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上报之后，子突然变得慢了。
王星河不太适应这种慢。前几个月，他的生活节奏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盯盘、交易、出差、谈判，每一小时都有明确的产出。现在，所有的节奏都被一个“等”字接管。等省里批复，等市里开会，等资产审计，等债权人点头。每一个环节都像齿轮生了锈，转一圈要耗掉好几天。
他在学校附近租的那间公寓，成了临时指挥部。客厅的餐桌上摊满了文件——资产评估报告、负债清单、职工花名册、设备明细表。王建国每天早上七点出门，坐四十分钟公交车去棉纺二厂，跟老赵一起整理资料、联系老工人、盘点库存。晚上回来的时候，棉大衣上沾着灰，鞋底糊着泥，但眼睛比在工地上亮多了。
“今天联系上了一个细纱车间的挡车工，”王建国把保温杯放到桌上，脱掉大衣挂在门后，“姓刘，女的，四十三岁。下岗后在菜市场卖菜，一天挣二十块。听说厂子要重新开，当场就哭了。”
王星河从文件堆里抬起头：“多少人确定能回来？”
“目前明确表态的有六十多个。技术好的老工人占一大半。但有一个问题——”王建国顿了顿，“她们要求先把欠的工资和社保补上，不然不放心。”
“合理的。方案里写了，新公司承接原厂债务，包括欠职工的工资和社保。等批复下来，第一笔钱就用来补这个。”
王建国点了点头，在沙发上坐下来，揉了揉右腿。江城的冬天湿冷，他的旧伤又开始隐隐作痛。
“爸，腿又疼了？”
“不碍事。老毛病。”
王星河站起来，去厨房倒了一杯热水，递给王建国。他没有再说“去医院看看”之类的话——说过太多次了，王建国每次都摇头。他知道，父亲不是不怕疼，是怕花钱。哪怕这钱是他儿子的，他也舍不得。
“明天我去买一个泡脚桶，”王星河说，“每天晚上用热水泡半个小时，能缓解。”
王建国看了他一眼，没有拒绝。只是“嗯”了一声，低头喝水。
十二月的第三个星期，张处长打来电话，让王星河去一趟省里。
省国企改革办的办公室在省政府大院的一栋老楼里，房间不大，但暖气烧得很足，跟外面的冷风凛冽完全是两个世界。张处长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的烟灰缸里堆着四五个烟头。他的脸色不太好，眼袋比上次见面时又重了一些。
“方案省里原则通过了，”张处长开门见山，“但有三个条件。”
王星河在对面坐下来，拿出笔记本。
“第一，职工安置方案要细化。省里要求你把每一个职工的安置方式都列出来——哪些人回厂上班，哪些人拿安置费走人，哪些人由新公司代缴社保直到退休。不能含糊，不能有遗漏。”
“可以。我本来就在做这个。”
“第二，债务处理。银行那边的三千万本金加利息，省里的意思是能谈则谈，能减免则减免。你自己去跟银行谈，谈成什么样算什么样。省里不手，但也不兜底。”
王星河点了点头。这一点他早就预料到了。三千万的债务，对银行来说是一笔坏账，能收回多少算多少。只要他拿出一个可行的还款方案，银行没有理由拒绝。
“第三——”张处长顿了一下，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市里有人对你的方案有不同意见。”
王星河抬起头：“什么意见？”
“有人觉得，你把棉纺二厂的估值压得太低了。八百万，加上职工安置七百万，总共一千五百万。但在有些人眼里，那一百二十亩地就不止一千五百万。”
“那块地在东郊，工业用地，基准地价每亩八到十万。一百二十亩，顶天了一千二百万。加上破厂房和废铁设备，怎么算都到不了一千五百万。而且——”王星河停了一下，“有人想拿这块地做什么？”
张处长没有直接回答。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叠好的规划图，摊在桌上。
王星河低头一看，眉头皱了起来。
那是一份江城市东郊的规划图，上面用红笔画了一个圈。圈的位置，正是棉纺二厂。
“这是市规划局上个月出的草案，”张处长说，“东郊要修一条快速路，连接长江大桥和绕城高速。棉纺二厂那块地，正好在快速路的节点上。如果规划落地，工业用地随时可以变更为商业用地。商业用地的价格，你知道的——至少翻三倍。”
王星河盯着那张规划图，沉默了很久。
“所以，有人不希望我收购这个厂子。他们希望厂子继续烂在那里，等规划落地，土地变性，然后低价拿下，高价卖出。”
张处长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只是又点了一烟。
“张处长，”王星河的声音很平静，“这块地的规划，是什么时候出的？”
“上个月。方案报到省里之后，市里才拿出来。”
“也就是说，如果我不报这个方案，这份规划可能永远不会出现？”
张处长吐出一口烟，没有说话。
王星河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在飞速地转——有人在盯着这块地。不是普通的商人，是能拿到规划图的人。能在方案上报之后迅速拿出规划草案的人。能在市里说得上话的人。
“是谁？”王星河睁开眼睛。
“我不能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张处长把烟掐灭，看着他的眼睛，“这个人，跟香港那边有关系。”
香港。
王星河的心跳漏了一拍。梁文浩说过的话突然在脑子里响起来——“你在闽发论坛上的帖子，不是只有我在看。”
“张处长，这个人跟梁文浩是什么关系？”
“不知道。但我听说，梁文浩来内地，不只是为了找。有人在给他引路。引路的人，就在江城。”
办公室里安静了。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咔咔声，窗外有人走过，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
王星河深吸了一口气。
“张处长，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别谢我。我只是不想看到一个好方案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搅黄。”张处长站起来，走到窗前，背对着他，“小王，你还年轻，有些事情你可能不太懂。在江城这个地方，做生意不只是做生意。尤其是在国企改制这件事上——这里面牵扯的利益，比你想象的多得多。”
“我懂。”
张处长转过身，看着他。
“那你打算怎么办？”
王星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先把职工安置方案细化，把能做的事情做完。至于规划的事——”
他顿了顿。
“我需要打几个电话。”
从省政府大院出来，已经是下午四点了。天色开始暗下来，路灯一盏盏地亮起，在冷空气中发出昏黄的光。王星河站在路边，裹紧棉大衣，掏出手机。
第一个电话，打给老K。
“老陈，江城这边有人盯上了棉纺二厂的地。跟香港那边有关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什么人？”
“不清楚。张处长不肯说。但他说这个人跟梁文浩有联系，可能是给梁文浩引路的人。”
“梁文浩知道这件事吗？”
“不确定。”
“我问问。”老K的声音很沉，“你先别动。等我消息。”
“好。”
第二个电话，打给梁文浩。
“梁先生，有件事想请教您。”
“说。”
“江城这边有人在跟我竞争棉纺二厂的收购。据说这个人跟香港有关系，可能还是您的朋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你听谁说的？”
“省里的人。”
“……我知道了。我帮你问问。”
“谢谢梁先生。”
挂了电话，王星河站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冷风灌进领口，他打了个寒噤，但没有动。他在想一件事——如果这个人真的跟梁文浩有关系，梁文浩会站在哪一边？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梁文浩是商人，不是朋友。商人只看利益。如果对方的条件更好，他会毫不犹豫地转身。
王星河把手机收进口袋，上了一辆出租车。
“去哪儿？”司机问。
“东郊，棉纺二厂。”
到厂里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厂门口的路灯坏了一盏，只剩下一盏在寒风中发出嗡嗡的声响，把铁门照得半明半暗。门卫室里亮着灯，窗户上蒙着一层白雾。
王星河推开门卫室的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屋里生着一个铁皮炉子，炉子上坐着一把铝壶，壶嘴冒着白汽。老周坐在炉子旁边，面前摆着一盘象棋，自己跟自己下。
“周大爷。”
老周抬起头，摘下老花镜：“小王？这么晚还来？”
“来看看。老赵叔在吗？”
“在。在里面盘点仓库呢。我去叫他——”
“不用，我自己去找。”
王星河转身要走，老周叫住了他。
“小王。”
“嗯？”
老周犹豫了一下，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折得皱巴巴的纸，递给他。
“今天下午有人来厂里了。三个人，开着车来的。在厂里转了一圈，拍了些照片。走的时候，留了这张纸。”
王星河接过来，展开一看——
是一张名片。白底，黑字，设计极简。上面印着一个名字和一串电话号码：
“秦思远 远达置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深耕江城地产，共创城市未来。”
王星河把名片翻过来。背面是空白的。
“他们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就说随便看看。”老周顿了顿，“但那个领头的，在桂花树底下站了很久。走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这棵树不错，移走可惜了。’”
王星河的手指微微收紧。
“周大爷，这张名片我拿走了。”
“拿走吧。我看着膈应。”
王星河走出门卫室，沿着主道往里走。厂区里没有路灯，只有办公楼二层亮着一盏灯——那是老赵在盘点仓库。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厂区里回荡，踩在落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
他走到桂花树前，停下来。
树还是那棵树。在冬天的夜晚，它的枝叶比白天看起来更深、更密。月光透过枝丫洒下来，在地面上画出斑驳的影子。
“这棵树不错，移走可惜了。”
移走。不是砍掉，是移走。一个做地产的人，看中的不是这棵树本身，而是它在这块地上的位置。一棵三十年树龄的金桂，在商业地产里，可以卖出一个好价钱。
王星河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树皮。那些刻在树皮上的字——李曾山到此一游、1995年6月、娟我爱你——在月光下依稀可辨。哈哈，也许是一个以前普通厂里工人的爱情印迹～
他掏出手机，对着名片拍了一张照片，发给老K。
“老陈，这个人今天去了棉纺二厂。”
老K秒回：“秦思远。听说过。江城本地人，做地产的。前几年在深圳混过，跟香港那边的人有些往来。”
“跟梁文浩有关系吗？”
“不确定。但我查查。”
“谢谢。”
王星河把手机收好，转身朝办公楼走去。二楼窗户里的灯光在黑暗中亮着，像一只眼睛。
老赵在二楼的仓库里，面前摊着一堆账本和单据。看见王星河进来，他愣了一下：“小王？这么晚还来？”
“来看看您。老赵叔，今天下午有人来厂里了，您知道吗？”
老赵的脸色变了一下：“听老周说了。怎么，那些人找你了？”
“没有。但他们留了一张名片。”王星河把名片递过去。
老赵接过来看了一眼，眉头皱了起来。
“远达置业……秦思远……”他把名片翻过来看了看，然后还给王星河，“这个人，我听说过。”
“您听说过？”
“嗯。去年有人来谈过收购厂子的事，就是这个远达置业。出的价不高，八百万，但要净地——不要厂房，不要设备，不要工人。只买地。老周跟我说的时候，我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八百万就想把厂子拿走？这厂子当年建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工人们流了多少汗？”
老赵的声音越来越大，到最后几乎是在喊。然后他突然停住了，像是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小王，我不是冲你。”他坐下来，声音低了下去，“我就是……不甘心。”
“我知道。”
“这个厂子，1958年建的。我1962年进厂，那时候才二十岁。从学徒工到车间主任，再到副厂长。四十年的工龄，比你的岁数都大。”他抬起头，看着王星河，“我不是舍不得这个厂子。厂子早就没了。我舍不得的是那些工人。三百多号人，下岗之后，有的去卖菜，有的去扫马路，有的去当保安。还有一个——”他的声音哽了一下，“还有一个，去年跳了江。”
王星河没有说话。
“四十岁出头，技术最好的细纱挡车工。下岗后在老家待了两年，找不到活。老婆跟他离了，孩子判给了女方。他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了。去年冬天，从长江大桥上跳了下去。”
老赵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所以小王，我不是在帮你。我是在帮他们。帮那些还活着的人。给他们一个回来的理由。”
“老赵叔，”王星河的声音很轻，“我会的。”
老赵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他低下头，继续翻那些发黄的账本。
王星河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厂区。月光把一切都镀上了一层银白色的光，那些沉默的厂房、光秃秃的梧桐树、生锈的铁门，在这一刻都变得柔和了起来。
他想起前世——想起那些在东莞打工的十五年，想起父亲在五金厂流水线上弯着腰的背影，想起母亲在超市理货架上冻裂的手。那些画面，跟这座厂子里的每一个人都连在一起。
手机震动了。他拿起来一看，是老K的短信：
“秦思远背后的资金，有一部分来自香港。不是梁文浩，是另一个人。这个人跟梁文浩有业务往来，但不是一路的。你小心。”
王星河盯着这条短信看了很久，然后回复：
“知道了。谢谢老陈。”
他把手机收好，转身看着老赵。
“老赵叔，我走了。您也早点回去休息。”
“好。你路上慢点。”
王星河走出办公楼，沿着主道往厂门口走。走到桂花树前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月光下，桂花树的影子落在地上，像一只张开的手掌。
他站在树前，站了很久。然后他掏出手机，打开通讯录，翻到一个号码。
这个号码是张俊的。
他犹豫了一下，没有拨出去。又翻到孙浩的。也没有拨。
他把手机收起来，继续往门口走。
走出厂门的时候，老周从门卫室里探出头来。
“小王，走了？”
“走了。周大爷，您早点睡。”
“睡不着。习惯了。”
王星河点了点头，走进了夜色里。
回程的公交车上，他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倒退的街景。路灯一盏一盏地掠过，在玻璃上画出流动的光。车里没有几个乘客，一个下夜班的女工靠在椅背上打瞌睡，一个中年男人在看报纸，一个老人在刷卡机上磨蹭了半天。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在想一件事——
秦思远。远达置业。香港来的资金。跟梁文浩有业务往来，但不是一路的。
这局棋，比他想象的要大。
不是一个人在跟他争这块地。是一个链条——香港的钱，江城的壳，中间的人是盘手。他们看中的不是棉纺二厂，是棉纺二厂下面的地。那块地一旦变成商业用地，价格翻三倍、翻五倍，甚至翻十倍。
而他，挡了他们的路。
王星河睁开眼睛，看着窗外。公交车正在过长江大桥，江面上黑漆漆的，只有几艘货船亮着灯，在黑暗中缓缓移动。桥上的风很大，吹得车窗嗡嗡作响。
他想起张处长说的话：“这个人，跟香港那边有关系。”
他想起老K说的话：“秦思远背后的资金，有一部分来自香港。”
他想起梁文浩说过的话：“你在闽发论坛上的帖子，不是只有我在看。”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一个方向——有人在盯着他。不是今天，是很久以前就开始了。从他第一次在闽发论坛上发帖，从东方电子那一战，从他被《证券时报》称为“民间股神”——就有人在看他。
看他做什么？看他有没有价值。如果有，就。如果挡了路——
就除掉。
王星河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公交车在黑暗中行驶，车轮碾过桥面的声音有节奏地响着。他在这节奏中，慢慢地、慢慢地，让自己冷静下来。
怕吗？有一点。但他更怕的是——因为怕，就不做了。
回到公寓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王建国坐在客厅里，面前摊着一份职工花名册，手里拿着一支笔，在名字旁边做着记号。
“回来了？吃饭了吗？”
“吃了。在张处长那边吃的。”
王星河脱掉大衣，在父亲对面坐下来。他看着王建国手里的花名册——密密麻麻的名字，有些被圈了起来，有些被划掉了，旁边写着备注：“细纱，技术好，愿意回”“络筒，身体不好，安置费”“前纺，已去南方，联系不上”。
“今天联系了多少人？”
“二十多个。大部分愿意回来，但有条件——先把欠的工资补上。”
“我知道。方案里写了。”
王建国点了点头，继续在花名册上做记号。他的手很稳，字写得很工整——这是当年在厂里做车间副主任时养成的习惯。
“爸，”王星河忽然开口了，“如果这个厂子，最后没拿下来呢？”
王建国的手停了一下。
“为什么拿不下来？”
“有人在争。做地产的，看中了这块地。他们的条件可能比我好。”
王建国放下笔，看着他。
“你是说，有人想拿这块地去做房地产开发？”
“嗯。”
“那工人呢？三百多号工人怎么办？”
“他们没有安置方案。”
王建国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
“星河，这个厂子，你必须拿下来。”
王星河看着父亲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了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不是愤怒，不是焦虑，而是一种……决绝。
“不是为了我，”王建国说，“是为了那些工人。老赵、老周、刘姐、还有那个跳了江的人——他们等了四年了。不能再等了。”
“我知道。”
“你不知道。”王建国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像是在说给自己听，“你妈在超市站一天，腿肿得跟萝卜似的。我跟你妈说，别了，我来想办法。她说，你能想什么办法？你在工地上搬砖，一天才挣四十块。我多站一天，就能多挣二十块。”
他没有再说下去。低下头，继续翻花名册。
王星河坐在对面，看着父亲花白的头发和微微驼着的背，鼻子酸得厉害。
“爸，”他说，“我会拿下来的。”
王建国没有抬头，只是“嗯”了一声。
那天晚上，王星河失眠了。
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延伸到墙角，像一条涸的河流。窗外的风呼呼地吹，吹得窗框咔咔响。隔壁房间里，王建国的鼾声断断续续地传过来——他太累了，累得连打鼾都没有力气。
王星河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个问号。
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凌晨一点二十三分。
通讯录里，老K的号码静静地躺在那里。梁文浩的也在。他没有拨。
有些事情，不是打电话能解决的。
他把手机放在枕头下面，闭上眼睛。
明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细化职工安置方案，去银行谈债务减免，跟张处长确认审批进度。还有——搞清楚秦思远到底是谁，他的资金从哪里来，他跟梁文浩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地做。
王星河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的月光。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条银白色的光带。他盯着这条光带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沉入了睡眠。
窗外，江城的冬夜还在继续。风从长江上吹过来，穿过空旷的街道，穿过沉睡的厂房，穿过那棵桂花树的枝丫，发出呜呜的声响。
像一个人在哭。
也像一个人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