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江城的天空始终是灰的。不是那种下雨前的灰，是那种冷冷的、像一块洗旧了的棉布一样的灰。梧桐树的枝丫在灰空中支棱着，一动不动，连风都懒得吹。
王星河在公寓里坐了三天。不是不想出门，是在等——等省里的批复，等银行的消息，等老K的电话。什么都没等到。子像冻住了一样。
第四天早上，王建国出门之前，在玄关换鞋的时候说了一句：“今天去厂里吧。老赵说，有些东西想让你看看。”
“什么东西？”
“他没说。就说让你去看看。”
王星河犹豫了一下，放下手里的文件，穿上棉大衣。
到棉纺二厂的时候，是上午十点。阳光勉强从云层后面透出来，薄薄的一层，照在身上没有温度。厂门口的铁门半开着，门卫室里老周不在，炉子上的铝壶还在冒着白汽。
他们沿着主道往里走。老赵站在办公楼下面，穿着一件蓝色的棉袄，双手在袖子里。看见他们，点了点头，转身往厂区深处走。没有说话。
王星河看了王建国一眼。王建国微微摇了摇头，示意他跟上。
老赵带他们走的路，王星河没有走过。不是前几次来的那条主道，而是一条夹在两栋厂房之间的窄巷。巷子很窄，两个人并排走都勉强。地上铺着碎砖和烂树叶，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两边的厂房墙上，还残留着一些旧标语——“抓革命，促生产”“工业学大庆”——红漆已经斑驳得不成样子，像一道道结了痂的伤疤。
巷子尽头是一扇铁门，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锁。老赵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捅了半天才捅开。铁门推开的时候，发出一声尖锐的嘎吱声，像是什么东西被吵醒了。
门后面是一个院子。
不大，大概半个篮球场的样子。院子里铺着水泥地，裂缝里长出了枯黄的草。靠墙的地方有一排平房，门窗紧闭，玻璃上蒙着一层灰。院子中央有一棵桂花树，比办公楼前那棵小一些，但枝叶也很茂密。
王星河站在院子中间，四下看了看。“这里是……”
“细纱车间的后院。”老赵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这院子商量什么，“细纱车间温度高，夏天的时候，工人们下了班就来这儿乘凉。这棵树，是1987年种的。细纱车间的人，一人凑了一毛钱，买了这棵树苗。”
他走到桂花树前，伸出手，摸了摸树。
树上也有刻字。比办公楼前那棵更多、更密。有些已经随着树的生长变形了，歪歪扭扭的，像一张张变形的脸。
“你看这个。”老赵指着树上的一处刻字。
王星河凑近去看。字刻得很深，笔画用力得几乎嵌进了木头里——
“李增山，1987年6月。”
下面还有一行，字迹小一些，但刻得同样深：“娟，等我。”
王星河的手指悬在半空，没有落下去。
老赵在旁边说：“李增山是1985年进厂的。细纱车间挡车工。技术好，厂里技能大赛拿过第二名。人也好，谁家有事找他帮忙，从来不推。1987年，他在这棵树上刻了自己的名字。后来——”老赵顿了顿，“后来他又在上面刻了一行。”
“娟，等我。”王星河轻声念出来。
“娟是细纱车间的女工，也是挡车工。比李增山晚一年进厂。两个人好上了，准备结婚。房子都看好了，在江边，老城区，一室一厅。李增山到处借钱，凑了八千块。结果——”
老赵停住了。
“结果什么？”
“结果厂子不行了。1997年开始拖欠工资，1998年彻底停产。李增山下岗了。八千块买的房子，还没来得及住，就被他退了。借的钱，一家一家地还。还了两年，才还清。”
“娟呢？”
“娟也下岗了。回老家了。走之前来找过李增山，让他跟她一起走。李增山不走。他说，厂子会好起来的。他哪儿都不去。”
老赵的声音越来越低。
“娟等了两年。两年里，李增山一直在找工作。在码头扛过包，在工地搬过砖，在饭馆洗过碗。什么活都，什么都不长。娟每次打电话来，他都说‘快了，快了，等厂子重新开了，我就去找你’。娟说，你不用来找我了。他不听。”
“后来呢？”
“后来娟结婚了。嫁了老家一个做生意的。李增山知道以后，三天没有出门。第四天，他又去码头扛包了。”
老赵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点上。烟雾在冷空气中散开，很快就被风吹散了。
“去年冬天，李增山在码头扛包的时候，从跳板上摔了下来。腿摔断了。在医院躺了两个月，没有人去看他。厂里的人不知道，娟也不知道。他出院以后，走路一瘸一拐的，码头也不要他了。”
老赵吸了一口烟，烟头在冷风中明灭了一下。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下了很大的雪。李增山穿了一件军大衣，一个人走到长江大桥上。桥上有监控，警察后来看了录像——他在桥上站了四十多分钟。看着江面，看着远处的厂子，看着那棵桂花树的方向。然后他把军大衣脱了，叠好，放在栏杆上。手机放在大衣上面。手机里有一条短信，没有发出去。收件人是娟的号码。短信只有四个字——”
老赵的声音彻底哽住了。
“哪四个字？”王星河问。
“对不起。”
院子里安静了。风停了。连远处马路上的车声都消失了。整个世界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
王建国站在旁边，一直没有说话。他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他看着那棵桂花树，看着树上那些歪歪扭扭的字，眼眶慢慢地红了。
王星河站在桂花树前，看着树上那行字。娟，等我。刻字的人用了很大的力气，每一个笔画都嵌进了木头里，嵌进了时间里。他以为只要等，一切都会好起来。他等了四年，等来的不是厂子重新开张的消息，而是一条没有发出去的短信。
“老赵叔，”王星河的声音很低，“娟叫什么名字？全名。”
“孙丽娟。”
“她现在在哪儿？”
“在老家。河南南阳。听说过得还行，老公做建材生意，有两个孩子。”老赵顿了顿，“她不知道李增山的事。没人告诉她。”
王星河沉默了很久。他的手搭在桂花树的树上，能感觉到树皮的粗糙和坚硬。那行字就在他的掌心下面——李增山，1987年6月。十六年前，一个年轻的挡车工，用刀尖在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那时候厂子还在鼎盛时期，机器夜不停地转，工人三班倒，厂门口上下班的时候人山人海。他以为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他以为只要等，一切都会好起来。
“老赵叔，”王星河说，“李增山在厂里还有什么东西吗？”
“有。更衣箱里还有些东西。他一直没来拿。我们也没动。想着……”老赵没有说下去。
“带我去看看。”
细纱车间的更衣室在一楼，是一个很大的房间，靠墙摆着两排铁皮更衣箱。窗户上的玻璃碎了大半，冷风灌进来，跟外面一样冷。地上散落着破鞋、烂布、旧报纸，踩上去沙沙响。
老赵走到角落里，指了指一个更衣箱。箱子上贴着一张纸条，字迹已经模糊了，但还能辨认出“李增山”三个字。箱门没有锁，搭扣松松地挂着。
王星河打开箱门。
里面挂着两件东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口的口袋上印着“棉纺二厂”四个字；一条围巾，灰色的，手工织的，针脚不太整齐，有些地方松有些地方紧，但洗得很净，叠得整整齐齐。
工装的口袋里有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王星河小心翼翼地展开——是一张照片。黑白照片，边角有些卷了，但画面还很清楚。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人，站在一棵小桂花树前。男人穿着工装，笑得很憨；女人扎着马尾辫，歪着头，靠在他肩膀上。两个人的背后，那棵桂花树还很小，比人高不了多少，枝叶稀疏，在阳光下透着嫩绿的光。
照片的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一行字：“1987年6月，细纱车间后院。增山、丽娟。”
王星河把照片翻过来，看着那两个年轻人的脸。他们笑得很开心，像是在拍一张很重要的纪念照。他们不知道，十六年后，这棵树会长得很高很密。他们不知道，那个叫李增山的男人，会在大雪天从长江大桥上跳下去。他们不知道，那个叫孙丽娟的女人，会嫁给别人，在河南南阳过着不知道这一切的子。
王星河把照片放回工装口袋里，把工装和围巾从更衣箱里拿出来，叠好。
“老赵叔，这些东西我先拿走。”
老赵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走出细纱车间的时候，阳光终于从云层后面完全露了出来。很薄，很淡，但确实是阳光。照在身上，有一点点温度。那棵桂花树在阳光下投下稀疏的影子，枝丫上的叶子虽然枯黄了大半，但还有一些顽固地绿着。
王星河站在树前，最后看了一眼树上的字。
李增山，1987年6月。
娟，等我。
他把工装和围巾抱紧了一些，转身往厂门口走。王建国跟在后面，一路上没有说话。
走到厂门口的时候，老周从门卫室里探出头来。
“小王，走了？”
“走了。周大爷，过年的时候，我给您送饺子来。”
“好。我等你。”
回程的公交车上，王星河坐在靠窗的位置，王建国坐在他旁边。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车窗外，江城的街景在冬的阳光下缓缓倒退——低矮的楼房、光秃秃的行道树、骑着自行车的人、等公交车的人。一切都跟来时一样，一切都不一样了。
王建国忽然开口了：“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那个人。秦思远。”
王星河沉默了一会儿。他看着窗外，阳光在玻璃上画出一道金色的光带。
“他想要这块地。但他不想要这个厂子。不想要工人，不想要机器，不想要更衣箱里的照片，不想要树上的字。他想要的是——把这一切都铲平，盖上楼，卖掉，赚钱。”
“那你呢？”
“我要这个厂子。我要工人回来上班，要机器重新转起来，要那棵桂花树好好地活着。我要——”他顿了顿，“我要让李增山知道，有人记得他。”
王建国看着他，看了很久。
“你比你老子强。”他说。这是第二次说这句话。第一次是在棉纺二厂的桂花树下，那次王星河觉得父亲是在认可他。这次不一样。这次，他听出了一些别的东西——不是认可，是托付。
“爸，”王星河说，“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知道。”
公交车过了长江大桥，进入了市区。街道变宽了，人变多了，楼变高了。阳光照在玻璃幕墙上，反射出耀眼的光。王星河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怀里抱着那件蓝色的工装和那条灰色的围巾。工装上有一股旧棉布的味道，混着机油和汗水的味道。那是李增山的味道，也是王建国的味道，也是这个城市里千千万万个工人的味道。
手机震动了。他拿起来一看，是老K的短信：
“查到了。秦思远的资金，有一部分来自香港一家叫‘远华资本’的基金。这家基金的合伙人之一，跟梁文浩是哈佛同学。两人有业务往来，但不是合伙人。梁文浩不知道秦思远在跟你争这块地。至少——他说他不知道。”
王星河盯着这条短信看了很久。
“老陈，您信吗？”
老K的回复很快：“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想清楚，这块地你到底要不要。”
“要。”
“那就要快。规划一旦落地，地价翻三倍。到时候你再想拿，成本就不是一千五百万了。”
“我知道。”
“需要我做什么？”
王星河想了想，打了一行字：“暂时不用。我先跟银行谈。如果秦思远动手，我再找您。”
“好。小心。”
王星河把手机收好，睁开眼睛。公交车到站了。他站起来，抱着那件工装和那条围巾，下了车。王建国跟在后面，脚步比平时快了一些。
回到公寓的时候，王星河把工装和围巾放在自己房间的柜子里。他想了想，又把那张照片从工装口袋里拿出来，放在桌上。照片上的两个人还在笑。年轻的李增山，年轻的孙丽娟，站在一棵小桂花树前。1987年6月。那一年，李增山二十二岁。跟现在的王星河一样大。
他看了很久，然后把照片小心地夹进了笔记本里。
窗外，太阳开始西沉了。江城的黄昏来得早，四点多天就开始暗。远处的天际线在暮色中变成了一道深灰色的剪影，几颗星星已经迫不及待地亮了起来。
王星河站在窗前，看着那片渐渐暗下去的天空。他在想一件事——秦思远知不知道李增山？知不知道那棵桂花树上刻着什么？知不知道有一个女人在河南南阳过着安稳的子，而她不知道，有一个男人在长江大桥上给她发了最后一条短信，四个字——“对不起”。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也许不在乎。
王星河转过身，走到桌前，坐下来。他翻开笔记本，翻到棉纺二厂改制方案的那一页。方案已经很详细了——资产估值、债务处理、职工安置、设备更新、产品规划。但他觉得还少了一些东西。
他拿起笔，在方案的最后加了一段话：
“新公司成立后，在厂区保留一棵桂花树。树的位置不变。树上的刻字保留。树下立一块牌子，说明这棵树的历史。让每一个来厂里上班的人，都知道这棵树的故事。让每一个在这棵树底下乘凉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叫李增山的人，曾经在这里等过一个人。”
他写完这段话，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
窗外，最后一抹光消失了。夜色完全笼罩了江城。远处的楼房亮起了灯，一盏一盏的，像星星落在了地上。那棵桂花树在黑暗中沉默地站着，树上的字被夜色吞没，但还在那里。一直都在。
王星河闭上眼睛。
明天，他要去找银行谈债务减免。后天，要去省里跟进批复进度。大后天，要去市规划局了解那块地的规划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很多，一件一件来。
但他知道，从今天起，棉纺二厂对他而言，不再是一个。不再是一笔账、一份方案、一个数字。它是李增山等了四年的地方。是三百多个工人回不去的家。是他父亲弯了二十三年的腰。是那棵桂花树上，刻进木头里的字。
娟，等我。
不是娟在等。是他在等。等一个回来的理由。
王星河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夜色。他拿起手机，打开通讯录，翻到张处长的号码。犹豫了一下，没有拨。又翻到梁文浩的号码。也没有拨。他翻到老K的号码，盯着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放下。
有些事情，不是打电话能解决的。有些事情，要靠自己。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他打了个寒噤，但没有缩回去。远处，长江大桥上的路灯连成了一条光带，在黑暗中延伸，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桥下的江水在夜色中流淌，无声无息，像一个沉默了很久的人。
王星河站在窗前，站了很久。直到王建国在客厅里喊他吃饭，他才关上窗户，转身走了出去。
客厅的桌上摆着两碗面条，一盘炒青菜，一碟咸菜。王建国坐在桌对面，低着头吃面，呼噜呼噜的，吃得很香。
王星河坐下来，端起碗。面条是手擀的，有点厚，煮得有点过了，但汤底是骨头汤，熬了一个下午。
“爸，面很好吃。”
王建国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翘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继续吃面。
窗外，江城的冬夜还在继续。风从长江上吹过来，穿过空旷的街道，穿过沉睡的厂房，穿过那棵桂花树的枝丫，发出呜呜的声响。像一个人在哭，也像一个人在笑。但在那呜呜的风声里，在那一盏盏亮着的灯光里，在那碗热腾腾的面条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悄悄地生长。
不是树。是别的什么。
是回来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