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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江城。
刺鼻的消毒水味道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剜着王星河的神经。
他猛地睁开眼。
入目是一片斑驳的天花板,墙角有一团蛛网,吊扇叶片上积着灰黑色的尘垢。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照在床尾铁架栏杆上,反射出冰冷的光。
——这是医院。
但不是他熟悉的那种医院。
没有心电监护仪的蜂鸣,没有中央空调的恒温,没有窗外浦东三件套的轮廓。这里的一切都带着一种粗粝的、半新不旧的气息:铁架床、搪瓷痰盂、墙上刷着“团结、严谨、求实、创新”的标语。
王星河试图撑起身体,右手手背上一阵刺痛——输液针头扯动了。他低头看了一眼:透明的塑料输液管,老式的那种,调节器还是滚轮式的。
这玩意儿他快二十年没见过了。
“小王?你醒了?哎哟你可算醒了!感觉怎么样?”
一个中年女人推门进来,手里拎着一个暖水壶,穿着深蓝色的工装外套,袖口磨得发白。她的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眼眶微红,但此刻全是欣喜。
王星河盯着她的脸,大脑像被一道闪电劈中。
——这是刘秀英,他母亲。
可是母亲在2018年就因为肺癌走了。他亲自签的字,亲自看着那张白布盖上她的脸。
“妈?”
他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喉咙像被砂纸磨过一遍。但这一声“妈”喊出来,刘秀英的眼泪当场就掉了下来。
“在呢在呢,妈在呢。”她三步并两步走到床边,把暖水壶放下,伸手探他的额头,“不烧了,不烧了就好。你知不知道你昏了三天?吓死我了,我以为……”
她没说完,别过头去擦了擦眼睛。
王星河没有说话。
他的目光越过母亲的肩膀,落在床头柜上。那里有一张《江城晚报》,期清清楚楚地印着:
2000年3月17。
他闭上眼睛,又睁开。
期没变。
心跳开始加速,不是恐慌,而是一种近乎疯狂的、无法抑制的震颤。他缓缓抬起左手,看着自己修长而年轻的手指——没有那道在2018年留下的伤疤,没有写字楼里鼠标手造成的老茧。
这双手,净净,骨节分明,是二十岁的手。
他重生了。
重生到了二十二年前。
“妈,”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下来,“我怎么了?”
刘秀英一边给他掖被角一边说:“你同学说你三天前在图书馆晕倒了,送到医院一查,说是急性肺炎加低血糖。你说说你,是不是又不好好吃饭?你在学校都吃什么了?方便面是不是又当饭吃了?”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锤子,把记忆一点一点砸进王星河的脑子里。
2000年。他二十岁。江城大学经济学院,大二。
这一年,大马哥刚刚从软银拿到2000万美元的,还在西湖边上的湖畔花园里给十八罗汉画大饼。小马哥的OICQ刚刚改名QQ,正苦于用户暴增却没有盈利模式,一度想把公司几十万卖掉。李QA还在硅谷,要等到年底才会回国创立百度。
而王星河,此刻躺在病床上,兜里揣着家里这个月刚寄来的三百块生活费,银行卡余额不到两千块。
但脑子里装着未来二十二年,所有关于财富、技术、商业变迁的全部记忆。
他慢慢坐起来,靠在床头上,看着窗外。
窗外是江城三月的春天,梧桐树刚抽出嫩芽,街上跑着桑塔纳和夏利出租车,有人骑着二八大杠按着铃铛穿过马路。远处是灰蒙蒙的天际线,没有多少高楼,更没有那些后来鳞次栉比的玻璃幕墙。
这个世界还很粗糙,还很朴素。
但也正因为如此,遍地黄金。
“妈,”王星河转过头,看着刘秀英鬓角早生的白发,“我没事了。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心了。”
刘秀英愣了一下,随即又红了眼眶:“说什么胡话呢,你是我儿子,我不心你心谁?”
她不知道,这个躺在病床上的年轻人,心里已经开始谋划一件大事。
一件会让整个江城、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都记住他的名字的大事。
王星河。
前世,他是个还算成功的人,在私募圈子里混到了副总裁的位置,管过二十亿的盘子。但那是他用了整整二十年,从最底层的研究员一步一步爬上来的。
他见过太多的机会从眼前溜走。
2003年买房、2005年买股、2009年囤比特币、2012年投移动互联网……每一个节点他都看得见,但每一个节点他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能踩准——没钱、没胆、没资源。
而这一次,他什么都有了。
不,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但他有一个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
时间。
站在2000年的春天,他面前展开的,是中国经济狂飙突进的二十年。房地产、互联网、移动通信、智能手机、社交网络、移动支付、新能源、人工智能……
每一个赛道都是一条金矿脉,而他手里有一张完整的地图。
王星河闭上眼睛,嘴角微微上扬。
不急。一步一步来。
他现在的全部身家,就是兜里的三百块钱生活费,和一颗装着未来二十二年记忆的大脑。
三百块钱,够什么?
够在江城大学旁边的小馆子吃三十碗热面。够买三张从江城到北京的绿皮火车票。够在网吧上六十个小时的网。
但三百块钱,也够在2000年的中国,开始滚第一个雪球。
因为2000年的中国,是一个信息极度不对称的市场。你知道的比别人多一点、早一点,就是天大的优势。
而王星河知道的,不是多一点。
是多了一整个世界。
“妈,”王星河开口,“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医生说得再观察两天,你肺炎还没好利索呢。”刘秀英瞪了他一眼,“你别想一出是一出的,好好躺着。”
“我没想一出是一出,”王星河笑了笑,“我就是想回学校上课。”
这句话说得刘秀英鼻子一酸。她儿子以前可没这么爱学习,高中时候没少因为逃课被叫家长。这上了大学,倒是开窍了?
“课什么时候都能补,身体要紧。”刘秀英把暖水壶里的水倒进搪瓷杯,递给他,“先喝点水,我去给你打饭。今天食堂有粉蒸肉,我给你多打一份。”
她说完就匆匆出去了,脚步轻快了许多,像是卸下了一块大石头。
王星河端着搪瓷杯,没有喝水,而是再次看向那张报纸。
2000年3月17。
他在这个期上停留了很久,然后轻轻放下报纸,目光落在窗外远处的一烟囱上。
那是江城棉纺厂的烟囱,已经不再冒烟了。九十年代末的国企改革大中,江城棉纺厂倒闭,三千多名工人下岗。他的父亲王建国在家乡曲靖工厂就是其中之一。
前世,王建国下岗后去了南方打工,在一家五金厂了十五年,最后带着一身职业病回了老家。2020年,王星河在浦东的写字楼里签完一个并购协议,接到老家电话,说父亲中风了。
他赶回去的时候,王建国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紧紧攥着他的手,眼角流下一滴泪。
那是王星河这辈子最痛的时刻。
比母亲走的时候还痛。
因为母亲走的时候,他至少还能说一句“妈,你放心,儿子有出息了”。但父亲走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说的那些话都是骗人的。
他有出息了吗?
一个私募副总裁,在上海租着房子,银行卡里存着八百万,连一套内环的房子都买不起。这叫有出息?
如果他在2003年就买房,如果他在2005年就满仓入市,如果他早一点、再早一点……
如果,他能在一切开始之前,就站在起跑线上。
现在,他站在了。
王星河把搪瓷杯放在床头柜上,拿起那张报纸,叠好,放进口袋里。
这张报纸,是他重生的见证。
也是他写给未来的第一张便条。
三天后,王星河出院。
刘秀英坚持要送他回学校,被他婉拒了。他站在医院门口,看着母亲挤上拥挤的公交车,趴在车窗上朝他挥手,嘴里喊着“注意身体,别省着花,没钱了就给家里打电话”。
车开走了,王星河站在原地,在三月微凉的春风里站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朝着江城大学的方向走去。
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
像一个将军,走向他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