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凌云是在一个雪夜撞见刘义正的。
那天他从燕山北麓下来，天黑时走到一座不知名的荒村。村口的老槐树被雷劈过，半边枯死半边活着，和望河岭上那棵一模一样。
他在村中走了一整圈，家家户户门板紧闭，没有灯光，没有狗吠，只有雪落在雪上的声音。走到村尾最后一间石屋时，他看见门缝里透出一线极淡的火光。不是油灯，是灶膛里的柴火。他抬手在门框上叩了三下。
门开了一条缝，火光从里面漏出来，照亮了他半张脸。门缝里露出半张男人的面孔——四十出头，颧骨很高，眼窝深陷，左眉骨上有一道旧刀疤，把眉毛截成了两段。他的眼神没有慌张，也没有敌意。那种眼神，陆凌云在渡口老船夫眼里见过，在洞庭湖老船家眼里见过，在馄饨摊妇人的眼里也见过——不是看他，是在认他。在认他是不是同类。
“过路的，”陆凌云说，“借个火。”
那人沉默了一会儿，拉开门。屋里很窄，墙角堆着几捆柴，灶台上搁着一只瓦罐，罐口冒着热气。灶膛的火映在泥墙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一高一低。男人没有问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只是从灶台上取下一只粗瓷碗，从瓦罐里舀了一碗热水递给他。碗递过来的时候，两个人的手指都在寒气里冻得发僵。陆凌云接过碗喝了一口，发现不是水，是茶。不是好茶，是陈年的砖茶，涩得像嚼树皮，但那股苦涩感在舌尖炸开之后，居然从舌返上来一丝极淡极淡的甘。
“你还存着茶。”陆凌云说。
男人在灶膛前坐下，用火钳拨了拨柴火。火光照在他脸上，把脸上几道旧伤疤的影子拉得很深。他把火钳搁在灶口，慢慢开口说话，声音不大，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却轻而从容。他说他姓刘，叫刘义正，祖上几代人都是打铁的。
靖康那年金兵破了大名府，他祖父不肯为金人铸刀，被砍了双手，丢在城门口，血流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有人去看，发现他还活着。但他不肯再打铁，回到家里闭门不出把自己饿死在炉前空灶上。他父亲接下铁砧，给金人打马掌，打了二十年，手艺传给他，临死前只说了一句话：“哪一天他们走了，你替我打一把好刀。”他留在北地快二十年了，靠给金人打农具过子，只打过一次刀——那柄刀埋在一个金兵千夫长的肋骨里，再也没有过。
“你一个人住在这么荒的地方？”陆凌云问。
刘义正没有直接回答。他站起来，走到墙角，搬开那几捆柴，露出泥墙上一个豁口。他伸出手去，从豁口里摸出一个布包，放在矮桌上。布包打开，里面是半截铁刀。刀刃已经崩了，刀身上有几道深浅不一的缺口。他蹲下身，伸手摸了摸那半截断刀，指腹在刀刃缺口上来回摩挲——不是磨刀的手势，是抚摸。
“还有人在等，”他说，“不是我。是我替他们打的刀。他们把刀磨断了送回来，我就知道他们还在。我在这里住了十七年，十七年没有搬。不是走不了，是不能走。走了，那些送刀回来的人就找不到我了。他们找到我，就知道还有人在。”
陆凌云没有说话，站起来走到窗边往外看。雪很大，天地之间只剩下一种颜色——不是白，是那种被风刮久了的旧旗色。白里透灰，灰里藏着说不清的褐，像一件穿了很多年没洗的旧衣。
他忽然想起祖父叫他把剑在渡口——祖父也是这个意思吧。不是让他守在那里，是让剑替他站在那里。刘义正没有把刀在渡口，但他把自己在这里了。
他转过身，从怀里摸出那卷《破阵子》，又从行囊里取出一小块墨锭和半截秃笔。刘义正眼睛亮了——不是对他，是对那几行字。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念到“可怜白发生”时，声音忽然哑了。不是哽咽，是读到了那个“白”字忽然念不下去了。他把手指按在那一句上，按了很久，抬起头望着陆凌云，眼睛里没有泪，只有一种极深的极沉的沉默。
他问：“还有多久？”
陆凌云没有说话。刘义正也没有再问。两个人隔着矮桌，在灶膛的火光里喝尽了瓦罐里最后一点茶。那茶凉了很久了，苦味已经淡了，淡到几乎像水，但留在舌上的那丝涩意还在。就像等了很久的人已经不会生气了，只是还在等。
天色快亮的时候刘义正站起身，从灶膛边的墙缝里又摸出一样东西。不是刀。是一小块铁，没有打成任何形状，只是一块铁。他把铁放在陆凌云手心里：
“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你。这块铁是我爹留给我打第一把刀用的。我没打成刀。你拿去，也许你用得着。”
陆凌云把铁收进怀里，站起来，对他深深一揖。
他推开柴门，外面雪已经停了。天际线上泛起一层极淡极淡的青色——那是北方的黎明正在他身后一寸一寸地亮起来。
他走出很远，回头望了一眼。石屋的灯火已经被山坳遮住了，但从那个方向飘来一缕极淡的青烟——不是灶膛里的余火，是有人在生新的火。他把手伸进怀里，摸到老铁匠送的那块铁。沿着燕山余脉往更北的方向走去，从这一天起，行囊里多了一块没有成型的铁——一块不肯被锻造成兵器的铁胚，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一天把它打成刀，但他知道这块铁比他见过的任何一块精钢都要沉。不是重量，是压。是一个人把一辈子攒下来的“不肯”，压进了一块铁里。
他怀里揣着铁，脚下踩着雪，在无人的山路上一直走到天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