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暖不想再过那种子。
前世在福利院已经过够了。
她现在就是人小了点，但是本事都还在。
她要换一种活法。
不是被人当成需要照顾的负担塞进某个家庭。
而是让某个家庭觉得——有她在，子会更好过一点。
“黎叔叔。”
她的声音不大，但办公室里三个男人都听见了。
黎主任低下头:“嗯？”
“我不白住。”
黎主任的眉毛动了一下。
江暖把包袱从肩膀上取下来，抱在前。
“我可以帮人看孩子。那种双职工家里，孩子没到上育红班年龄的。我帮他们带。”
主任看着她。
老周看着她。
高卫国靠在桌边，把搪瓷缸子放下了。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
墙上的钟滴答一声。
然后，黎主任摆了摆手。
“那怎么行。你这才多大？八岁。你自己还是个孩子，怎么可能照顾别人家的孩子。”
“我能。”
江暖往前走了一步。
她的个子只比办公桌高出一个头，需要把脸仰起来才能看见主任的表情。
“我从三岁就在家带弟弟妹妹了。做饭，洗衣服，上山割猪草，喂鸡。家里的活都是我的。我能行，黎叔叔。”
她说得很稳。
没有哭，没有哀求，甚至没有提高声音。
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三岁。
弟弟妹妹。
做饭洗衣割猪草喂鸡。
办公室里没有人说话。
老周把眼镜摘下来，低头擦镜片。
镜片上其实什么都没有，他擦了很久。
高卫国侧过脸，目光落在窗外场上那队正在跑步的士兵身上，他又想起了早夭的妹妹。
他的手攥着搪瓷缸子的把，攥得很紧。
黎主任蹲下来。
他的膝盖发出轻微的咔嚓声——是当兵时留下的老伤。
他蹲到和江暖一样高，目光落在她棉袄袖口磨破的地方，落在她手指上那些细小的裂口上，落在她耳朵后面没洗净的那一小块灰上。
“三岁。”
他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
语气不像问，像在掂量什么东西的重量。
“嗯。我弟刚出生，我妹还不会走。我娘要下地，继父不管。我四岁就能做一家人的饭了。灶台够不着，就踩着木墩子。”
主任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站起来。
他走到窗边，背对着屋里。
窗外的场上，那队士兵已经跑完步了，正在做放松。
口令声从窗户缝里传进来，被风吹散了。
高卫国把搪瓷缸子放在桌上。
“主任。”
他的声音不高。
“要不去妇联那边问问。如果真有这样需要帮助的家庭，可以让她试试。如果不行，再另做打算。”
他从江暖身边走过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
没有看她，但他知道她在看他。
黎主任转过身。
“行吧。卫国，你带她去家属院妇联那边，说明一下情况。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家庭。先试试。不行再说。”
高卫国点头。
他低头看了江暖一眼。
“走吧。”
江暖把小包袱重新挎好，跟着高卫国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江暖转身对屋里的两人小声说了句。
“谢谢。”
家属院比江暖想象的大。
从矮墙的豁口进去，先是一排南北朝向的红砖平房，最前面一排房前拉着晾衣绳，绳上挂着军装、尿布、花床单，被风吹得鼓鼓的，像一排没有升起来的旗。
一个年轻女人蹲在一间敞开的房门口择菜，脚边放着一盆水，菜叶子扔进去，溅起细小的水花。
她抬起头看了高卫国一眼，又看了江暖一眼，目光在江暖的破棉袄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
再往北走，是好几排带院子的民房，有半大孩子背着书包跑出来，看来是上学迟到了，也能偶尔听见大人训斥孩子的声音。
妇联的办公室在家属院最东头，一排红砖平房小院的尽头。
门是开着的，门框上钉着一块木头牌子，白底红字——家属院妇女联合会。
高卫国走到门口，脚步停了。
办公室里只有一个人，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姑娘，梳着两条油光水滑的辫子，穿一件簇新的列宁装，领口翻出白衬衫的边。
她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举着一面小圆镜，正对着镜子理额前的碎发。
碎发被她用手指卷了又卷，怎么都不满意，啧了一声，又去卷。
桌上摊着一份没填完的表格，钢笔搁在旁边，笔尖上的墨已经了。
“同志。”高卫国开口。
年轻姑娘抬起眼皮，从镜子里看了他一眼，又垂下去。
“什么事？”
“妇联的几位领导在吗？李主任？王副主任？”
“不在。”
姑娘把碎发往耳朵后面别了别，对着镜子左右转了转脸。
“都去齐团长家了。”
“齐团长家？”高卫国皱了皱眉。
“去那儿什么？”
姑娘把镜子放下，拿起钢笔在表格上随便划了一道。
“还能什么，做思想工作呗。齐团长那个资本家老婆，来了快半年了，什么活都不。衣服不洗，饭不做，地不扫。齐团长白天带兵，晚上回家还得给她烧洗脚水。”
钢笔没写出墨，她抬手往旁边使劲甩了两下。
再写，还是没墨。
她把钢笔往桌上一扔，笔在桌面上滚了半圈，停在表格旁边。
“几位嫂子轮流去劝，劝了不知道多少回了。没用。人家大小姐出身，金枝玉叶，十指不沾阳春水。说是嫁给了革命军人，骨子里还是资产阶级那一套。”
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往下撇着，语气里带着一股明显的不屑。
但那种不屑底下，好像又压着别的什么东西。
江暖注意到，她说“大小姐出身”四个字的时候，手指无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列宁装的袖口。
袖口是新的，折痕还在。
江暖收回目光。
原来这个时候，阶级划分已经开始了。
不是后来那些轰轰烈烈的批斗会、大字报、抄家游街。
那些还要再等几年。
但苗头已经有了，从“资本家老婆”这五个字里长出来了。
从妇联部去给一个不做家务的女人“做思想工作”这件事里长出来了。
从那姑娘摸袖口时，觉得自己现在是这个社会的主人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