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4，东京证券交易所新年开市的第一天。
林一鸣站在野村证券贵宾室的落地窗前，手里端着一杯茶，看着交易大厅里的人群。大厅里人声鼎沸，交易员们挥舞着手中的单据，电话铃声此起彼伏，电子屏幕上的数字不断跳动——经指数在开盘后的第一个小时内就上涨了超过2%，突破了21500点。
福田正男站在他身边，双手背在身后，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那表情里有一部分是满意——野村证券的客户们在这一波上涨中赚了不少钱；另一部分是不安——他做了三十年的证券，从未见过市场如此狂热。
“林桑，”福田看着窗外，“你觉得今年能到多少点？”
林一鸣想了想。按照历史进程，1988年底经指数会突破30000点。但他不能说出这个数字——不是因为他怕泄露天机，而是因为他觉得福田已经开始对他的判断力产生了某种近乎迷信的信任。这种信任很危险，因为一旦市场出现意外波动，这种信任就会变成怀疑，甚至怨恨。
“两万五千点以上，”林一鸣说，“但中间会有回调。”
福田点了点头，没有追问。
林一鸣回到公寓后，在笔记本上翻开新的一页。他画了一张表，左边写着“撤退计划”，右边写着“时间表”。
“撤退计划：
第一期：1988年6月，平仓10%（约90手）
第二期：1988年9月，平仓15%（约140手）
第三期：1988年12月，平仓20%（约180手）
第四期：1989年3月，平仓20%（约180手）
第五期：1989年6月，平仓20%（约180手）
第六期：1989年9月，平仓15%（约150手）——剩余约0手”
他在这个计划下面画了一条红线，然后写了一行字：“必须严格执行。不以市场情绪调整。到点就卖，不问高低。”
这是他上辈子做宏观分析时学到的教训——在泡沫中，最难的不是判断顶部，而是在顶部到来之前，有纪律地分批离场。没有人能精准地卖在最高点，但每个人都可以在次高点附近完成撤退，只要他们有足够的耐心和纪律。
泡沫逃顶的几个原则：
1. 没有人能精准卖在最高点。分批卖出可以锁定平均价格，避免“卖飞”或“卖晚”。
2. 卖出信号不是价格，而是时间。在泡沫后期，市场情绪极度乐观，任何价格都可能被突破。用时间作为卖出信号（每月卖固定比例），可以避免被情绪左右。
3. 越涨越卖。价格越高，卖出的比例越大。这样平均卖出价格接近顶部。
4. 保留部分仓位到最后。最后的仓位不追求利润，而是追求“见证历史”。当所有人都疯狂时，需要有人留在场上确认顶部。
他合上笔记本，开始执行。
1988年春天，东京的樱花照常开放，但这一年，樱花的颜色似乎比往年更浓烈——也许是泡沫的滤镜，让一切都变得不真实。
林一鸣第一次在东京感受到了什么叫“纸醉金迷”。
银座的高级俱乐部里，一瓶威士忌可以卖到10万美元。夜总会的妈妈桑们带着成群的陪酒女郎，出入都是劳斯莱斯和奔驰。街上的出租车拒载短途客人，因为跑一趟短途赚的钱还不够司机在便利店买一瓶水。地产中介的橱窗里，每一张贴出来的房源旁边都写着“即決”“価格改定”“急騰中”之类的字样，价格每周更新一次，每次更新都是往上调。
三月的某个晚上，福田邀请他参加一场在银座某顶级俱乐部举办的聚会。聚会的名义是庆祝某只新基金的成立，参与者包括野村证券的高管、几家大商社的董事、以及几个林一鸣不认识但一看就是有钱人的面孔。
俱乐部的大厅金碧辉煌，水晶吊灯从三层楼高的天花板上垂下来，墙面上贴着金箔壁纸，空气中弥漫着高级香水和雪茄的气息。穿着晚礼服的陪酒女郎在客人之间穿梭，每人的手腕上都戴着卡地亚或劳力士。
林一鸣坐在角落的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茶——他不喝酒，这在东京的金融圈里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怪癖。福田坐在他旁边，低声说：“林桑，你知道今天这个聚会，光是酒水就花了多少钱吗？”
“不知道。”
“三千万元。”福田伸出三手指，“三千万。一个晚上的酒水。够一个普通上班族挣十年的。”
林一鸣没有说话。他看着大厅里那些觥筹交错的面孔，每一个人都在笑，每一个人都在谈论“地价又涨了”“又创新高”“今年奖金至少翻倍”。他们的眼睛里有一种光——那种只有在一个人确信自己永远正确时才会出现的光。
他在心里给这种光起了一个名字：贪婪的余晖。
福田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轻声说：“林桑，你不觉得这种气氛有点不对吗？”
“觉得。”林一鸣说，“但不关我的事。我只管自己的钱。”
福田看了他一眼，没有再说什么。
1988年6月，林一鸣执行了撤退计划的第一期。
他在经指数26000点附近，平掉了90手期货。套现的资金约4.5亿元（约350万美元），他没有把这些钱留在本，而是通过香港的壳公司，转入了瑞士银行的账户。
中村在执行指令时，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解：“林桑，市场还在涨。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卖？”
“不是因为市场在涨，是因为我计划在涨的时候卖。”林一鸣说，“如果等市场开始跌的时候再卖，就来不及了。”
中村没有追问。他只是执行指令。
林一鸣在笔记本上记录：
“1988年6月。第一期撤退完成。平仓90手，均价26100点。套现约4.5亿元。剩余仓位：830手。”
“市场情绪：极度乐观。银座的俱乐部一瓶威士忌卖到10万美元。出租车拒载短途。所有人都在谈论地价。”
“我的判断：泡沫还在膨胀，但离破裂越来越近。继续按计划撤退。”
1988年秋天，东京地价达到了一个荒谬的高度。
据本国土厅公布的数据，东京都心的商业地价在1988年一年内上涨了超过60%。港区的一平方米土地，价格可以买到纽约曼哈顿同样面积的土地的三倍。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是：“把东京卖掉，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林一鸣在那一年没有买入任何新的不动产。他持有的五处物业的价值在这两年里翻了将近三倍——中央区那栋4.8亿元买入的写字楼，1988年底的评估价已经超过了15亿元。港区的公寓从1.2亿涨到了4亿。涩谷区的公寓从1.8亿涨到了6亿。
账面浮盈惊人，但他没有卖掉任何一处。
不是因为贪婪，而是因为他知道：不动产不是期货，不能一键。卖掉一栋楼需要时间，需要买家，需要繁琐的法律程序。他需要提前至少一年开始处置，才能确保在泡沫破裂之前全身而退。
他在笔记本上重新评估了撤退计划：
“不动产撤退计划：
1989年：出售涩谷区公寓（流动性较差）
1990年初：出售中央区写字楼（位置好，容易出手）
1990年中：出售港区写字楼
1990年底：出售港区公寓（保留一套作为据点）”
他合上笔记本，深吸一口气。
两年。他还有两年时间。
1989年1月7，昭和天皇病逝，年号改为平成。
整个本进入了一种微妙的情绪之中。一方面，举国哀悼，所有的娱乐活动暂停；另一方面，市场的狂热并没有因为天皇的去世而降温。经指数在新年开市后继续上涨，突破了30000点大关。
林一鸣在那一天没有看盘。
他去了镰仓，鹤冈八幡宫。神社里挤满了前来参拜的人，穿着黑色丧服的中年人、带着孩子的父母、拄着拐杖的老人——每个人都在祈祷“平成”时代能够带来和平与繁荣。他站在人群中，没有祈祷，只是安静地看着。
他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也许是在看这个国家最后的、清醒的、还没有被贪婪吞噬的面孔。
1989年3月，他执行了撤退计划的第四期，在经指数32000点附近平掉了180手。仓位从830手降到了650手。
套现的资金已经累计超过2亿美元，全部存放在瑞士、开曼和香港的账户里，不经过本的银行系统。这些钱的一部分，他计划用来购买他在东京持有的不动产的“退出保险”——万一市场突然，他需要足够的现金来支付各种费用和税款。
另一部分，他有了新的打算。
1989年春天，关振华从香港打来电话。
“小林，香港有一栋商业大厦在出售。位置在中环附近，业主是本地一个老家族，最近资金链出了问题，急需套现。价格比市价低了至少两成。”
“多大？多少钱？”
“建筑面积约两万平方米，十八层。报价四亿港币。按现在的租金水平算，年回报率大概百分之七到八。如果香港经济继续向好，租金还有上涨空间。”
林一鸣在心里快速计算。四亿港币，按当时的汇率大约是五千多万美元。他目前的现金储备足够支付，而且这栋大厦的位置在中环——香港的金融心脏，即使有经济波动，长期来看也是优质资产。
“关先生，帮我看一下尽调报告。如果没问题，我亲自回香港一趟。”
“好。等你来。”
1989年4月，林一鸣飞回香港。
他已经将近三年没有回来了。从启德机场出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对这座城市的记忆有些模糊了——街道还是那些街道，霓虹灯还是那些霓虹灯，但空气里多了某种他不太熟悉的东西。
不是陌生，是距离。
他在中环文华东方酒店约了关振华见面。关振华比三年前老了一些，头发白了不少，但精神很好。他看到林一鸣时，伸出手，握了握，然后上下打量了一番。
“你瘦了。”
“东京的饭菜不合胃口。”
关振华笑了，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厚厚的文件，推到林一鸣面前。“这是那栋大厦的尽调报告。产权清晰，没有抵押，租户稳定，大楼的结构也没有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业主急于套现，要求全款支付，一个月内完成交易。”
林一鸣翻开报告，快速浏览了一遍。报告是张永昌律师事务所做的，数据详实，每一页都有律师的签字和印章。他看完后合上报告，点了点头。
“四亿。全款。我买。”
关振华愣了一下。“你不还价？”
“不需要。比市价低两成，我已经赚了。再还价，业主可能不卖了。四亿对我来说不是大数目，但中环这个位置，以后不会再有机会用这个价格买到。”
关振华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小林，你真的变了很多。”
“是吗？”
“三年前你卖地的时候，全香港骂你是败家子。现在你在本赚了钱，回来买楼。这算不算衣锦还乡？”
林一鸣摇了摇头。“不算。我只是在做一件事——把从本赚的钱，换成不会消失的东西。”
“资产不会消失，但泡沫会。”关振华重复了他三年前说过的话。
“对。”林一鸣说，“所以我现在开始换了。”
签约那天，林一鸣穿着一套从东京带回来的深蓝色西装，在张永昌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里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次他没有用离岸壳公司的名义——这栋大厦他计划长期持有，不需要隐藏身份。
张永昌见证了整个签约过程。签约结束后，他把一份合同副本递给林一鸣，压低声音说：“林生，这栋大厦现在的名字叫‘远东大厦’。你要不要改个名字？”
林一鸣想了想，说：“不用改。名字只是一个标签。”
张永昌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
林一鸣走出律师事务所，站在皇后大道中的路边。四月的香港已经有些热了，阳光从高楼之间的缝隙里射下来，在地面上投下一道道明亮的光柱。他看着对面那栋灰白色的建筑——远东大厦，十八层，外墙有些旧了，但位置极佳，正对交易广场。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再回香港。也许很快，也许很久。但这栋大厦会一直在这里，替他看着这座城市的起落。
回到东京后，林一鸣继续执行他的撤退计划。
1989年6月，经指数突破34000点。他在这个点位附近平掉了第五期计划中的180手，仓位从650手降到了470手。
中村在电话里已经不再问他“为什么要卖”了。他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执行指令，然后在挂断电话之前说一句“林桑，您的指令已执行完毕”。
林一鸣在笔记本上记录：
“1989年6月。经指数34100点。第五期撤退完成。剩余仓位：470手。”
“东京不动产：持有5处，未出售。账面浮盈约4倍。计划1989-1990年分批出售。”
“香港：远东大厦已购入（4亿港币，全款）。年租金回报率约8%。”
“总资产：约3.2亿美元。”
他放下笔，看着窗外的东京。
六月的东京，空气湿而闷热，蝉鸣声从窗外的树梢上传来，像是在催促什么。远处的东京湾海面上，一艘巨大的邮轮正缓缓驶出港口，船上的彩旗在风中飘扬。那是“水晶 harmony”号，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邮轮之一，正在进行处女航。船上的乘客们站在甲板上，挥舞着手臂，向送行的人群告别。
他不知道那些人是谁，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但他知道，这艘船上的每一个人，都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而他，正在悄悄地、有纪律地、不动声色地，从他们相信的那个明天里撤退。
他走到窗前，拉开窗户。热浪扑面而来，带着海水的咸腥和空调外机排出的热气。他对着那片热浪，低声说了三个字。
“快到头了。”
没有人听到。
但东京湾的海水听到了，它只是在沉默地等待，等待那个所有泡沫都会破裂的时刻。
而那个时刻，还有六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