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五一过，年就算过完了。
王星河是正月十六回的江城。火车从曲靖到江城，四个半小时，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了一路风景。田野里的雪还没有化尽，一块一块的白，像打翻了的面粉袋子。快到江城的时候，窗外的景色渐渐变了——农田变成了厂房，平房变成了楼房，电线杆越来越密，天空越来越灰。
江城到了。
回到宿舍的时候，门锁着。他掏出钥匙打开门，一股湿的、混合着灰尘和旧书味的空气扑面而来。十二平米的房间，三张空床，地上有张俊临走前没来得及扔的方便面桶，里面长了一层绿色的霉菌。
王星河放下行李，开窗通风。二月的江城还很冷，冷风灌进来，他打了个哆嗦，但空气清新了不少。他挽起袖子，开始打扫卫生。擦桌子、拖地、倒垃圾、把张俊的方便面桶扔进楼道的垃圾桶里。忙活了半个小时，宿舍总算恢复了能住人的样子。
他坐在自己床上，翻开那本《证券学》，但看了几页就合上了。书上的东西他前世就烂熟于心，而且那些经典的金融理论和2000年的中国股市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现实。他现在更需要做的不是读书，而是等——等华兰生物的消息，等中小企业板的政策落地，等周明远那边的产业基金启动。
等待的时候，他想起了一件事。
春节在家的时候，他翻了翻王建国的抽屉，找到了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站在一台车床前面，表情严肃。照片的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王德贵，1987年春。”
那是他爷爷。
王星河把照片翻过来，盯着那个陌生男人的脸看了很久。王德贵的眉眼和王建国很像，尤其是那种抿着嘴的、不肯服输的神情。但王德贵的眼睛里有一种王建国没有的东西——一种近乎狂热的、燃烧着的光。
那是赌徒的光。
王星河把照片放回抽屉里，没有再拿出来过。
第二天，正月十七，室友们陆续回来了。
第一个到的是张俊。
门被一脚踢开的时候，王星河正坐在床上看书。张俊拖着两个大编织袋挤进来，整个人比年前黑了一圈，但精神头十足，一进门就喊：“星河！想我了没！”
“想了。”王星河放下书，笑着站起来，“你带了多少东西？搬家呢？”
张俊把编织袋往地上一扔，开始往外掏东西：“我妈做的腊肉、我爸熏的香肠、我晒的红薯、还有一罐剁辣椒——你不是说阿姨做的剁辣椒好吃吗？我让我妈照着方子做了一罐，你尝尝。”
王星河看着地上堆成小山的土特产，鼻子有点酸。张俊家是湖南农村的，家里不富裕，父母种地供他上大学不容易。这些腊肉香肠，恐怕是张俊他妈省了半个冬天的。
“俊哥，”王星河说，“太多了，我吃不了这么多。”
“吃不了分给耗子和阿斌啊！”张俊咧嘴一笑，“对了，我跟你说个事。过年的时候我跟我爸说了你的事，我爸骂了我一顿，说我不务正业。然后他自己偷偷去镇上开了个户，说要跟你学。”
王星河哭笑不得：“别，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我跟他说了，别瞎跟。我爸说他知道，他就是想试试。”张俊挠了挠头，“反正我跟他讲了，亏了别找我。”
两人正说着，孙浩推门进来了。
孙浩还是老样子，戴着那副金丝眼镜，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棉夹克，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行李箱。他的表情淡淡的，但进门的时候嘴角微微翘了一下——那是他的笑法。
“回来了？”王星河打招呼。
“嗯。”孙浩把行李箱放到自己床下，从里面拿出几本书摆在桌上。王星河瞥了一眼，是几本英文原版的金融学教材，书页间夹着密密麻麻的便签纸。
“过年没歇着？”王星河问。
“歇了两天。”孙浩推了推眼镜，“看了几本书，有些地方不太明白，想跟你讨论讨论。”
王星河心里一动。孙浩主动说要跟他讨论金融问题，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
“什么书？”
孙浩从书堆里抽出一本，翻开到折了角的一页：“这里讲行为金融学的部分，关于市场有效性的讨论。书上说市场在大多数时候是有效的，价格反映了所有已知信息。但你之前的东方电子作，本质上是在利用市场对转配股信息的过度反应——这恰恰说明市场是无效的。你怎么看？”
这个问题问得很刁钻。
王星河想了想，说：“市场不是永远有效，也不是永远无效。它有时候有效，有时候无效。我的理解是，市场在短期内往往是无效的——情绪、恐慌、贪婪会让价格偏离价值。但在长期内，市场是有效的——价格最终会回归价值。所以的关键在于，利用短期的无效性买入，等待长期的无效性被纠正，然后在市场变得有效的时候卖出。”
孙浩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有意思。这个框架比你之前说的更完整。”
“你之前说我是运气好，”王星河笑了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
孙浩没有笑，而是很认真地说：“你第一次说东方电子的时候，我以为你是碰巧看到了什么内幕消息。但你后来的分析逻辑，包括你对华兰生物的判断，都不是靠运气能说出来的。所以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研究这些公司的？”
王星河看着他，看到了那双金丝眼镜后面认真而好奇的目光。
他不能说实话。但他可以给孙浩一个足够有说服力的“方法论”。
“我有几个原则，”王星河说，“第一，只研究自己能看懂的行业。我不碰看不懂的东西。第二，看财报不是看数字，是看数字背后的逻辑。毛利率为什么高？周转率为什么快？现金流为什么好？这些问题都要能回答。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关注管理层。一个好的管理层，能把一个普通的公司做成优秀的公司。一个差的管理层，能把一个优秀的公司做成普通的公司。”
孙浩听完，认真地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张俊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你们在说什么？能不能说人话？”
“在说怎么赚钱。”王星河说。
“又是赚钱！”张俊翻了个白眼，“你们能不能说点别的？”
“行，说点别的。”王星河靠在床架上，“俊哥，你过年在家嘛了？”
张俊立刻来了精神：“我跟我爸去镇上赶集了！好家伙，人山人海的，卖什么的都有。我还买了一只风筝，老鹰形状的，等天暖和了咱们去江滩放风筝！”
王星河和孙浩对视一眼，都笑了。
张俊就是这样的人。不管世界怎么变，他总能找到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
下午，周文斌也到了。
他是最后一个到的，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戴着耳机，嘴里嚼着口香糖。一进门就把行李箱打开，从里面掏出几件花花绿绿的衣服和几盒广式月饼。
“阿斌，正月都快过完了，你还带月饼？”张俊瞪大了眼睛。
“家里剩的，我妈非要我带。”周文斌把月饼往桌上一扔，“你们分着吃吧，我吃够了。”
周文斌的家在东莞，开了一家小电子厂，生产收音机、随身听之类的电子产品。2000年的时候，东莞的电子产业已经开始起飞，但周文斌家的厂子规模不大，在产业链上属于最底层的组装厂，利润微薄。
“阿斌，”王星河随口问了一句，“你家的厂子今年怎么样？”
周文斌嚼着口香糖，表情淡淡的：“还行吧，订单比去年多了点。但我爸说利润越来越薄，竞争对手太多了，大家都在压价。”
王星河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
他知道，未来几年，东莞的电子制造业会经历一轮残酷的洗牌。那些没有核心技术、只靠低成本竞争的小厂，大部分会被淘汰。只有少数能够转型升级的企业，才能活下来，并且成长为巨头。
但那是以后的事。现在，他还没有能力去改变什么。
晚上，四个人一起去学校门口的大排档吃了一顿饭。
还是那家湘菜馆，还是靠窗的位子。张俊点了一个剁椒鱼头、一个小炒黄牛肉、一个手撕包菜、一个紫菜蛋花汤，外加四瓶啤酒。
“来，一个！”张俊举起啤酒瓶，“新学期新气象，祝咱们四个都能发财！”
“你又不，发什么财？”孙浩淡淡地说。
“不就不能发财了？”张俊不服气，“我以后当公务员，当大官，那也是一条路嘛！”
“公务员不能发财，”孙浩说，“发财就进去了。”
四个人都笑了。
王星河喝着啤酒，看着三个室友的脸，心里忽然涌上一种复杂的情感。
张俊、孙浩、周文斌。
前世，他们的命运各自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张俊当了副县长，后来被双规；孙浩进了央行，后来牵涉金融腐败案；周文斌继承了家业，把电子厂做成了上市公司。
而现在，一切还没有发生。他们都还坐在这张油腻的桌子前，喝着三块钱一瓶的啤酒，聊着不着边际的未来。
王星河不知道，他的重生会不会改变他们的命运。但他想试试。
“兄弟们，”他放下酒瓶，“我有个事跟你们说。”
三个人都看向他。
“我下学期可能会忙一些，在学校的时间不多。我在外面找了个，在一家公司做助理，可能要经常出差。”
张俊愣了一下：“什么公司？靠谱吗？”
“靠谱。是省社科院的一个老师介绍的。”
孙浩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有一丝了然：“是周明远？”
王星河点了点头。
孙浩没有再说什么，端起啤酒喝了一口。
“那你还上课吗？”张俊问。
“课会上，但可能不会全勤。”王星河说，“我跟辅导员说过了，他同意了。”
“行吧，”张俊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忙你的，笔记我帮你抄。虽然我的字丑了点，但总比没有强。”
“谢谢俊哥。”
“谢啥。”张俊咧嘴一笑，“等你发财了别忘了我们就行。”
“不会的。”王星河说。
他说得很认真，认真到张俊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行了行了，别整得跟生离死别似的，”张俊举起酒瓶，“来，再一个！”
酒瓶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
窗外，二月的江城还是灰蒙蒙的，梧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在路灯下投下凌乱的影子。但王星河知道，再过一个月，春天就来了。
梧桐会抽出新芽，玉兰会开出白花，而他的棋局，也即将进入下一个阶段。
那天晚上，王星河躺在床上，听着宿舍里此起彼伏的呼吸声。
张俊在打呼噜，声音很大，像一台老旧的拖拉机。孙浩的呼吸很轻，几乎没有声音。周文斌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梦话，听不清说的是什么。
王星河闭上眼睛。
明天，他要去找马老板，确认配资的事情。然后去省社科院找周明远，谈谈产业基金的事。然后——
然后他要去一趟深圳。
不是为了旅游，不是为了看海。
是为了亲眼看看，那些他前世只在K线图和新闻里见过的公司，在2001年的春天，到底是什么样子。
华为、中兴、腾讯。
这些名字，在2000年的中国，还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但王星河知道。
他知道，十几年后，这些公司会成长为让世界颤抖的庞然大物。
而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它们还是小树苗的时候，走到它们面前，看清楚每一片叶子的纹路，每一枝条的走向。
然后，在合适的时候，种下自己的种子。
窗外，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条银白色的光带。
王星河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墙上贴着一张新的历，是张俊从家里带来的，上面印着一只威风凛凛的老虎。
2001年，农历辛巳年，蛇年。
但王星河觉得，这一年，他应该像一只老虎。
一只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饥饿的、年轻的猛虎。
第二天一早，王星河起床的时候，张俊还在打呼噜，孙浩已经坐在桌前看书了，周文斌的床上空空如也——他又去网吧包夜了。
王星河洗漱完毕，背上书包，轻手轻脚地出了门。
下楼的时候，他在楼道里碰到了宿管大爷。大爷姓陈，六十多岁，秃顶，脸上永远挂着一副和蔼的笑。
“小王啊，这么早？还没开学呢。”
“陈大爷早，我出去办点事。”
“行，去吧。注意安全。”
王星河走出宿舍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二月的江城清晨，空气冷冽而清新。场上有人在跑步，远处的教学楼亮着几盏灯，食堂的方向飘来包子和稀饭的香味。
他加快脚步，朝学校门口走去。
校门口，一辆出租车正在下客。王星河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师傅，去新华路。”
“好嘞。”
出租车发动，驶入清晨的车流中。
王星河靠在椅背上，看着窗外向后掠去的街景。
新华路，马老板的配资公司。
他要去找马老板，把华兰生物的事情敲定。然后——
然后他要去见周明远。
再然后深圳。
王星河掏出手机——一部诺基亚5110，他在年前买的，花了一千二百块，二手的。这是他给自己买的第一个“奢侈品”。
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期：2001年2月9，星期五。
距离华兰生物上市，还有三年。
距离中国加入WTO，还有不到十个月。
距离房地产启动，还有不到两年。
距离他站在这个世界的顶端，还要很久。
但没关系。他有时间。他有耐心。他有未来。
出租车在晨光中穿行，穿过江城的街道，穿过梧桐树下斑驳的光影，穿过2001年的春天。
王星河闭上眼睛，嘴角微微上扬。
开始了。
新学期，新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