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春天来得比北京早。
二月底，路边的玉兰树就开始冒花苞了。白色的、粉色的，一树一树的，像谁把棉花糖挂在了枝头。宋挽晴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那棵玉兰树，看了很久。
“若蘅，你看，花开了。”
张若蘅从厨房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碗银耳羹。她把碗放在阳台的小桌上，顺着宋挽晴的目光看过去。那棵玉兰树已经有几朵花半开了，花瓣厚厚的，在阳光下泛着柔和的光。
“嗯，开了。”
“我在北京的时候，以为看不到今年的玉兰了。”
张若蘅没有说话。她把银耳羹递过去，宋挽晴接过来，喝了一口。银耳炖得很烂，胶质都出来了，甜甜的，带着一点枸杞的香气。
“好喝。”
“我妈炖的。”
“你妈炖的越来越好喝了。”
“她说是因为你夸她了。她以前不知道自己的汤好喝。”
宋挽晴笑了一下，继续喝羹。她喝得很慢，一小口一小口的，像是在品尝什么珍贵的东西。一碗羹喝了十分钟，喝完之后，她把碗放在小桌上，伸出手，摸了摸玉兰树伸到阳台边的一枝条。枝条上有一个花苞，毛茸茸的，像一只小耳朵。
“若蘅。”
“嗯。”
“我觉得我的病快好了。”
张若蘅看着她。宋挽晴的脸上有了血色，不是那种发烧的红，而是健康的、淡淡的粉。她的眼睛亮了，不是被泪水洗过的亮，而是从里面透出来的、活生生的亮。
“我也觉得。”张若蘅说。
二
三月初，宋挽晴回瑞金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查。
PET-CT、血液检查、甲状腺功能、心肌酶……和在北京时一样，很多，但宋挽晴已经不害怕了。她甚至跟抽血的护士开起了玩笑：“你轻一点，我血管细。”
护士笑了。“您这血管不细，挺好的。”
“那是。我身体好。”
张若蘅在旁边听着，嘴角弯了一下。她想起几个月前，宋挽晴说“我身体好”的时候，她还觉得是逞强。现在她不觉得了。宋挽晴的身体确实在变好。她的体重涨到了四十六公斤，比最瘦的时候重了将近三公斤。她的头发长出来了，薄薄的一层，像初春刚冒出来的草芽。她可以自己走路了，不用轮椅，不用人扶，虽然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
结果要等两天。这两天里，宋挽晴照常吃饭、睡觉、晒太阳、看《樱桃小丸子》。赵兰芝每天变着花样做饭，王阿姨从崇明岛寄来了自己种的青菜和土鸡蛋。李棠周末过来，带宋挽晴去附近的公园散步。
第三天，结果出来了。
张若蘅一个人去的医院。她坐在内分泌科门诊的走廊里，手里攥着挂号单，等着叫号。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女孩，瘦得像一竹竿，眼睛红红的，一直在看手机。张若蘅看了她一眼，想说什么，但没有说。
“张若蘅，请到三号诊室就诊。”
她站起来，走进诊室。医生姓刘，四十多岁，说话很快。
“宋挽晴的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了。TSH、FT3、FT4都在正常范围内。”
张若蘅的心跳了一下。“那之前的心慌……？”
“一过性的甲亢，免疫系统自己调节过来了。不需要用药，定期复查就行。”
张若蘅走出诊室的时候，手里攥着那张化验单，指节发白。她走到走廊的尽头，站在窗前，深呼吸了三次。窗外是上海的三月，天灰蒙蒙的，但她的心里有一片晴空。
她拿出手机，给宋挽晴发了一条消息：“甲状腺好了。正常了。”
宋挽晴秒回：“我说了，我身体好。”
张若蘅看着那行字，笑了。她打了一行字：“你运气好。”想了想，又删掉了，换成：“你说得对。”
宋挽晴发了一个笑脸。不是表情包，是一个用文字拼成的笑脸——冒号、短横、右括号。最简单的那种，最老土的那种，但张若蘅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好看的笑脸。
三
三月的另一个好消息，来自顾主任。
张若蘅每个月都会给顾主任打一次电话，汇报宋挽晴的情况。这一次，顾主任的声音听起来比平时轻快。
“张女士，有一个新消息。我们医院最近引进了一种新的维持治疗方案——口服的靶向药，副作用比PD-1小很多，可以作为PD-1停药后的维持治疗。如果宋女士的病情持续稳定，可以考虑在PD-1用满一年后换用这个方案。”
“效果呢？”张若蘅问。
“目前的数据不错。虽然不是治愈性的，但可以显著延长无进展生存期。”
“顾主任，您说实话——她到底能活多久？”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张女士，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但我可以告诉你，像宋女士这样对治疗反应这么好的病人，我手上有活过五年的，有活过七年的，还有一个现在已经十年了，还在正常上班。”
张若蘅握着手机的手指在发抖。
“谢谢您，顾主任。”
“不用谢。让宋女士继续保持。身体底子好，比什么药都重要。”
挂了电话，张若蘅在厨房里站了很久。赵兰芝在切菜，看到她站着不动，问了一句：“怎么了？”
“顾主任说，有人活过十年了。”
赵兰芝的刀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切。但她切菜的节奏变了，比刚才快了，像是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加速。
“十年，”赵兰芝说，“那够了。”
“什么够了？”
“够了。十年可以做好多事。可以看好多花。可以去好多地方。”
张若蘅看着母亲。赵兰芝低着头切菜，没有看她，但她的嘴角微微翘着——那是笑。一种很轻的、很淡的、但藏不住的笑。
四
王阿姨是在三月底搬来上海的。
她从崇明岛带来了三个编织袋——一袋衣服，一袋土特产，一袋晒的草药。赵兰芝打开门看到那三个编织袋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这是搬家还是逃难？”
“搬家。”王阿姨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我把老家的房子租出去了，以后就住上海了。你这边住不下，我在隔壁小区租了个单间。”
赵兰芝看着她，看了几秒。“你女儿知道吗？”
“不知道。你别说，我要给她一个惊喜。”
王阿姨放下编织袋，走进客厅。宋挽晴正坐在沙发上看书，看到母亲走进来，手里的书掉在了地上。
“妈？”
“惊不惊喜？”王阿姨笑得像一朵菊花。
“你怎么来了？”
“我来照顾你。你一个人在上海，我不放心。”
“我不是一个人。有若蘅，有赵阿姨。”
“她们是她们，我是我。”王阿姨在宋挽晴旁边坐下来，伸出手摸了摸她的脸，“我女儿，我自己照顾。”
宋挽晴的眼眶红了。她没有哭，但她的嘴唇在发抖。王阿姨把她揽进怀里，像小时候一样，一下一下地拍她的背。
“妈。”
“嗯。”
“你不怪我吗？我生病了不告诉你。”
“怪。怪死了。”王阿姨的声音有些哑，“但怪你有什么用？你是我的女儿，我还能不要你？”
宋挽晴把脸埋在母亲的肩窝里，眼泪终于掉了下来。她哭得很轻，没有声音，但王阿姨感觉到了——宋挽晴的肩膀在发抖，像一只被雨淋湿的鸟。
“别哭了，”王阿姨说，“哭多了伤身体。”
“我没哭。”
“骗人。你从小就不说实话。”
宋挽晴抬起头，看着母亲。王阿姨的眼眶也红了，但她没有哭。她伸出手，用粗糙的拇指帮宋挽晴擦眼泪，一下一下的，很轻，很有耐心。
“妈。”
“嗯。”
“谢谢你。”
“谢什么谢，我是你妈。”
五
两个母亲住在同一个小区，子变得热闹起来。
赵兰芝负责做饭，王阿姨负责打扫卫生。赵兰芝的汤越炖越好，王阿姨的青菜越种越绿。两个人经常在厨房里争——争锅铲，争调料，争“挽晴爱吃这个还是爱吃那个”。
“她爱吃红烧肉，”赵兰芝说，“我在北京给她做过，她吃了三块。”
“她不爱吃红烧肉，”王阿姨说，“她从小就不爱吃肥肉。”
“那不是肥肉，是五花肉，三成瘦两成肥。”
“那也不行，太油了。”
“那你做。”
“我做就我做。”
王阿姨做了一盘糖醋排骨，宋挽晴吃了四块。赵兰芝在旁边看着，脸色不太好。王阿姨笑了，笑得很得意。
“你看，她爱吃我做的。”
“她给你面子。”
“不是面子，是味道。”
张若蘅坐在客厅里，听着厨房里两个母亲的拌嘴，嘴角一直弯着。宋挽晴靠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那本《樱桃小丸子》，但没有在看。她在听。
“你妈和你妈，”宋挽晴说，“像两个小孩。”
“她们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什么样？”
“以前……”张若蘅想了想，“以前我妈很强势，你妈我不知道。但她们肯定不是现在这样的。”
宋挽晴放下书，看着张若蘅。“你觉得是什么让她们变了？”
张若蘅想了想。“你。”
“我？”
“嗯。你生病了，她们都慌了。慌了就不装了。不装了，就变回普通人了。”
宋挽晴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那我这病，也算没白得。”
张若蘅看了她一眼，没有接话。她知道宋挽晴是在开玩笑，但她笑不出来。有些玩笑，永远不好笑。
六
四月，宋挽晴的头发长出来了。
不是那种稀稀拉拉的绒毛，而是真正的、黑色的、有光泽的头发。她站在镜子前，摸着自己的头发，摸了很久。
“若蘅，你看。”
张若蘅走过来，站在她身后。镜子里的两个人——一个长发，一个短发；一个高，一个矮；一个瘦，一个更瘦。但她们的眼睛是一样的——亮亮的，有光的。
“长出来了。”张若蘅说。
“嗯，长出来了。”
“不用戴帽子了。”
“还是要戴。春天风大，吹了头疼。”
张若蘅从抽屉里拿出一顶帽子——不是毛线帽了，是一顶棒球帽，藏蓝色的，上面没有图案。她帮宋挽晴戴上，调整了一下帽檐。
“好看吗？”宋挽晴问。
“好看。”
“骗人。”
“我说好看的时候，你眨眼睛了。这说明你不信我。”
宋挽晴眨了眨眼，然后笑了。“你把我那套全学走了，我以后怎么骗你？”
“你骗不了我了。”
“那怎么办？”
“那就别骗了。说实话。”
宋挽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看了几秒，然后说：“若蘅，我好像真的快好了。”
这句话她说过了很多次，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她说的时候没有笑，没有哭，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她只是很平静地、很认真地说出了这句话，像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张若蘅从背后抱住她，下巴抵在她的肩膀上。
“嗯，”张若蘅说，“你快要好了。”
窗外的上海，四月的光线从朝南的窗户涌进来，落在两个人的身上。玉兰花开过了，现在是樱花。楼下的小区里有一排樱花树，粉白色的花瓣在风中飘落，像一场无声的雪。
春天真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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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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