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仓完成后的第二天，林一鸣搬进了福田正男帮他找的那套公寓。
公寓位于港区一处安静的住宅街，距离野村证券总部大约二十分钟车程。楼不高，只有八层，他住在顶层。物业经理是个五十多岁的本女人，穿着深蓝色的制服，鞠躬的角度精确得像量过。她把钥匙递给他时用语说了一长串注意事项，林一鸣只听懂了大约六成——大概是关于垃圾分类、垃圾收集时间、以及夜间不要大声喧哗。
他点头说“はい、わかりました”，接过钥匙，进了电梯。
房间比他预想的要大。一室一厅，厨房虽小但五脏俱全，客厅的窗户朝东，正对东京湾。他走到窗前，拉开玻璃门，一月的冷风立刻灌进来，带着海水和金属混合的气味。远处的海面上有几艘货轮，灰色的船身在冬的阳光下泛着暗淡的光。更远处，填海造陆的工地上，塔吊的轮廓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关上门，开始收拾行李。
行李箱里的东西不多：几套换洗衣服、那支父亲留下的钢笔、一块老式劳力士手表、一本笔记本、以及一张折叠整齐的《星岛晚报》剪报。他把衣服挂进衣柜，把钢笔和手表放在书桌上，把剪报夹进笔记本，然后环顾了一下这间空荡荡的公寓。
还缺一样东西。
他出门，步行十五分钟，找到一家文具店。店面不大，门口堆着一摞摞素描纸和画框，玻璃橱窗里摆着各种型号的铅笔和颜料。他推门进去，用磕磕绊绊的语说：“地図、大きいの、ください。”（地图，大的，请给我。）
店主是个戴眼镜的老头，从柜台后面拿出一卷东京都地图，铺在柜台上展开。地图很大，足有一米见方，上面密密麻麻印着各区、街道、车站和地标。林一鸣付了钱，把地图卷好，夹在腋下走回公寓。
回到房间后，他把地图铺在客厅的墙上，用图钉固定住四角。然后在书桌前坐下来，用尺子和红笔在地图上标注了几个位置：港区、中央区、涩谷区——他计划的三个核心区域。标完之后，他退后两步看着那面墙，觉得还少了什么。
他又拿出笔记本，翻到那张手绘的经225指数走势图，用胶带把它贴在地图旁边。两张纸并排贴在白色的墙面上，一张是本经济的主动脉，一张是东京地理的毛细血管。他看着它们，终于满意了。
“这才像一个作战室。”他用普通话说了一句。
然后他坐下来，开始安排他在东京的第一天。
接下来的两周，林一鸣的生活进入了一种精确而枯燥的节奏。
每天早上六点，他准时醒来。东京的一月天亮得晚，窗外还是一片墨蓝色，只有远处的东京湾码头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他做四十分钟的体能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深蹲，动作标准得像在完成一份合同。左腿的旧伤在冬天会更明显一些，膝盖弯曲时偶尔会发出轻微的骨擦音，但他从不停下。
锻炼结束后，他冲一个凉水澡，然后坐在书桌前，打开那台从香港带来的短波收音机。收音机是他在庙街淘来的二手货，调频旋钮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转动，但他已经习惯了它的脾气。他把频率调到NHK第一放送，六点四十五分有一档叫“ビジネス展望”的财经节目，语速极快，主持人和嘉宾的对话像连珠炮一样。
他一开始几乎听不懂。偶尔能捕捉到几个词——“円相場”（元汇率）、“経平均”（经指数）、“先進国蔵相会議”（发达国家财长会议）——但大部分内容像流水一样从他耳边滑过，留不下任何痕迹。他没有气馁，拿出一本新买的笔记本，在每一页的左边写下听到的关键词，右边留白，等白天查字典补全。
八点整，他下楼，在街角的便利店买一份《本经济新闻》和一个饭团。回到公寓后，他一边吃早饭一边读报。他的语阅读比听力好一些，因为汉字给了他不少帮助，但语的语法结构和中文完全不同，很多句子他要读两遍才能明白意思。
他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用来摘抄报纸上的金融术语和固定搭配。每一页分三栏：左边是语原文，中间是中文翻译，右边是例句。到一月底的时候，这个笔记本已经写了四十多页。
下午是交易时间。他不需要去野村证券的交易室，所有指令都可以通过电话下达。福田正男给他安排了一个专属的交易员，姓中村，声音年轻，语速很快，但每次报价格和数量时都会刻意放慢，大概是福田特意交代过的。
他的持仓只有经指数期货一个品种，五百手，五倍杠杆。每天下午收盘后，中村会把当的结算单传真过来。他看过之后，把数字抄进笔记本，然后在地图旁边的空白处画一条小小的K线。经指数在缓慢上涨，从一万三千二百点慢慢爬到了一万三千五百点附近，他的账面浮盈在稳步增加，但幅度不大。
他知道真正的爆发还没开始。本央行还没有降息，市场上的流动性还没有完全释放。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等。
一月底的一天，福田正男打来电话。
“林桑，今晚有一个小型的聚会，在银座。来的都是业内的人，我想你应该来认识一下。”
“好。几点？”
“七点。我让司机去接你。”
林一鸣换上那套从香港带来的深灰色西装，打好领带，别上望资本的领针。他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二十一岁的脸，但眼睛里没有二十一岁的光。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今晚少说话，多听。
银座的夜晚像一条流动的银河。霓虹灯的红蓝光带在街道两侧交织，高级俱乐部的门口站着穿黑色西装的接待员，鞠躬的角度比白天更夸张。福田的司机把车停在一家料亭门口，门口的招牌上写着“吉兆”两个字，字体苍劲有力。
料亭内部比外面看起来大得多。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是纸拉门的和室，空气中飘着木香和昆布高汤的气味。福田在最里面的一个包间等他，已经脱了西装外套，只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马甲，手里端着一杯清酒。
“林桑，请坐。”
林一鸣在他对面坐下。包间里还有另外三个人：一个头发稀疏、戴着黑框眼镜的中年男人，福田介绍说是野村证券研究部的副部长；一个穿着深蓝色和服的老太太，是这家料亭的女将；还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深色的三粒扣西装，领带打得一丝不苟，福田介绍时用了“専務”这个词——林一鸣知道那是董事的级别。
“这位是大和证券的山田专务。”福田说。
山田专务看了林一鸣一眼，目光里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审视。他用英语问了一句：“You are the Hong Kong young man?”
“Yes.”林一鸣用英语回答。
“Futaba speaks highly of you.”（福田对你评价很高。）山田专务说，然后切换回语，语速很快，林一鸣只听懂了大意：听说你把全部身家押在了本，很有胆量。
林一鸣用语回答，发音不算标准，但句子是完整的：“市場を信じているからです。拠があります。”（因为我相信市场。我有依据。）
山田专务挑了挑眉，没有继续追问。福田在一旁笑了笑，给林一鸣倒了一杯茶——不是清酒。他知道这个年轻人不喝酒。
席间的谈话从经指数的走势聊到本央行的人事变动，又从中美贸易摩擦聊到东京的地价。那个研究部的副部长发表了一番对东京地价的高谈阔论，结论是“还会继续涨，至少要涨到1990年”。林一鸣安静地听着，偶尔点头，不话。
他注意到一个细节：那位山田专务从头到尾没有碰过桌上的刺身和天妇罗，只喝清酒，每喝一口都要把杯子转半圈——那是本人在正式场合的习惯，但山田做得太过刻意，像是在演一出“我很懂规矩”的戏。
林一鸣在心里给他打了一个标签：表面恭敬，内心傲慢。这种人可以，但不能深交。
散场后，福田送他上车。车门关上前，福田忽然说了一句：“林桑，你在席上说的话太少。本人会觉得你不自信。”
“我不需要他们觉得我自信。”林一鸣说，“我需要他们觉得我准确。”
福田看着他，沉默了两秒，然后笑了。
“也许你是对的。”他说，关上了车门。
回到公寓后，林一鸣没有立刻睡觉。他坐在书桌前，打开笔记本，把今天在席间听到的每一个语新词都记了下来。有些词他在字典里查不到——山田说的某个关于房地产融资的俚语，他反复听了三四遍才拼出正确的假名。
他正在写的时候，收音机里传来整点报时的声音。然后是NHK的深夜财经快讯，播音员用平稳的语调播报了一条消息：
“本銀行は明、臨時金融政策会議を開催することを発表しました。市場関係者の間では、追加の金利引き下げがあるとの見方が広がっています。”
本央行明天将召开临时金融政策会议。市场人士普遍预期，可能会有进一步的降息。
林一鸣的手停住了。
他放下笔，盯着收音机，确认自己没有听错。临时会议。追加降息。这两件事加在一起，意味着一件事：本央行比他预想的还要着急。广场协议签署才四个月，元已经从240升到了200附近，升值幅度接近17%。出口企业的盈利被严重挤压，本央行坐不住了。
他拿起电话，看了看手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拨通了福田家的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接起来。福田的声音里没有睡意，显然也看到了新闻。
“林桑，你看到消息了？”
“看到了。”
“你怎么看？”
林一鸣深吸一口气，在脑海中快速过了一遍数据。然后他说：“如果明天降息，经指数会在短期内跳涨百分之三到五。我的浮盈会大幅增加。但我不打算在这个时候加仓。”
“为什么？”福田问，“你不是一直等降息吗？”
“降息只是确认了市场的方向，不会改变趋势的斜率。真正的流动性释放需要时间来传导。现在加仓，成本太高。我等第一次回调再进。”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福田说：“林桑，你知道吗，今天下午我们内部开会，研究部的人预测经指数今年能到一万五千点。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个数字的吗？拍脑袋。”
林一鸣没有接话。
“而你在半年前就已经把目标定在了一万七。”福田继续说，“我现在开始觉得，你可能不是拍脑袋。”
“我不是拍脑袋。”林一鸣说，“我只是看了别人没看的东西。”
“比如？”
“比如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比如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比如土地融资的乘数效应。”他说这话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不是数据，而是前世读过的那些关于本泡沫的回忆录和学术论文——那些东西里藏着所有答案。
福田又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明天降息的消息如果确认，我会让交易室优先处理你的指令。晚安，林桑。”
“晚安。”
第二天上午，本央行宣布将官方贴现率从4.5%下调至4.0%。这是不到一年内的第二次降息。
消息公布后十五分钟，经指数期货跳涨3.2%。林一鸣的五百手持仓在一天之内为他带来了超过一亿元的账面浮盈。中村在电话那头报成交价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丝藏不住的兴奋。
林一鸣没有兴奋。他拿起笔，在笔记本上写下：
“1986年1月30。本央行第二次降息。经指数跳涨3.2%。持仓浮盈：约一亿两千万元。”
“不加仓。等回调。”
写完这些，他放下笔，走到窗前。
冬天的东京难得有晴天，但今天阳光很好，能见度极高。东京湾的海面在阳光下泛着碎银般的光泽，远处的房总半岛在地平线上勾勒出一道模糊的灰线。几艘货轮在海面上缓缓移动，拖着长长的白色尾迹。
他想起了一件事。前世他读过一份研究本泡沫的学术论文，作者追踪了1985年到1990年间所有东京核心区土地交易的数据，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规律：每一次央行降息之后的三个月内，地价和股价都会有一波急速上涨，然后是一段横盘整理，再然后才是新一轮的主升浪。
现在他就在第一波急速上涨的末尾。如果他的记忆没错，接下来一到两个月会是横盘震荡期。那是他加仓的最佳窗口。
他不能告诉福田为什么他知道会有横盘。他只能等，等市场自己走出来，然后在这个窗口里不动声色地加仓。
就像一个猎手，在猎物经过的隘口提前埋伏好。
那天晚上，他破例没有看资料，也没有学语。
他去了公寓附近的一家小拉面馆。店面很小，只有八个座位，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头发花白，围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围裙。墙上贴着手写的菜单，只有三种拉面：酱油、味噌、盐。
林一鸣用语点了一碗酱油拉面，在角落的位置坐下。
店里只有一个客人，是个穿着工装的中年男人，埋头吃面，发出很大的吸溜声。老板也不说话，默默地煮面、切叉烧、摆盘。
面端上来的时候，林一鸣看着那碗面，忽然想起了什么。
他想起了香港弥敦道那间茶餐厅。想起了那碗加了两个荷包蛋的公仔面。想起了坐在对面的关振华说的那句“门一直开着”。
他想起了那张“败家子”的剪报。想起了自己在太平山顶写下的那行字：“下一次回来，我不再是败家子。”
他拿起筷子，挑起一箸面，吹了吹，送进嘴里。
汤底是猪骨和昆布熬的，咸鲜浓郁，面条筋道有嚼劲。他吃得很慢，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其实不是面有多好吃，而是他很久没有这样安安静静地吃一顿饭了——没有电话，没有传真，没有笔记本，没有K线图。
吃完面，他把碗里的汤也喝净了，然后放下碗，对老板说：“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老板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但嘴角动了一下，像是在笑。
林一鸣走出拉面馆，沿着街道往回走。东京的冬夜很冷，呼出的气在路灯下变成白雾。街角的便利店亮着白色的荧光灯，收银台后面的店员正在整理杂志。远处传来电车经过平交道的警示音，叮叮当当，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他把手进大衣口袋，慢慢地走。
身后，那间拉面馆的灯光在寒冷的夜气里晕开一小片暖黄色的光斑。
而他前方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