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年了， 腊月二十五。
王星河起了个大早，帮着刘秀英准备年货。
按照信阳的老规矩，腊月二十五要“蒸年馍”。刘秀英发了三大盆面，要蒸豆沙包、肉包、花卷和枣山。王星河负责揉面，刘秀英负责包馅，母子俩在厨房里忙活了一整个上午。
“你小时候最爱吃豆沙包，每次都先把豆沙抠出来吃了，皮剩在那儿。”刘秀英一边包包子一边笑，“你爸说你浪费粮食，要打你，被我拦住了。”
王星河笑了笑：“我现在不这样了。”
“我知道。你现在懂事了。”刘秀英看了他一眼，目光里满是温柔，“你爸昨天跟我说，他觉得你变了。”
“哪里变了？”
“说不上来。就是……不像以前了。以前你是个孩子，现在……像个大人了。”
王星河没有说话，继续揉面。
面团在他手里变得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有弹性。他想起了前世看过的一句话：人生就像揉面，要反复地揉、反复地摔打，才能变得筋道。
“妈，”他开口了，“明年你别去超市上班了。”
刘秀英的手顿了一下：“为什么？”
“我养你。”
刘秀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种笑不是开心的笑，而是一种“你这孩子说什么傻话”的笑。
“你养我？你先把你自个儿养好吧。”她继续包包子，但手上动作慢了一些，“妈还能，不用你养。你在外面好好的，别让人欺负，别做傻事，妈就放心了。”
“妈，我没说傻话。我是认真的。”
刘秀英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
那双眼睛很亮，很坚定，不像是在说大话。
“等你真的赚了大钱再说吧。”她低下头，把最后一个包子放进蒸笼里，“现在，帮我把蒸笼端到灶上去。”
王星河没有再说什么。
他端起蒸笼，放到灶台上，打开火。
白色的蒸汽升腾起来，模糊了他的视线。
大年三十。
下午三点，王星河和父亲一起贴春联。
春联是刘秀英在街上买的，红纸上印着金色的字，上联是“天增岁月人增寿”，下联是“春满乾坤福满门”，横批“万事如意”。
王建国站在凳子上，王星河在下面递胶水和春联。
“左边高了。”
“这样？”
“再低一点。对，就这样。”
王建国把春联按在门框上，用手掌抹平。他的动作很认真，像是在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贴完春联，王建国从凳子上下来，看着门上的春联，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爷爷以前贴春联的时候，总是把上下联贴反。”他忽然说，“有一年贴反了，邻居笑话他，他还跟人家吵了一架。”
王星河看着父亲的侧脸，发现他在笑。
那种笑很淡，但很真。
“爸，”王星河说，“明年我来贴。”
“行。”王建国点了点头，“你贴。”
年夜饭是王星河家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顿饭。
刘秀英从下午两点就开始准备，一直忙到晚上六点。八个菜：红烧鱼、红烧肉、白切鸡、蒜蓉虾、酸辣白菜、清炒时蔬、排骨莲藕汤，还有一个刘秀英的拿手菜——粉蒸肉。
王建国开了一瓶白酒——平时他很少喝酒，但年夜饭例外。
“来，喝一杯。”他给王星河倒了小半杯，“你已经二十了，成年人了，可以喝一点。”
王星河端起酒杯，跟父亲碰了一下。
酒很辣，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但他忍住了，没有咳嗽。
刘秀英在旁边看着，笑得合不拢嘴：“你看看你们爷俩，跟两个似的。”
“本来就是两个。”王建国说，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
电视里，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赵忠祥的声音从电视机里传出来，熟悉得像是刻在骨头里的。
三个人围坐在小方桌前，吃着菜，喝着酒，看着春晚。
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烟花在夜空中绽放，把整个信阳城照得五彩斑斓。
王星河看着父母的脸。
刘秀英的脸被电视的光映得忽明忽暗，她正笑着看赵本山的小品，眼角有细细的皱纹。王建国的脸上也带着笑，但他的笑是那种不动声色的笑，嘴角微微上翘，眼睛眯成一条缝。
这是2000年的除夕夜。
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个除夕夜。
明天，就是新世纪的第一天。
王星河端起酒杯，站起来。
“爸，妈，”他说，“我敬你们一杯。”
刘秀英端起茶杯——她不喝酒——王建国端起酒杯。
“祝你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好，好。”刘秀英笑着说，“你也新年快乐，学习进步。”
王建国没有说话，只是把酒了。
酒入喉的时候，他的喉结动了一下，眼眶似乎有些发红。
可能是酒太辣了。
也可能是别的什么。
王星河也把酒了。
然后他坐下来，夹了一块粉蒸肉，放进嘴里。
肉的香味在舌尖上散开，糯米的软糯、五花肉的肥美、酱料的咸香，混合在一起，构成了他记忆中“家”的味道。
他闭上眼睛，在心里说：
爸妈，这辈子，我不会让你们再受苦了。
这辈子，换我来养你们。
窗外的鞭炮声越来越密集，整个城市都在庆祝。
二十一世纪来了。
而王星河的世纪，也才刚刚开始。
大年初一。
王星河起了个大早，给父母拜了年。
刘秀英给了他一个红包，里面包着两百块钱。红纸包得整整齐齐，还用胶水封了口，上面写着“学业有成”四个字。
王星河没有推辞，接过来，认认真真地鞠了一躬。
“谢谢妈。”
“谢啥，快起来。”刘秀英把他拉起来，帮他整了整衣领，“今天去给你舅舅拜年，穿精神点。”
王星河换了一身净的衣服——不是什么好衣服，就是普通的棉袄和牛仔裤，但刘秀英坚持要他穿“最好的那件”。
“最好的那件”是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还是去年刘秀英在超市打折的时候买的，原价两百八，打折后一百二。刘秀英一直舍不得穿，说要留给王星河“过年穿”。
王星河穿上羽绒服，在镜子前照了照。
镜子里的年轻人，二十岁，瘦高个，眉眼清秀，眼神里有一种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稳。
“我儿子真帅。”刘秀英站在他身后，笑着说。
王星河也笑了。
“走吧，去舅舅家。”
舅舅刘建国——跟王建国的名字只差一个字，但两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是刘秀英的弟弟，在曲靖汽车站工作，是一名普通的调度员。舅舅的家在汽车站附近的一栋家属楼里，比王星河家的房子新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王星河拎着刘秀英准备好的礼物——两瓶酒、一条烟、一袋糖果——走在前面，刘秀英跟在后面。
路上遇到了不少邻居，刘秀英一一打招呼，每打一次招呼就要“顺便”说一句：“这是我儿子，在江城大学读书，大二了。”
那种语气里的骄傲，藏都藏不住。
王星河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没有说什么。
他知道，对于刘秀英来说，儿子考上大学是她这辈子最大的成就。她没有读过什么书，初中没毕业就进了厂，但她知道“大学生”这三个字在这个小城里意味着什么。
到了舅舅家，门已经开了。
舅舅刘建国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笑。
“姐，星河，快进来！”
屋子里已经坐了不少人：舅妈、表弟刘洋、表妹刘婷婷，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亲戚。
王星河一一打了招呼，然后在沙发上坐下。
表弟刘洋比他小两岁，在春城电子科技学院刚读大一，学的是计算机专业。刘洋是个话痨，一坐下来就开始跟王星河聊天。
“哥，你们学校有没有网吧？”
“有，学校外面有好几家。”
“上网贵不贵？”
“四块钱一小时。”
“我们这也差不多。”刘洋说，“哥，你上网都嘛？打游戏还是聊天？”
“都不是。我看新闻，看。”
刘洋愣了一下：“？你还呢？”
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屋子里的人都听见了。
几个亲戚的目光齐刷刷地看过来。
舅舅刘建国的表情变了一下，看了看王星河，又看了看刘秀英。
“？”一个从小就势利眼，不太亲的姨夫——笑着说，“大学生还呢？赚了还是赔了？”
“赚了一点。”王星河淡淡地说。
“赚了多少？”
王星河看了刘秀英一眼。刘秀英微微摇了摇头，意思是别说。
“没多少，就是玩玩。”王星河说。
那个姨夫笑了笑，没有再追问，但眼神里有一种不以为然。
在2000年的中国，在很多人的眼里，跟赌博没有区别。一个大学生不务正业去，在长辈们看来，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
刘秀英的脸色有些不好看，但她没有说什么。
王星河倒是无所谓。他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质疑就会变成惊叹。
但他不想在这个时候争论什么。
大过年的，没必要。
午饭是舅妈做的，很丰盛。一桌子菜，鸡鸭鱼肉俱全，还有一瓶五粮液——那是舅舅存了好几年的酒，专门留着过年喝的。
男人们喝酒，女人们聊天，孩子们在旁边闹。
王星河坐在刘洋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哥，你学的什么专业？”
“经济学。”
“经济学好就业吗？”
“还行。你呢？计算机怎么样？”
刘洋挠了挠头：“还行吧，就是C语言太难了，我期末考试差点挂了。”
王星河笑了笑：“C语言不难，关键是理解指针和内存分配。你要是想学好，我推荐你一本书，《C程序设计语言》，K&R写的，经典中的经典。”
刘洋愣了一下：“哥，你一个学经济的，怎么还懂编程？”
王星河意识到自己说多了，但已经收不回来了。
“我自学的，”他说，“经济学研究需要做数据分析，懂一点编程方便。”
这个解释勉强说得通。刘洋没有多想，点了点头：“那我回头找来看看。”
午饭吃到下午两点，亲戚们陆续散了。
王星河帮舅妈收拾了碗筷，然后跟刘秀英一起回家。
走在路上的时候，刘秀英忽然说：“星河，以后在外面，别说你的事。”
“为什么？”
“你姨夫那个人，嘴快，明天整个亲戚圈都知道了。你姥爷要是知道了，又要念叨。”刘秀英叹了口气，“你姥爷那个人你也知道，老思想，觉得不是正经事。”
王星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妈，是不是正经事，不取决于本身，而取决于谁在炒。巴菲特也是的，但没有人说他不正经。”
“巴菲特是谁？”
“一个美国人，世界上最厉害的人。”
刘秀英想了想，说：“那你是巴菲特吗？”
王星河笑了：“现在不是，以后可能是。”
刘秀英白了他一眼：“你就吹吧。”
但她的语气里没有责备，只有一种无奈的宠爱。
大年初二到初六，王星河哪儿也没去，就在家里陪着父母。
他帮刘秀英做饭、打扫卫生、去菜市场买菜。他陪王建国下象棋——王建国的棋艺很臭，但每次输了都要复盘半天，说是“大意了”。
有一天下午，王建国忽然问他：“你说的那个巴菲特，他有多厉害？”
王星河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他靠，赚了几百亿美元。”
王建国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好好学。”
这是王建国能说出来的、最接近“我支持你”的话了。
王星河点了点头：“我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