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治疗开始前，宋挽晴称了一下体重。
四十四点八公斤。
比上次重了一斤六两。
她站在电子秤上，看着那个数字，以为自己看错了。又站了一次，还是四十四点八。她走出卫生间，对正在铺床的张若蘅说：“我胖了。”
张若蘅转过头。“多少？”
“一斤六两。”
张若蘅放下手里的床单，走过来，双手捧住宋挽晴的脸，左看右看。宋挽晴被她看得有点不好意思，往后缩了缩。
“你嘛？”
“看看胖在哪里了。”
“胖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张若蘅笑了。那笑容很轻，但宋挽晴看到了她眼角一闪而过的水光。张若蘅不会在宋挽晴面前哭——至少不会轻易哭。但她的眼泪总是比她的表情诚实。
“一斤六两，”张若蘅说，“等于十六个鸡蛋。”
“你怎么算的？”
“一个鸡蛋一两。”
“鸡蛋哪有那么重。”
“土鸡蛋。土鸡蛋重。”
宋挽晴看着她，嘴角弯了一下。“你这个人，连体重都要换算成鸡蛋。”
“这样比较直观。你今天吃了十六个鸡蛋。”
“我吃不下十六个鸡蛋。”
“那就吃一个。一个鸡蛋也是一两。”
宋挽晴伸出手，在张若蘅的手背上轻轻打了一下。“你越来越啰嗦了。”
“跟你学的。”
两个人站在卫生间门口，对视着。北京的冬天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们之间的地板上，像一条金色的河。
二
第三次治疗那天，赵兰芝坚持要一起去医院。
张若蘅说不用，赵兰芝说“我不是去陪你，我是去陪挽晴”。张若蘅没有再说。三个人打车到了医院，赵兰芝推着轮椅，张若蘅拎着包，像一支小小的、沉默的队伍。
化疗室里还是那些躺椅，还是那些病人。宋挽晴被安排在靠窗的位置——同一个位置，第三次了。护士看到她就笑了：“宋女士，又来啦。”
“又来啦。”宋挽晴说。
“今天状态怎么样？”
“还行。胖了一斤六两。”
“那太好了！”护士一边准备输液一边说，“体重能稳住就是好事。”
表柔比星、紫杉醇、PD-1抑制剂，三袋药，和之前一样。红色的、透明的、透明的。宋挽晴看着那些药袋，表情平静。她已经习惯了。习惯了扎针，习惯了恶心，习惯了药液流进血管时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异物感，习惯了在化疗室里坐上六个小时。
赵兰芝坐在旁边，手里攥着宋挽晴的外套。她看着那袋红色的药液一滴一滴地流进宋挽晴的血管，嘴唇抿得很紧。张若蘅知道母亲在想什么——她在想，这些毒药一样的东西，真的能救人吗？
“阿姨，”宋挽晴忽然开口了，“您别紧张。”
赵兰芝愣了一下。“我没紧张。”
“您的手在抖。”
赵兰芝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确实在抖。她把外套换到另一只手上，攥紧。
“我没事，”赵兰芝说，“你休息。”
宋挽晴闭上了眼睛。她的手被张若蘅握着，张若蘅的拇指在她的手背上画圈，一圈又一圈，像水。
输液进行到第四个小时的时候，宋挽晴开始感到恶心。她皱了一下眉，没有出声。但张若蘅感觉到了——她握着的宋挽晴的手忽然绷紧了。
“想吐？”张若蘅低声问。
宋挽晴摇了摇头。
“别骗我。”
宋挽晴睁开眼睛，看了她一眼。“有一点。”
张若蘅按了呼叫铃。护士拿来止吐药，宋挽晴吃了，靠在躺椅上，脸色发白。赵兰芝站起来，走到另一边，用手背摸了摸宋挽晴的额头。
“凉吗？”宋挽晴问。
“不凉。正常。”
“那就好。”
赵兰芝的手没有收回来。她把手掌覆在宋挽晴的额头上，停了几秒。宋挽晴没有躲开。她的眼睛闭上了，睫毛在微微颤抖。
“阿姨。”
“嗯。”
“您的手好暖。”
赵兰芝没有说话。她的手从宋挽晴的额头移到她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
“休息吧，”赵兰芝说，“我在这儿。”
三
第三次治疗结束后的第五天，宋挽晴的食欲突然打开了。
不是那种“想吃饭”的食欲，而是一种“看到什么都想吃”的、近乎疯狂的饥饿。她早上喝了一碗粥、一个鸡蛋、半玉米，中午吃了大半碗米饭、一盘清炒菜心、三四块红烧肉，下午又吃了一整个苹果，到了晚上，她又饿了。
赵兰芝在厨房里给她煮小馄饨，一边煮一边说：“是不是激素又加了？”
“没加，”张若蘅说，“还减量了。”
“那怎么这么能吃？”
“顾主任说，是身体在恢复。”
赵兰芝手里的汤勺顿了一下。她看着锅里翻滚的小馄饨，沉默了几秒，然后把馄饨盛到碗里，端出去。
宋挽晴坐在桌前，面前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馄饨。她拿起勺子，舀了一个，吹了吹，送进嘴里。馄饨很小，皮薄馅大，汤底是鸡汤，撒了一点香菜和紫菜。
“好吃吗？”赵兰芝问。
“好吃。”宋挽晴说，又舀了一个。
她吃了六个。六个小馄饨，加上白天吃的那些，这是她生病以来吃得最多的一天。
赵兰芝坐在对面，看着她吃，眼眶红了。她别过脸去，假装在看窗外的风景。窗外是北京冬天灰蒙蒙的天，什么都没有，但她看了很久。
“阿姨，”宋挽晴放下勺子，“谢谢您。”
“谢什么谢。”赵兰芝的声音有点哑。
“谢谢您做的饭。谢谢您来北京。谢谢您……”宋挽晴停顿了一下，“谢谢您没有放弃我。”
赵兰芝没有转身。她背对着宋挽晴，肩膀微微发抖。
“你是我女儿选的人，”赵兰芝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自言自语，“我不会放弃我女儿。所以我也不会放弃你。”
四
第三次疗效评估是在一个晴朗的上午。
北京的天空难得地蓝了一次，蓝得不像真的。张若蘅推开窗户，冷风涌进来，带着一股净的、雪后的气息。宋挽晴站在窗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咳嗽了两声。
“冷。”她说。
“那关上。”
“不关。好久没闻到这么净的空气了。”
张若蘅站在她身后，把一件厚外套披在她肩上。两个人并排站在窗前，看着胡同里来来往往的人和车。一个老大爷在扫雪，扫帚在雪地上划出沙沙的声音。一只橘猫蹲在墙头，眯着眼睛晒太阳。
“若蘅。”
“嗯。”
“你说，我们以后住哪里？”
张若蘅转过头看着她。“以后？”
“嗯。以后。如果我能活到以后。”
“你想住哪里？”
宋挽晴想了想。“上海。我想回上海。”
“好。我们回上海。”
“不住你妈那里。”
“不住。”
“也不住医院附近。”
“不住。”
“找一个有阳台的房子。朝南的。冬天可以晒太阳。”
“好。”
“阳台上种点花。好养的，不用天天浇水的。”
“多肉。”
“对，多肉。还要种一盆薄荷。泡水喝。”
“好。”
宋挽晴转过头，看着张若蘅。阳光落在她的脸上，把她光秃的头顶照得发亮。她没有头发，没有眉毛，没有力气，但她的眼睛里有光——那是一种规划未来的光，一种相信“以后”会来的光。
“你怎么什么都说好？”宋挽晴问。
“因为你说什么都对。”
“骗人。”
“你说我骗人的时候，你眨了眼睛。这说明你也不确定我是不是在骗人。”
宋挽晴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把我那套都学走了。”
“青出于蓝。”
两个人站在窗前，在冬天北京的阳光里，笑了很久。
五
顾主任的办公室里，第三次评估的片子在灯箱上。
原发灶比上一次又缩小了。从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五。淋巴结转移灶从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五。
“效果非常好，”顾主任说，“超出预期。”
张若蘅站在那里，看着灯箱上那些灰白色的阴影。它们还在，但比三个月前小了很多。像一片乌云被风吹散了一部分，露出了后面的蓝天。
“顾主任，”她问，“您之前说的‘两年’……还作数吗？”
顾主任摘下眼镜擦了擦，重新戴上。“如果接下来的治疗能维持这个效果，两年是最保守的估计。三年、四年，甚至更久，不是没有可能。”
张若蘅的手指在膝盖上攥紧了自己的裤子。
“但有一个问题，”顾主任说，“PD-1不能无限期地用下去。一般用满两年，如果病情稳定，可以考虑停药。停药后会不会复发，谁也不知道。”
“那两年以后呢？”
“两年以后，也许会有新药。医学在进步，每一天都有新的临床试验在启动。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张若蘅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腿有点软。她靠在走廊的墙上，深呼吸了三次。走廊里有其他家属在等，有人在小声打电话，有人在哭，有人在发呆。她站在这些人中间，忽然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一样的——都在等，都在怕，都在希望。
她推开病房的门。宋挽晴正坐在床上，手里拿着那枚翡翠吊坠。赵兰芝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正在削苹果。
“怎么样？”宋挽晴问。
张若蘅走过去，在床边坐下来，握住了她的手。
“百分之六十五，”她说，“原发灶缩小了百分之六十五。”
宋挽晴的手在她掌心里颤了一下。
“顾主任说，”张若蘅的声音很平，但她的眼睛出卖了她——它们在发光，“如果维持这个效果，两年是最保守的估计。”
宋挽晴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翡翠吊坠。翠绿的玉在灯光下透出温润的光泽，像一个沉睡了很多年的梦。
“两年，”宋挽晴轻声说，“可以做好多事。”
“嗯。”
“可以看好多出。”
“嗯。”
“可以拍好多照片。”
“嗯。”
“可以去好多地方。”
“嗯。”
宋挽晴抬起头，看着张若蘅。她的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她笑了，那笑容里有泪光，有心酸，有释然，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但最清晰的是——希望。
“若蘅。”
“嗯。”
“我们回上海吧。”
张若蘅看着她，看了几秒，然后点了点头。
“好。我们回上海。”
六
赵兰芝是在那天晚上做的决定。
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手机，翻看着上海老家的照片。那套她住了三十年的房子，三室一厅，朝南，阳台上有她种的茉莉花和君子兰。她本来打算卖掉，中介都找好了，价格也谈妥了。但现在她不想卖了。
她给中介发了一条消息：“房子不卖了。”
中介秒回：“姐，买家都签了意向书了。”
赵兰芝：“违约金我出。”
中介发了一长串语音，赵兰芝没有听。她把手机放在一边，站起来，走到卧室门口。
宋挽晴已经睡了。张若蘅坐在床边，在看手机，屏幕的光照在她脸上，把她的轮廓勾勒得很柔和。
“若蘅。”
张若蘅抬起头。
“房子我不卖了，”赵兰芝说，“你们回上海，住我那里。朝南的阳台，可以种花。”
张若蘅看着她母亲，看了很久。走廊的灯光从赵兰芝身后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投在地板上，长长的，瘦瘦的。
“妈，”张若蘅的声音有些哑，“你确定？”
“我确定。”
“你不怕别人说闲话？”
赵兰芝沉默了几秒。“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别人说闲话。怕了六十二年，够了。以后谁爱说谁说，我听不见了。”
张若蘅站起来，走到门口，站在母亲面前。她比母亲高半个头，但她低下头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孩子。
“妈。”
“嗯。”
“谢谢你。”
赵兰芝伸出手，在张若蘅的手臂上轻轻拍了拍。“睡吧。明天还要收拾东西。”
她转身走了。张若蘅站在门口，看着母亲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的拐角。她听到母亲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然后是一阵很轻很轻的声音——像是哭声，又像是笑声，或者两者兼有。
张若蘅在门口站了很久，然后回到卧室，在宋挽晴身边躺下来。
宋挽晴在睡梦中动了一下，往她的方向靠了靠。张若蘅伸出手，把她揽进怀里。
窗外的北京，冬天的夜空中没有星星，但有一弯细细的月亮，像一枚被谁遗忘的银币，挂在灰蓝色的天上。
明天，她们要开始收拾行李。
后天，她们要回上海。
回到那个一切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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