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来龙门镇报到那天，是腊月十八。
他坐的是早上六点半从县城发车的班车，车是老式中巴，座椅上的人造革裂了好几道口子，露出底下发黄的海绵。车上有七八个人，大部分是去镇上赶集的，脚边放着空篮子，嘴里聊着今天的菜价肉价。陈宇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旁边放着一个半新不旧的行李箱，箱子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标签，印着“省农业大学”四个字。那标签是四年前入学时贴的，边角已经翘起来了，他也没撕。不是忘了，是舍不得撕。
车窗外面是冬天的田野，灰扑扑的，偶尔看到几块冬小麦，绿得有些勉强。远处的山是灰的，近处的地也是灰的，中间偶尔掠过一两栋农房的轮廓，屋顶上压着防风的塑料布，在风里一鼓一鼓的。车子从国道拐进县道，再从县道拐上一条更窄的水泥路，路两边是涸的灌溉渠和落了叶的白杨树。
陈宇把手机掏出来，打开地图看了一眼——还有不到十公里。他把手机收回去，深吸一口气。车窗玻璃上映出他的脸，二十五岁，皮肤还带着学校里没完全褪去的白净，下巴上冒着几没刮净的胡茬。他伸手摸了摸下巴，有点扎手。早上在县城招待所刮胡子的时候水太凉，他胡乱刮了两下就算了。
他是昨天下午从省城出发的。走之前，同宿舍的三个兄弟请他吃了顿饭，在学校后门那家他们吃了四年的小饭馆里。老张喝多了，拍着他的肩膀说：“陈宇你他妈疯了吧？省城你不待，考什么村官？”他没解释太多，只是说想去基层锻炼锻炼。老张又问，是不是因为你那个前任？他没接话，把杯子里的啤酒一口闷了。散了以后，他一个人在学校场走了好几圈。四百米的跑道，一圈一圈地走，走到最后灯都灭了，保安拿着手电筒来赶人。
他走到场中央的草坪上躺下来。省城的夜空是橘红色的，看不见几颗星星。他想起四年前入学的时候，也是躺在这片草坪上，看着同一片天空，觉得自己将来一定会一番大事业。后来四年过去了，他在课堂上听教授讲农村土地流转、讲基层治理、讲乡村振兴，觉得那些东西像地里的种子，埋在他心里。再后来，毕业了，同学们有的考了公务员，有的去了企业，有的考研上岸。他选了村官。不是因为没别的出路，是因为他真的想去——想去看看那些种子能不能在他手里长出什么东西来。
他妈骂了他一顿。妈是省城一家事业单位的会计，一辈子坐办公室，她觉得儿子读了四年大学最后跑去当村官是脑子被门夹了。“你考哪个单位不行非要下乡？”她在电话里骂了快二十分钟。陈宇把手机拿远了一点，等她骂完了，说了一句“妈，我想试试”。他妈沉默了一会儿，说随你便，然后挂了电话。他知道母亲不是看不起村官，是心疼他。一个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连锄头都没摸过，跑到乡下去能什么？
但他还是来了。
中巴车在一个小镇的站牌前停了下来。车门咣当一声打开，冷风灌进来。陈宇拎着行李箱下了车，站在站台上，四处张望。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从东到西，两边排着些两三层的楼房。街上人不少，因为今天是腊月十八，年前的最后一个大集。路两边摆满了摊子——卖菜的、卖肉的、卖衣服的、卖农具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一辆拖拉机突突突地开过去，后面跟着两只土狗，追着轮胎咬。
站台上除了他还有一个中年女人，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手里举着一块纸牌子，上面写着“接省农业大学陈宇”。字是用马克笔写的，“业”字写错了，涂掉重新写了。
陈宇拎着箱子走过去。“您好，我是陈宇。”
女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眼神里有一瞬间的意外——大概是没想到这个“大学生村官”看起来这么像学生。二十出头的年纪，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净的牛仔裤和运动鞋，皮肤白净，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看起来像是还没有毕业。“我是镇党政办的小周，周蓉。你叫我周姐就行。”女人收起牌子，又看了一眼他的行李箱，“你行李就这么点？”
“就这些。”
“行，先上车。王镇长在办公室等你。”
镇政府是一栋三层的小楼，外墙贴着白色的瓷砖，有些地方的瓷砖已经脱落了，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院子里停着几辆电动车和一辆掉了漆的面包车。陈宇跟着周蓉上了二楼，走廊里堆着几摞纸箱，墙上贴着几张褪了色的宣传海报——“建设美丽乡村”“精准扶贫不落一人”。王镇长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半开着，里面传出打电话的声音。
“陈宇是吧？”王镇长挂了电话，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他五十来岁，中等身材，微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梳得很整齐，脸上带着那种基层部特有的、既客气又带着审视的笑容。“省农大毕业的，好啊。小周，给陈宇倒杯水。”
陈宇在椅子上坐下，接过周蓉递来的水杯，道了谢。王镇长翻开面前一个档案袋，里面是他的简历和政审材料。“你的档案我看过了。学的是行政管理，成绩不错，还在学生会过。挺优秀的。怎么就想着来考咱们镇的村官了？”
“想下基层锻炼锻炼。”陈宇把来之前准备好的话说了一遍，“在学校学了很多理论，但总觉得缺了一课。基层这一课，只有在基层补。”
王镇长点了点头，脸上浮起一个意味不明的笑。那种笑陈宇以前在学校见过——大三那年他们去一个贫困村做调研，带队老师跟村部说“这些孩子是来学习的”，村部脸上就是这种笑。不是不欢迎，是觉得你太天真了。王镇长合上档案袋，放在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你的分配下来了。去龙门镇三河村，挂职村委会主任助理。住宿村里安排，吃饭自己解决。月补贴两千，年底有考核。”
“三河村？”周蓉在旁边了一句，“王镇长，三河村那地方——”
“怎么了？”陈宇问。
周蓉看了一眼王镇长，王镇长给她使了个眼色，她就把后半句话咽下去了。“没什么。就是离镇上有点远，路不好走。”
陈宇不是傻子。他看得出周蓉欲言又止的样子，也看得出王镇长那个眼色是什么意思。但他没有追问。他知道在基层，有些话不会当着你的面说。想知道真相，就得自己去。
从镇政府出来，周蓉开车送他去三河村。车是镇上的那辆旧面包车，副驾驶的窗户摇不上去，冷风从窗缝里灌进来，吹得陈宇左边的脸发麻。周蓉一边开车一边跟他聊，说三河村是全镇最偏的一个村，以前三百多户，现在常住的不剩一半了，年轻的全走了，留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小孩。她说村支书姓刘，叫刘长河，六十多了，身体不太好，村里的事基本是他老婆在帮衬着。她说陈宇你要有心理准备，村里的条件比镇上差远了。
陈宇听着，没有说什么。他扭头看窗外。面包车开过一片荒掉的田地，地里长满了半人高的枯草，草丛里隐约能看到几堵残墙，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留下来的。更远处是连绵的山，冬天里，山是灰的，天也是灰的，分不清哪里是山的边界哪里是天。
到了三河村，周蓉把他放在村委会门口，说下午还有个会就开车走了。陈宇拎着行李箱站在村委会门口，打量着眼前这栋房子。村委会是一排平房，红砖砌的，墙上刷着白灰，白灰上写着几个大字——“三河村村民委员会”。门口停着一辆锈迹斑斑的拖拉机，拖拉机的车斗里堆着几袋化肥，化肥袋子被风刮得哗啦啦地响。
“你是新来的大学生？”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陈宇转过身。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站在他身后，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手里拿着一旱烟杆。老头的脸上全是褶子，褶子里嵌着经年累月的泥土和头，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时候很专注。他上下打量了陈宇几眼，然后吐出一口烟。“我叫刘长河，村支书。”
“刘支书您好，我是陈宇。”陈宇赶紧放下行李箱去握手。刘长河的手粗糙得像砂纸，骨节粗大，握上去的时候陈宇感觉自己的手被磨了一下。
“王镇长打电话说过了。进来吧。”刘长河转身走进村委会，陈宇跟在后面。
村委会里面比外面看着更简陋。一间办公室，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铁皮文件柜，墙上贴着几张发黄的村部职责表和一个“三河村产业规划”的牌子，牌子上写的规划时间是五年前。角落里堆着几摞旧报纸和一个落了灰的收音机。刘长河在椅子上坐下，敲了敲烟杆里的烟灰，指着对面一把椅子让陈宇坐。
“你的宿舍在后面。原来是个仓库，我让老婆子收拾了一下，放了张床。厕所是旱厕，在外面。洗澡去村口那口井旁边打水自己烧。冬天冷，多盖点。”
“谢谢刘支书。”
“不用谢。这地方留不住人。”刘长河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太好，“前年分来一个，也是大学生，待了一个月就走了。你什么时候走跟我吱一声就行。”
陈宇张了张嘴，想说“我不会走”，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他知道这个老人不是在故意刁难他，而是在陈述事实——太多年轻人来过又走了，他已经习惯了不抱任何期待。
那天下午，陈宇在宿舍里收拾行李。宿舍是村委会后面一间十平米左右的砖房，墙壁没刮腻子，红砖的缝隙里偶尔能看见掉的泥浆。屋里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塑料衣柜。床上铺了一层薄薄的褥子，褥子上放着一床军绿色的被子，被子叠得整整齐齐。陈宇伸手摸了摸褥子——薄得能摸到下面的木板。他把自己的行李箱打开，把衣服一件一件叠好放进塑料衣柜里，然后把从学校带来的一摞书放在桌上靠墙的位置。最上面那一本是《平凡的世界》，大三那年买的，看过了无数遍。他把那本书拿出来翻了翻，停在某一页——孙少平在煤矿里给妹妹写信的那段。
“你要好好读书，不要因为咱们家穷就自卑。穷不是丢人的事。丢人的是穷还不努力，是穷就认了命。”
他把书放下，又往窗外看了一眼。冬天天黑得早，不过四点多，天色已经暗下来了。远处有炊烟升起来，白色的，在灰色的天空里慢慢散开。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和谁家在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这里的天比省城黑得纯粹，没有霓虹灯的映照，黑就是黑，星就是星。
第二天一早，陈宇就领教了三河村给他的第一个下马威。
刘长河七点钟来敲他的门，说今天有个任务交给他。“村东头的公共厕所堵了好几天了，你去清理一下。”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和昨天说“宿舍在后面”一模一样——平平的，不带任何情绪。不是刁难，就是派活。村里就这么些事，总得有人。
陈宇说好。他去杂物间找了一竹竿、一个铁桶和一把铁锹，跟着刘长河走到村东头那个公共厕所。那是村里唯一的公厕，砖砌的，墙上的白灰掉了一大半，露出底下粗糙的水泥。门是两扇木条钉的简易门，一扇已经歪了。陈宇推开门，一股恶臭扑面而来，他下意识地往后仰了一下。
刘长河站在旁边，抽着旱烟。“大学生，过这活不？”
“没有。”陈宇老实说。
“那你现在了。”
陈宇看了刘长河一眼。老人脸上的表情依然很平，但嘴角似乎动了一下——不是嘲笑，是一种很微妙的、等着看你会怎么做的表情。陈宇把羽绒服脱下来搭在旁边一棵树杈上，挽起袖子，拿起竹竿和铁锹，走进了那间公厕。
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是他二十五年人生里最漫长的一个多小时。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撑下来的，只记得那股味道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地割着他的鼻腔。他吐了两次，吐完用袖子擦了擦嘴继续。村里几个路过的老人停下来看，看了几眼又走了。陈宇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估计跟刘长河想得差不多——这个城里来的大学生能扛多久？
完之后，他走到村口那口井旁边，打了桶水，从头浇到脚。冬天的井水冰得刺骨，但他顾不上了。他把羽绒服重新穿上，头发湿淋淋地站在井边，浑身发抖，牙齿打颤。但他没走。他把铁锹和竹竿放回杂物间，走到村委会办公室，问刘长河还有什么事要。
刘长河看了他一眼，抽了一口旱烟。“今天没有了。明天去帮周婶家修屋顶。”
“周婶是谁？”
“村东头的，一个人住。屋顶漏了好几个月了，村里没劳力修。”
陈宇说明天我去。然后转身回了宿舍。
在宿舍里，他坐在床上，把脸埋在手心里。羽绒服里面的毛衣湿了一大片，贴在皮肤上又冷又黏。他想起母亲在电话里骂他的话——“你考哪个单位不行非要下乡？”想起老张喝多了拍着他肩膀说“你他妈疯了吧”。想起那个待了一个月就走的前任大学生村官。他甚至想起那个谈了两年最后分手的女友，分手的时候她说了句——“陈宇，你这个人太理想主义了，跟你在一起我看不到未来。”
他想，也许他们都说得对。也许他真的疯了。
但第二天早上七点，刘长河来敲门的时候，陈宇还是准时地应了一声。推开门走出去，手里提着工具。刘长河上下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背着手在前面领路。陈宇跟在后面，踩着他的影子走。两个人穿过村东头那片荒了的菜地，走过一棵歪脖子枣树，再往东就是周婶家的院子。
院墙是土坯的，不到半人高，院门是几木条钉的栅栏，虚掩着。刘长河推开栅栏门，喊了一声“周婶”。屋里应了一声，走出一个老太太。大概六十多岁，头发花白，背驼得很厉害，走路拄着一竹竿。她穿着一件打了补丁的棉袄，两只手抄在袖子里。看到刘长河身后的陈宇，她愣了一下。“这是——”
“镇上分来的大学生，陈宇。来帮你修屋顶。”
周婶眯起眼睛看了陈宇一眼，嘴角咧开，露出几颗黄牙。“大学生啊。好，好。”她转身去灶台上拿了一个搪瓷缸，从锅里舀了一缸热水递给陈宇。“你喝，放了糖的。”
陈宇接过来喝了一口，是糖水。糖放得很多，甜得发齁，但暖意从喉咙一路淌到胃里。他看着眼前这个驼背的老太太，忽然想起自己的外婆。外婆在的时候也是这样，每次他来，都把平时舍不得吃的白糖拿出来冲水给他喝。
他帮周婶把屋里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和几把椅子搬到屋外，又爬上屋顶把漏了的那块瓦片换掉，把椽子下面松了的横梁重新用铁丝绑紧。周婶站在下面仰着头看他，嘴里念念叨叨的，说小心点，说别摔了。修好屋顶后，他又把院子里的柴劈了，垒成整齐的一排靠在墙边。周婶非留他吃饭，他推辞，但刘长河在一边说“让你吃就吃”，他就不推了。
周婶做了三个菜——一碗咸菜炒鸡蛋，一碗土豆丝，一碗腌萝卜。鸡蛋是她自己养的鸡下的，土豆是地窖里存的，腌萝卜是上个月自己腌的。菜很简单，但陈宇吃得很认真。他一边吃一边听周婶跟刘长河说村里的事——东头李家的媳妇又跑了，西头老王家的井水越来越浑了，村口那个化工厂最近又在夜里排气了。说到化工厂的时候，刘长河咳嗽了一声，把话题岔开了。
吃完饭，陈宇帮周婶洗了碗。周婶拉着他，要给他在口袋里塞两个煮鸡蛋。陈宇推来推去最后拗不过就接下了。走的时候周婶站在院门口，驼着背，拄着竹竿，冲他挥了挥手。
回去的路上，刘长河忽然说了一句：“周婶的儿子在深圳打工，三年没回来了。”
陈宇没有说话。
“她老伴前年走的。得的是肝癌。”刘长河抽了一口旱烟，烟雾在冬的空气里慢慢散开，“村里好多人都这样。得了病查不出来，查出来就是晚期。有人说跟那条河有关，谁知道呢。”
陈宇回过头看了一眼周婶家的院子。院子很小，土坯墙，柴火垛，一个驼背的老太太站在门口还冲这边挥着手。那个身影在灰蒙蒙的田野里显得格外单薄，像一棵被风吹了太久的枯草。
“刘支书，化工厂的事，村里能管吗？”陈宇问。
刘长河沉默了一会儿，脚步慢了半拍。他低头看着脚下的土路，烟锅子明灭了两下。“管不了。”他说这话时声音不大，带出一种很深的疲惫，“也不是不想管。几年前村里写过材料往上递过，给县里也写过，说河水被污染了，村民在得病。上面派人来查了一回，看完就走了。过了一阵子给我们来了个函，说经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希望村里做好群众解释工作。就这一句话。”
“那村里人怎么说？”
“怎么说？不说了呗。说了也没用，谁还费那个劲。”刘长河把烟灰在路边石头上磕了磕，“后来谁要是再提这事，就有人说你是想跟上面对着。没人愿意担这个名。”
陈宇没有再问。他跟在刘长河后面，走过那片荒掉的菜地，走过那棵歪脖子枣树。冬天的田野一片灰黄，只有远处周砚深家那片大棚在阳光下泛着微微的白光。
几天后，腊月二十二的清晨，陈宇遇到了田安安。
那天是镇上年前最后一个大集，陈宇在镇农技站的办公室里看到窗外街上开始热闹起来，人比平时多了好几倍，担着箩筐的、推着板车的、骑着三轮摩托的，把那条主街挤得水泄不通。刘长河让陈宇去镇上把村里几份材料交到镇党政办，交完之后发现街上的摊位已经摆得密密麻麻，他沿着主街往外走的时候，看到路边一个卖包子的摊子前排了几个人。
摊主是一个年轻女人，穿着一件深绿色的羽绒服，头发随便扎在脑后。她的摊位很简陋——一张折叠桌，桌上放着一个竹篮，篮子里是码得整整齐齐的包子，旁边搁了几只搪瓷碗和一双长筷子。那包子的面皮白得透亮，褶子掐得密密实实，热气在冷风里蒸腾出一团白雾。她旁边还支了一块纸板，上面写着：“安安的包子铺，鲜肉大包一块五一个，素包一块。”
她一个人忙前忙后——收钱、找零、装包子、递包子，动作麻利得没有一丝多余的停顿。有人买了包子站着就吃，咬一口满嘴油，连声说好吃。她笑着说谢谢。有人要买五个带走，她拿塑料袋装好，系了个死结，嘱咐说回去蒸一蒸更香。
陈宇站在包子摊前面看了一会儿。他注意到她找零的时候会习惯性地在围裙上擦一下手指再数钱，哪怕手指本来也不脏。她跟每个客人说话的时候都微微弯着腰，不是那种刻意的讨好，而是常年服务行业磨出来的动作惯性——弯着腰，声音轻一点，快一点。她的围裙上沾着几块面粉印子，袖口有些发白但洗得很净。
“鲜肉包，一个。”陈宇走上前。
“好嘞。”她拿起筷子夹了一个包子装进塑料袋递给他，抬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在他脸上只停了一瞬就移开了。就是那种看陌生人的目光——客气，但不过多停留。
陈宇接过包子，咬了一口。面皮松软，肉馅鲜香，汁水在嘴里炸开，烫得他倒吸了口气。他不由自主地说了句“好吃”。她在忙着给前面一个大妈找零，没顾上抬头，回了一句“谢谢”，声音平平的，只是客气。
他站在旁边一边吃包子一边偷偷看她。她大概比他大几岁，眉眼长得很温和，但眼睛底下有青黑，嘴唇有些裂，大概是忙了一早上没顾上喝水。她的手在冷风里冻得通红，但她没搓手也没停下来。她不断地掀开盖在包子上的棉布给客人夹包子，热气扑在脸上，在冬的冷空气里凝成一层细密的水珠。
城管来了。
那辆白色的皮卡车从主街那头开过来，车身印着“龙门镇综合行政执法”几个字。摊贩们开始动，几个手脚快的已经把东西往三轮车上搬了。安安没有车，她的摊子是折叠桌加竹篮，搬不了那么快。陈宇看到她紧张地扫了一眼皮卡车的方向，手里的筷子顿了一下，然后继续给面前的客人夹包子，但动作明显快了，手有一点点抖。
“安安的包子铺”那块纸板牌子被风吹倒了，她弯腰去扶。抬头时发现一个穿着城管制服的年轻男人已经站在她面前。
“谁让你在这儿摆的？”
安安直起腰。她比那个城管矮了将近一个头，但她仰着脸看他的时候，姿态不卑不亢。“这是集市，大家都在这儿摆。”
“集市在街东头，这里是街西头。你这摊子摆在路口，影响交通。”城管面无表情，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摊位证呢？”
“没有。”
“没有摊位证不能摆。今天先警告一次，收摊吧。”
“我早上六点就来了，现在都十点多了，你让我卖完这批包子行不行？”安安指了指竹篮里剩下的包子，“就剩这么些了，不占多大地方。”
“不行。要么马上收，要么我们去所里谈。”
陈宇看到安安的手指攥紧了围裙边。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线，脸上的表情不是愤怒，是一种被生活磨了很多次之后习惯了的隐忍。她没再说什么，低下头开始收拾东西——把包子一个一个装进塑料袋里，把搪瓷碗和筷子放回篮子里，叠起折叠桌。
旁边一个卖菜的大姐帮她说话：“同志，她一个女人带孩子不容易，你就让她——”
“规定就是规定。”城管打断了她。
陈宇站在旁边，手里还拿着半个没吃完的包子。他忽然走上去，站到安安摊位前面，面对着那个城管。“你好，我是三河村新来的村委会主任助理。”他把自己的报到证掏出来亮了一下，“她这个摊位不影响交通，后面还有一大片空地。集市本来就是便民摆的，你说街东头让摆街西头不让，这规定在哪个文件里写着？”
城管上下打量着他，表情从公事公办的冷硬变成了一丝狐疑。“你是三河村的？三河村的事你管，镇上的事你管什么？”
“我不是管，是问。”陈宇的语气还是客气的，但没有退让，“如果有文件规定街西头不能摆摊，你拿出来给她看，她马上收。如果没有，让她卖完今天剩下的包子。就这些。大冷天的，她站了一早上了。”
城管盯着他看了好几秒。后面车上又下来一个年纪大些的队员，看了看安安，又看了看陈宇，用手肘碰了碰年轻城管。“算了，让她卖完今天这次，下次不为例。”年轻城管合上本子，临走前冲陈宇甩了一句：“村官管好你的村就行了。”
皮卡车开走了。街上的摊贩们陆陆续续又摆开了。安安转过头看着陈宇，脸上没有笑，但眼神里有些意外，也带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感激，但不是那种敞开的、立刻全盘接纳的感激。更像是一个习惯了独自面对麻烦的人，忽然有人替她挡了一下，她还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谢谢。”她说。
“没事。”陈宇挠了一下后脑勺，“我也是看不惯——你那包子，确实好吃。”
安安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短，但足以让她的脸在冷风里亮了一瞬。她重新把折叠桌支起来，把包子摆出来，掀开盖在上面的棉布，热气又重新升起来，笼着她冻得发红的脸。
陈宇没有马上走。他站在摊位旁边，帮她扶了一下被风吹歪的纸牌。他注意到纸牌背面还有一行小字，是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果果最喜欢的包子。”果果是谁？他没问。
那天下午，陈宇在镇上办完事没有直接回村，而是拐去镇上的农业技术推广站。他在农大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师兄在县农业局工作，之前跟他提过龙门镇有一些产业扶持的政策。他想去查查有没有什么能帮上村里忙的。
推广站在镇政府旁边一栋老旧的两层小楼里，一楼大厅的墙上贴着各种通知和宣传画——“科学施肥”、“电商助农”、“政策”。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工作人员在柜台后面值班，抬头看到陈宇，有些意外——这个时候来推广站的人不多。
“你好，我是三河村新来的村委会主任助理，想了解一些产业扶持的政策。”陈宇把报到证递过去。
女工作人员接过来看了看，点了点头。“三河村啊，偏远。你们村没什么人了吧。”
“一百多户吧，确实不多。但也有一些不错的东西。有个叫周砚深的，搞有机种植的，种出来的西红柿特别好吃。”
“周砚深我认识。上次有个记者来采访他，在镇上找车找了好久。”工作人员从抽屉里拿出几本政策手册递给陈宇，“这些是今年的产业扶持政策汇编。有机农业、电商培训、都在里面。你拿回去看，有不懂的再来问。”
陈宇道了谢，拿着手册出了推广站。他翻了翻，里面有关于特色农产品品牌创建的扶持政策，也有关於农村电商人才培训的通知。他忽然想起那个叫田安安的女人——“安安的包子铺”，那块纸板牌子，纸板背后那行字。如果她能参加这个电商培训，也许能把包子卖到更远的地方去。这个念头一闪就过了。他连人家名字都不知道。纸板上写的是“安安的包子铺”，她大概就叫安安。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回到三河村的时候已经是傍晚。陈宇把政策手册放在桌上，出去帮刘长河整理村里的人口登记表。晚上，他坐在宿舍那张木板床上，翻开那本《平凡的世界》。台灯的光很弱，黄黄的照着书页。他读到孙少平在煤矿里写的那封信——“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
他把书合上，躺在硬板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椽子。瓦缝里灌进来的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他想起早上那个城管说的话——“村官管好你的村就行了。”是啊，管好自己的村。但三河村的事和龙门镇的事真的分得开吗？那条被污染的河是从三河村流出去的，那个种有机西红柿的周砚深和他的大棚在三河村，那个来查污染的记者敲开的是三河村的门。还有那些在镇上集市上摆摊的女人——她们也许住在镇上，但她们地里的菜、栏里的鸡、缸里的腌萝卜，都是从土里来的，都是这里的水和阳光养大的。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往上拉了拉。冬天的夜很长。他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醒着，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听着窗外不知什么鸟在叫。他不觉得寂寞，也不觉得后悔。他只是觉得自己知道得太少了。而在这片土地上，每一点东西都得从头开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