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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更新时间:2026-06-29 15:03

基因检测的结果比预想中来得快。

顾医生把报告单放在桌上,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他的表情让张若蘅心里一沉——那种表情她见过太多次,在投行的会议室里,在的复盘会上,在每一次需要宣布坏消息的时候。

“没有合适的靶点。”顾医生说,“EGFR、HER2、BRAF、MSI……能查的都查了,没有一个是阳性的。”

张若蘅坐在对面,两手放在膝盖上,坐得很直。她的表情没有变化,但她的手在膝盖上攥紧了自己裤子的布料。

“临床试验呢?”她问。

“可以申请。但入组需要排队,而且……说实话,入组的病人中,胆管癌的疗效数据不如其他癌种。”顾医生顿了顿,“还有一件事,临床试验在北京,不是在上海。如果入组成功,你们需要搬到北京去,至少半年。”

北京。

张若蘅没有犹豫。“我申请。”

顾医生看了她一眼,从抽屉里拿出另一叠表格。“这是入组申请和知情同意书。你先拿回去看,不着急签。”

张若蘅接过表格,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没有回头。

“顾医生。”

“嗯。”

“百分之三十……是您说的那个试验组的数据吗?”

“是。”

“如果她是我说的那个百分之三十,”张若蘅的声音很轻,“她能活多久?”

顾医生沉默了几秒。“如果完全缓解,五年生存率大概……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的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六。

张若蘅没有算错。她没有回头,推门走了出去。

回到病房的时候,宋挽晴正坐在床上和李棠视频通话。这一次李棠没有在炒菜,而是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怀里抱着一只橘猫。

“……我跟你说,这只猫是我在小区里捡的,特别粘人,你看你看——”李棠把手机对着猫,橘猫正眯着眼睛打呼噜,一脸不耐烦。

“它叫什么?”宋挽晴问。

“叫‘挽晴’。”

宋挽晴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滚。”

“真的,我发誓,它真的叫挽晴。因为它是晴天捡的嘛,晴天的晴。”

“那为什么不叫‘晴天’?”

“因为‘晴天’太土了。”

张若蘅推门进来的时候,正好听到这段对话。她走到床边,把表格放在床头柜上,对手机里的李棠说:“你那猫一看就不像挽晴,挽晴比它好看多了。”

“那当然,”李棠说,“挽晴是我们系花。”

“我不是系花。”宋挽晴说。

“你是,”张若蘅和李棠同时说。

三个人都笑了。笑声在病房里回荡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安静下来,像水面上扩散的涟漪最终归于平静。

宋挽晴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表格。“结果出来了?”

“嗯。”

“不好?”

“不好也不坏。”张若蘅坐下来,握住她的手,“没有靶点,但可以申请临床试验。试验组在北京,如果入组成功,我们得搬到北京去。”

“北京。”

“你不想去?”

宋挽晴想了想。“我没去过北京。”

“我也没去过。”张若蘅说,“我们可以一起去。”

李棠在手机里喊了一句:“我也没去过!带上我!”

“你带上你的猫。”宋挽晴说。

“那不行,猫坐不了飞机。”

“坐高铁。”

“那更不行,猫会叫一路。”

三个人又笑了。但这次的笑声短一些,轻一些,像是在冰面上小心翼翼地走路,怕踩碎了什么。

入组申请提交后的第三天,北京那边来了电话。张若蘅接的,对方是临床试验组的协调员,姓林,声音很年轻,说话很快。

“张女士,宋挽晴的初步筛选通过了,但她需要来北京做一次全面的基线评估,包括PET-CT、血液检查、心脏超声等等。评估结果如果符合入组标准,就可以正式入组。”

“评估标准是什么?”

“主要是器官功能、体力状态评分、没有其他严重合并症……具体的来了以后再说。”

张若蘅记下了时间和地址,挂了电话,开始查去北京的火车票。

最快的一班高铁是第二天早上八点。她买了两个人的票,又查了北京医院附近的短租公寓。价格不便宜,一间开间月租要八千块。她算了一下自己的存款,够支撑半年左右。半年之后呢?她没有算。有些事算太清了,反而走不下去。

宋挽晴靠在床上,看着她对着手机屏幕皱眉的样子。

“若蘅。”

“嗯。”

“你过来。”

张若蘅走过去,在床边坐下。宋挽晴伸手,把她皱着的眉心用指腹一点一点地抚平。

“不要算钱了。”宋挽晴说。

“不算钱算什么?”

“算子。”

张若蘅看着她。宋挽晴的眼神很安静,像是秋夜里没有月亮的天空,深蓝色的,广阔的,什么都没有,但又什么都有。

“我们有多少子?”张若蘅问。

“不知道。”宋挽晴说,“所以每一天都算数。”

张若蘅低下头,把脸埋在宋挽晴的掌心里。宋挽晴的手掌很,指腹上有薄薄的茧——那是握相机留下的。那层茧粗糙而温暖,像一片被太阳晒过的旧棉布。

“好。”张若蘅的声音闷在她的掌心里,“每一天都算数。”

离开上海的那天,下了很大的雨。

张若蘅推着轮椅,宋挽晴坐在上面,腿上盖着一条毯子。轮椅的轮子在医院大厅的地砖上发出低沉的滚动声,混着雨声和广播里的叫号声。

李棠早早就来了,开着她那辆白色的小轿车,把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两个行李箱,一个装药的手提袋,一个放病历的公文包,还有一袋子宋挽晴点名要带的零食——都是些不健康的东西,薯片、辣条、果冻。张若蘅本来不让带,宋挽晴说:“万一我死了,你要让我带着遗憾死吗?”张若蘅就不说话了。

“你别动不动就说死。”李棠一边关后备箱一边说。

“我说的是万一。”

“万一也不行。”

宋挽晴笑了笑,没有反驳。

车子驶出医院大门,拐上高架。雨刷在挡风玻璃上左右摆动,发出有节奏的“咔嗒”声。宋挽晴坐在后座,头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的上海在雨里一点一点地后退。她住了三十四年的城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

张若蘅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一只手,拇指在她的手背上慢慢地画圈。

“你在画什么?”宋挽晴问。

“画你的名字。”

“写出来。”

张若蘅在她的手背上写了三个字。宋挽晴感觉到了笔画,但她故意说:“什么字?我没看清。”

“宋挽晴。”

“宋挽晴是谁?”

“是我老婆。”

李棠在前面开车,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们一眼,嘴角弯了弯,没有说话。

雨越下越大。到了虹桥火车站,李棠打着伞把宋挽晴送到候车室,然后站在安检口外面,朝她们挥手。

“到了给我打电话!”李棠喊,声音被雨声和广播声盖住了大半。

“知道了!”张若蘅喊回去。

“照顾好她!”

“知道!”

“照顾好自己!”

张若蘅没有回答。她推着轮椅,转过身,走进了安检通道。宋挽晴回头看了一眼,李棠还站在那里,一只手撑着伞,另一只手在挥。她的伞被风吹歪了,雨淋了她半边肩膀,她好像没感觉到。

宋挽晴的眼眶红了。她转过头,没有让张若蘅看到。

高铁上,宋挽晴靠窗坐着,张若蘅坐中间,靠过道的位置坐了一个戴耳机的大学生。

火车开动的时候,窗外的景色开始移动。先是上海密密麻麻的高楼,然后是郊区的农田和厂房,再然后是开阔的、一望无际的平原。

宋挽晴看着窗外,很久没有说话。

“在想什么?”张若蘅问。

“在想我第一次坐火车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大一。从老家到上海,十六个小时的硬座。我妈给我买了卧铺,我把卧铺票退了,换了两张硬座票,省下来的钱买了一套《中国国家地理》的合订本。”

张若蘅看了她一眼。“你那时候就那么穷?”

“不是穷,是抠。”宋挽晴笑了,“我妈说我这辈子抠门儿的毛病改不了。你看,我现在还是抠——生病了也不舍得花大钱治病,非要等临床试验,免费的。”

“那不是抠,那是聪明。”

“是抠。”宋挽晴坚持。

旁边的大学僧摘下耳机,看了她们一眼,大概是被她们的对话吸引了。张若蘅注意到他的目光,但没有理会。她把宋挽晴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若蘅。”

“嗯。”

“你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认识我。”

张若蘅转过头,看着宋挽晴。宋挽晴没有看她,一直看着窗外。火车正经过一片田野,田里有几头牛,慢悠悠地走着,完全不在乎旁边呼啸而过的钢铁巨兽。

“我最后悔的,”张若蘅说,“是二十年前你让我走的时候,我走了。”

宋挽晴的手指在她掌心里微微颤了一下。

“如果时间能倒回去,”张若蘅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宋挽晴能听到,“我会站在你面前,跟你妈说,跟你妈说……”

她没有说下去。

宋挽晴终于转过头来,看着她。两个人的目光在高铁车厢嘈杂的空气中相遇,没有火花,没有闪电,只有一种很安静的、很深沉的、像是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终于到达彼此的确认。

“你说不出来。”宋挽晴说。

“嗯,说不出来。”

“因为你知道,就算说出来了,也没有用。”

“不一定。”

“一定。”宋挽晴的语气很轻,但很笃定,“有些路,就是要走弯了才知道直的在哪里。我们走了二十七年弯路,现在不是找到了吗?”

张若蘅的眼泪就在那一刻掉了下来。不是哭,是掉——和宋挽晴上次一样,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地滚出来。她甚至没有感觉到自己的眼眶在发酸,眼泪就已经落在了宋挽晴的手背上。

旁边的大学僧摘下耳机,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递过来。

张若蘅接过去,抽了一张,擦了擦眼睛,又抽了一张,递给宋挽晴。

宋挽晴没有擦自己的眼睛——她的眼睛也红了,但没有哭出来。她接过纸巾,擦了擦张若蘅的脸,动作很轻,像是在擦拭一件珍贵的瓷器。

“别哭了,”宋挽晴说,“快到北京了。”

“我没哭。”张若蘅说。

“你说了,你一说谎就不眨眼睛。”

张若蘅眨了眨眼。

宋挽晴笑了。那笑容很轻,很薄,像秋天的第一片落叶。但这一次,张若蘅接住了它。

北京南站比虹桥火车站更大、更乱、更吵。

张若蘅推着轮椅,在人流中艰难地穿行。广播里用中英文轮番播报着列车信息,夹杂着小孩子的哭声和大人的争吵声。空气里混着快餐的味道、消毒水的味道、以及一种北方城市特有的燥气息。

宋挽晴把毯子拉高了一点,遮住半张脸。化疗让她的免疫力很低,张若蘅给她戴了口罩和帽子,但她还是觉得空气里有什么东西让她不舒服。

“还好吗?”张若蘅低下头问。

“还好。”宋挽晴的声音闷在口罩后面。

出站口有人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宋挽晴”。举牌子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扎着马尾,穿着白大褂,外面套了一件军绿色的棉袄。

“您好,我是林协调员,”姑娘笑着说,“就是电话里那个小林。车在外面等你们,先去医院旁边的公寓安顿下来,明天一早再做检查。”

“谢谢。”张若蘅说。

林协调员帮她们把行李搬上一辆七座商务车,车子驶出南站,开上了北京的二环。北京的秋天比上海来得早,路边的银杏叶已经开始泛黄,在傍晚的光线里闪着碎金般的光。

宋挽晴靠在张若蘅肩上,闭着眼睛。她的手还握着张若蘅的手,力度很轻,像是在确认她还在。

车子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林协调员回头说:“看,天安门。”

宋挽晴睁开眼睛,看了一眼。她看了两秒,又闭上了。

“不好看吗?”张若蘅问。

“好看,”宋挽晴说,“但不如你好看。”

张若蘅没有接这句话。她把脸转向窗外,看着长安街宽阔的道路和道路两旁庄严的建筑。北京和上海不一样。上海是湿的、拥挤的、充满烟火气的;北京是燥的、开阔的、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秩序感。

她不知道这座城市会给她们带来什么。是希望,还是最后的告别?

车子拐进一条小胡同,停在一栋灰色的六层楼房前面。林协调员说:“到了。公寓在四楼,没有电梯,你们……”

“我来背。”张若蘅说。

宋挽晴睁开眼。“你背不动我。”

“你轻了。”

“我还是背不动。”

“我说背得动就背得动。”

张若蘅下了车,把轮椅推到车门前,扶着宋挽晴站起来。宋挽晴的腿确实没有力气,整个人靠在张若蘅身上,像一捆被风吹歪的麦子。张若蘅蹲下来,把宋挽晴的两条胳膊搭在自己肩上,一用力,站了起来。

宋挽晴趴在她背上,很轻。轻得像一个书包,像一袋米,像这世上最轻的、最珍贵的负担。

张若蘅背着她,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四层楼,五十六级台阶。她走得慢,但没有停。

宋挽晴把脸埋在她的颈窝里,闻到了她头发上残留的洗发水的味道——还是那个牌子,从大学用到现在,海飞丝的柠檬味。二十七年了,她什么都没变。

“若蘅。”

“嗯。”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因为我背得动你?”

宋挽晴笑了,笑声闷在她的颈窝里,像一阵小小的风。“因为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

张若蘅的脚步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上走。

“你也没有放弃过你自己。”她说。

到了四楼,张若蘅把宋挽晴放在门口的椅子上,掏出钥匙开门。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简易的衣柜,窗台上有一盆已经枯死的绿萝。但窗户朝南,下午的光线正好照进来,把整个房间染成暖黄色。

张若蘅把宋挽晴扶到床上,帮她脱了鞋,盖上被子。然后她走到窗边,打开了窗户。

北京的秋天的风涌进来,燥的、凉爽的、带着一点槐树叶子的气味。

“我们到了。”张若蘅说。

宋挽晴躺在床上,看着她。逆光里,张若蘅的轮廓被镀上一层金色的光,像一幅画。

“嗯,”宋挽晴说,“我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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