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院后的第七天，林一鸣第一次站到了殡仪馆的灵堂里。
他的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医生说，年轻就是好，那么重的伤，换一个四十岁的人至少要躺两个月。他没告诉医生，这具十八岁的身体里，住着一个四十六岁的灵魂。
灵堂设在九龙殡仪馆最大的一个厅。厅外摆满了花圈，挽联上写着各种各样的名字——林德诚生前的伙伴、地产商会的同仁、各路政商界人士。但林一鸣知道，这些人今天来，只有不到三分之一是真心吊唁的。剩下的，一半是来打探虚实的，另一半是来看热闹的。
他坐在轮椅上——不是因为走不动，是因为左腿的石膏还没拆——穿着一件从父亲衣柜里翻出来的黑色西装。西装有点大，袖子长了一点，肩宽也差了一点。继母陈美云在前天送来这套西装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完成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你爸的衣服，你穿应该差不多。”她当时说。
他没接话，只是点了点头。
他在想另一件事：三天前，父亲生前的私人律师张永昌来医院找过他。张律师五十多岁，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是那种在港英政府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专业人士。他带来了父亲的遗嘱——一份三年前签署的文件，约定在林一鸣满十八岁后，林家全部地产公司的股权和管理权由他继承。
“林生，”张律师当时说，语气里带着明显的担忧，“你父亲留给你的，不只是一家公司。”
“我知道。”林一鸣回答。
“你可能不太清楚。”张律师压低了声音，“你父亲在世时，和新义安那边有一些财务上的往来。具体什么性质我不确定，但他在三个月前，曾经来找我咨询过一件事——如果有人拿着一张未经他本人核实的欠条来追债，应该怎么应对。”
林一鸣记得自己当时沉默了片刻，然后问：“他问这句话的时候，是和什么人有关？”
张律师摇了摇头：“他没说名字。但他当时看起来很焦虑。这是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看到他焦虑。”
灵堂里的哀乐已经响了一整个上午。
林一鸣坐在轮椅上，被推到灵堂左侧的位置。他旁边站着两个公司的老臣子——行政部经理陈伯和财务主管李志强，都是跟着父亲做了十年以上的老人。他们脸上的悲戚是真的，眼神里的迷茫也是真的。老板突然没了，公司未来的路怎么走，谁也说不准。
来吊唁的人一批一批地进来。有的拈香三炷，鞠躬行礼；有的放下花束就走；还有的握着林一鸣的手说一大堆话，内容大抵相同：节哀顺变，你父亲是个好人，有事尽管找我。
他把这些话都听了进去，然后用前世十五年的职业习惯给每个人悄悄打了分。
一个说“有事尽管找我”但眼神游移的，显然是在试探底线的。
一个感慨“德诚兄走得可惜”但随即打听观塘那块地皮后续开发计划的，是在摸底牌的。
一个站在角落里始终不靠近、但一直在用手机拍照的，是记者。
还有一个从头到尾一句话没说、只在角落里默默烧了一炷香的中年女人，他不认识。
“那是谁？”他问身旁的陈伯。
陈伯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摇了摇头：“不认识。可能是老爷以前帮过的人。”
林一鸣没再追问，但他记住了那张脸。
下午三点，灵堂的门被撞开。
五六个穿着花衬衫的男人鱼贯而入。为首的那个身材不高，但肩膀很宽，脖子上挂着一条粗得能拴住一条狗的金链子，嘴里叼着一没点燃的雪茄。他的额头上有一道从眉骨斜拉到太阳的旧疤痕，让他的笑容看起来比实际的更加狰狞。
林一鸣认出了这个人。
不是因为他见过——是因为他上辈子读过的香港金融史上，有一页专门写过这些人的故事。八十年代的香港，房地产市场是黑社会洗钱的三大渠道之一。地产商会的新界分会曾经被人贴过大字报，大字报上列了十几位地产商的名单，说他们给社团提供过桥资金。他父亲的名字，或许也曾经在某张大字报上出现过。
“丧彪。”身后的李志强低声说了一句，声音里带着一丝发抖。
丧彪。新义安旺角一带的放数佬，专门做生意。听说此人有一个习惯：收债之前，会先去人家灵堂上一炷香。不是为了尊重死者，是为了让死者的家属们看看清楚——今天谁来砸场子了。
“大耳窿来了。”李志强说。
林一鸣没有动。
丧彪走到灵堂正中央，从手下手里接过三炷香，对着林德诚的遗照拜了三拜，然后把香进香炉。动作很慢，很正式，像是在完成一个仪式。
然后他转过身，面对整个灵堂。
“各位。”他的声音不大，但灵堂里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今天我来，一为吊唁德诚哥，二为——”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抖开。
“——对账。”
灵堂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那张纸是一张欠条，上面用繁体字写着：林德诚于1983年5月，向新义安借入800万港币，月息10%，三个月内还清。逾期的后果没有写明，但在场每一个人都知道逾期的后果是什么。
“德诚哥走得太突然，”丧彪环顾四周，最后把目光落在轮椅上的林一鸣身上，“但这个钱，总是要还的，对吧，侄子？”
他用“侄子”这个词的时候，嘴角是往上翘的。那是一个猎人看着落单猎物的表情。
灵堂里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少年。有人在等着看他哭，有人在等着看他求饶，还有人在心里打着算盘——如果这个孩子被黑社会吓住了，那林家那些地皮的收购价格是不是还能往下压一压。
林一鸣沉默着。
沉默了大概有十秒钟。
这十秒钟里，丧彪脸上的笑容一丝都没减少。他大概以为这孩子是被吓傻了——一个刚死了爹妈的毛头小子，能有什么出息。
然后林一鸣开口了。
“丧彪。”他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念一个普通的客户名字，“你说……八百，还是八百万？”
灵堂里有人倒抽了一口凉气。
不是因为这句话的内容，是因为他说这句话的语气。那不像是一个被害者面对施暴者时的恐惧，更像是——一个审计师面对一张假账时的冷淡。
丧彪的笑容顿了一顿。他大概没料到这个坐在轮椅上、连路都走不了的小子，竟然会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
“八百万。”他说，声音比刚才少了一点笑容，“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我看看。”林一鸣伸出手。
丧彪犹豫了一下，然后把欠条递过去。
林一鸣接过那张纸，扫了一眼。纸张确实是旧纸，墨迹也确实是旧墨迹，签名处的笔迹粗看确实很像他父亲的。但仔细看——他前世做了十五年的数据分析，练就了一双能在海量信息中发现异常的眼睛——这张欠条上签名和期之间有一个细微的倾斜痕迹，说明签名的人，写这两个字时手是向上拉的。
他父亲是个左撇子。
这个细节，连他“前身”都不一定知道，但他知道——因为在医院整理父亲遗物时，他翻到过一本父亲的记，里面明确记录了他父亲是左撇子。
他把欠条还给丧彪。
“第一，”他竖起一手指，“我父亲的签名我见过很多次。他是一个左撇子，签名时习惯从右下起笔，而这张欠条上的签名，是从左上起笔的。笔迹对比一下，真假自然清楚。”
灵堂里有人开始窃窃私语。李志强惊讶地看着林一鸣——他跟着林德诚做了十年财务，都不知道老板是左撇子。
“第二。”林一鸣竖起第二手指，“八百万港币，月息10%，年化利率120%。丧彪先生，你是做金融的，你应该知道，据香港《放债人条例》第163章第24条，任何放债人收取的实际年利率超过60%，即属违法，合约无效。超过48%的部分，法院不予强制执行。月息10%对应的年化利率是(1+0.1)^12-1≈213%，远超法定上限。
此外，签名笔迹鉴定是法庭认可的证据。左撇子签名习惯与右撇子不同，可以通过比对辨别真伪。。”
灵堂里的窃窃私语声更大了。丧彪身后的一个小弟往前迈了一步，被丧彪伸手拦住。
“第三。”林一鸣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你说这张欠条是1983年5月签的。我查过我父亲在世时的全部生意往来。从1982年10月到1983年3月，他在观塘的那个——就是你们说参与过的那个——本没有拿到银行贷款。你们说你们提供了‘过桥资金’，但资金在哪一天、用哪个账户转入、转入了多少钱，这些记录，我相信你拿不出来。”
他顿了顿，抬头看着丧彪。
“因为我父亲的账目，我全部看过。”
这话是撒谎。他本没有看过全部账目——他出院到现在才一周，光处理丧事就占去了大半时间。但他知道，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局面里，谁会先露怯，谁就输了一半。
丧彪的脸色终于变了。
不是因为林一鸣戳穿了他——是因为这个十八岁的小子说话的逻辑、引用的法条、展现出的冷静，完全不像一个刚失去全家的孩子。
“第四。”林一鸣竖起第四手指，“你在旺角放数不是一两年了。我承认我们之间存在部分借贷关系，但我父亲跟你这些年，他从你这里拿走的每一笔钱，利息都超过合法上限。如果我没猜错，光多收的利息，你就要赔我两百五十万港币。就算减掉这次的八百万，我还欠你什么？”
他把手放下来，看着丧彪的眼睛，说出最后一句话。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我不认糊涂账。”
“给我一周时间，我会把每一笔都查清楚。如果是真的，一分不少。如果是假的——”
他没有说完后面的话。
灵堂里一片死寂。
丧彪盯着他看了很久。那张脸上交替闪过愤怒、不甘、困惑，最后定格在一种很复杂的表情上。他把雪茄从嘴里拿下来，没有点燃，只是捏在手指间。片刻后，他没有再说什么，挥了挥手，带着几个小弟转身走了。
灵堂的门再次合上。窗外的阳光照进厅堂，照在地上几滩未的泪痕上。
所有留下来的吊唁者面面相觑。有人低声说了句“林家这个儿子，不太一样”，但没有人敢当面跟林一鸣说这句话。
天黑了。
灵堂的宾客们已经散尽，只剩下几个最亲密的员工在帮忙收拾香烛和挽联。林一鸣依旧坐在轮椅里，看着遗像上的父亲，一言不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财务主管李志强走到他身边，犹豫了片刻才开口：“少爷，你今天这样对丧彪说话……他一定还会再来的。”
“我知道。”林一鸣说。
“那我们——要不要报警？”
“报警有用吗？”林一鸣反问。
李志强被问住了。八十年代的香港，警察和黑社会的关系，全香港人都心知肚明。报警，也许能撑一阵子，但绝对解决不了本问题。
“那怎么办？”
林一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伸出右手，慢慢把腿上的毛毯往膝下扯平——那动作很小，却带着一种不应该出现在一个十八岁少年身上的沉静。
他抬起眼，望向窗外。
1983年的香港夜空不算清澈，但维港对岸的灯光在水面上铺开一条细细的光带，像一即将燃烧的引线。他想起了很多事情。想起了上辈子在深圳长大的子，想起了分析港股时读过的无数篇关于八十年代香港黑金勾结的研报。想起了曼哈顿那个写完《大趋势》的作者说过的一句话——“当法律不够有力的时候，你需要一把更响的枪。”
“李叔，”他突然开口，“你认识退休警察吗？”
李志强愣了一下：“退休警察？”
“要那种在反黑组过、现在缺钱的。”林一鸣说，“帮我找一下。”
他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还有，帮我把从去年到现在，观塘所有的银行转账记录都找出来。每一笔都要。丧彪能用假的欠条，说明他手里的底牌并不像他装的那么硬——他着急了。”
“如果他手里的欠条有一半是假的，那真的那一半背后真正想搞我们的人，一定比丧彪更害怕。”
李志强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点了点头。他跟着林德诚做了十年的事，见过无数大风大浪，但从来没有从一个十八岁的少年眼里看到过这种光。
那是一种见过生死、看过结局的眼神。
“少爷……”
“怎么了？”
李志强沉默了一下，说：“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老爷如果在天有灵，看到你今天这个样子，一定会很骄傲。”
林一鸣的嘴角动了动，似乎是想笑，但最终没有笑出来。他转过头，继续看着窗外。维港的灯火在夜色中明明灭灭，像一盘还没下完的棋。
他在心里盘算着下一手该怎么走——用最净的、最不讲人情的方式，把那些想把林家赶尽绝的人，一个一个算清楚。
他低声说，声音很轻，轻到连身旁的李志强都没听清楚：“爸，妈，还有弟弟。”
“这局棋，我会替你们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