人做事的底线。
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挺分裂的。一边看《兵器知识》热血沸腾，一边蹲在废品站门口啃老冰棍；一边跟人讲法律条文，一边打架下手黑；一边心疼捡废品，一边自己也在捡。但这些分裂在我身上又很和谐，因为它们都是真的我。
我不是什么好人，也不是坏人。我就是王峰，解放街三十八号刘秀英的孙子，老陈电器铺的学徒，会修点电器，会打点架，爱看军事杂志，爱国，有爱心，讲点义气，毛病不少，但底线还在。
最后，关于未来。我没想太远。短期目标是在老陈那儿学出师，能独立修空调冰箱，一个月挣两三千。中期目标是攒钱，带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她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她说她父亲，也就是我太姥爷，参加过开国大典，回来跟她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旗杆那么高。她想亲眼看看。
长期目标？没想好。但有一天晚上，我躺在阁楼的木板床上，透过屋顶那块玻璃瓦看星星——城市光污染，其实看不到几颗，但我就是看着。我想，也许有一天，我能做点更大的事。不为了出名，不为了发财，就为了对得起“中国人”这三个字。就像我说的：“做人，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身上流的中国血。”
这话听着有点大，但我是真这么想的。
好了，自我介绍就到这儿。你要是来解放街，看见一个板寸头、穿背心工装裤、手上带伤、蹲在路边看报纸的年轻人，那可能就是我。你可以叫我峰子，也可以叫我疯子，随你便。但别当我面说我不好，否则我真会跟你急。
我说，骂人可以，骂娘不行。
这是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