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下午，陈默请了半天假。
组长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你终于撑不住了”的意思。“身体不舒服？”
“不是。回老家看我爸。”
组长点了点头，在考勤表上画了个勾。“去吧。周一按时回来。”
陈默走出物流园，骑上电动车回了出租屋。他换了一身净的衣服——深蓝色的牛仔裤，黑色的冲锋衣，一双新买的运动鞋。鞋是在网上买的，九十九块包邮，鞋底有点硬，但比那双穿了两年、鞋底磨平了的旧鞋强多了。他在镜子前面站了一会儿，看了看自己。三十二岁，鬓角花白，眼袋很重。但气色还行。不是那种灰白色的了，是一种正常的、稍微有点苍白的颜色。他对着镜子点了点头，然后出了门。
他没有开车。他坐大巴。临江城到他老家的县城，大巴三个半小时。票价六十八块。他很久没有坐过大巴了。上一次坐，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他在县城下车，换乘中巴到镇上，再从镇上走二十分钟到家。全程四个多小时。开车的话，两个半小时就到了。但他不想开车。他觉得自己需要时间，需要一段慢下来的、不属于任何订单的时间。
大巴上人不多。他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把背包放在旁边的座位上。背包里装着他给父亲买的东西——一件棉袄，灰色的，很厚，在城南的批发市场买的，一百二十块；一条围巾，深蓝色的，摸上去很软，三十五块；一盒茶叶，龙井，不是那种好的，是超市里打折的那种，四十八块。东西不多，也不贵，但他挑了很久。他不太会买东西。以前都是前妻林雨买，他出钱就行。现在他得自己挑，自己比较，自己决定。
大巴驶出了临江城，上了高速。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变成了田野，从田野变成了山。冬天的田野是灰色的，收割后的稻茬一排一排地立着，像一把一把用旧了的刷子。山是深绿色的，松树和杉树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像一堵墙。天是灰蒙蒙的，没有太阳，也没有云。就是一片均匀的、没有表情的灰色。
陈默靠在座椅上，闭着眼睛。他没有睡着。他在想事情。想林小远，想沈秋水，想老赵说的话，想周半仙说的话。想那张一百块的纸币，想那朵白色的塑料花，想那棵梧桐树下的叶子。他的脑子里像有一个抽屉，里面塞满了东西，乱七八糟的，但他不想整理。他只是让它们待在那里，待在黑暗中，安静地，耐心地。
他想起了父亲。上一次见到父亲是什么时候？去年过年。他在家待了两天。除夕夜，他跟父亲坐在客厅里看春晚。两个人都不说话。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大，但房间里还是很安静。那种安静不是沉默，是一种——隔阂。像两个人站在一条河的兩岸，能看到对方，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但中间隔着一条河，过不去。他不知道这条河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也许是母亲去世的时候，也许是他当兵走的时候，也许是他离婚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条河在那里，一直在那里，越来越宽，越来越深。
大巴在高速上开了两个小时，然后在服务区停了十分钟。陈默下车买了一瓶水，站在车旁边抽了一烟。服务区的风很大，吹得他的头发乱糟糟的。他看了一眼手机。没有消息。他给父亲发了一条微信：“我上车了，三个小时到。”父亲没有回复。也许在忙，也许在睡午觉，也许看到了但不知道怎么回。他收起手机，上了车。
大巴继续开。窗外的风景从山变成了丘陵，从丘陵变成了平原。老家的县城在平原上，一条小河从县城中间穿过，河边种着柳树。冬天的柳树光秃秃的，枝条垂下来，像一个人的头发很久没有洗。大巴下了高速，进了县城。陈默在汽车站下了车，换乘中巴。中巴很旧，座椅上的皮套裂开了，露出里面的海绵。车上人很多，挤得满满的。他站在过道里，一只手抓着吊环，一只手护着背包。中巴开了四十分钟，到了镇上。
他下了车，站在镇上的汽车停靠点。停靠点是一个水泥台子，上面有一个铁皮棚子，棚子下面有一张长椅，椅子上坐着几个等车的人。他们看了陈默一眼，然后又转开了。镇上的人不认识他。他离开太久了。他在镇上长大，在镇上读小学、读初中，然后去县城读高中，然后当兵，然后退伍，然后在临江城打工。他离开这个镇子已经十四年了。十四年里，他回来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
他沿着镇上的主路走。路两边是两层的砖房，一楼是店面，二楼是住家。店面卖什么的都有——杂货、化肥、农药、五金、早餐、理发。有些店面关着，卷帘门上贴着“转让”的纸条。有些店面开着，但里面没有人，只有一个电视机在放连续剧，声音开得很大。他走过这些店面，走过镇上的小学，走过镇上的卫生院，走过镇上的派出所。然后他拐进了一条小路，沿着小路走了二十分钟。
小路是水泥的，很窄，只能过一辆车。路两边是田，冬天的田里什么都没有，只有裂的泥土和枯黄的草。田的尽头是山，山不高，长满了松树。风从山上吹下来，带着松针的气味。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背包在肩膀上有点沉，但他不觉得累。他只是在走。走在这条他小时候走了无数次的路上。那时候这条路还是土路，下雨天全是泥，一脚踩下去能没到脚踝。他和村里的孩子们在这条路上跑，追狗，追鸡，追蜻蜓，追彼此。现在路修成了水泥的，平平整整的，净净的。但路上没有人。没有孩子，没有狗，没有鸡，没有蜻蜓。什么都没有。只有他一个人，背着背包，一步一步地走。
他看到了那栋房子。白墙灰瓦，两层，门口有一棵柿子树。柿子树的叶子掉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枝丫上挂着几个瘪的柿子，红褐色的，像几个小小的灯笼。房子的门开着，门里面是黑的，看不清。门口放着一把竹椅，竹椅上坐着一个人。
他的父亲。
陈建国坐在竹椅上，穿着一件蓝色的棉袄，棉袄的扣子扣错了，领子一边高一边低。他低着头，看着地面。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弯曲着，关节很粗，指甲里有泥。他的头发全白了，不是花白，是全白。像一场大雪落在了他的头上，再也没有化过。
陈默站在路上，看着父亲。他有多久没有仔细看过父亲了？去年过年的时候，他看了一眼，但只是看了一眼，然后就转开了。他不想看。他不想看到父亲老去的样子，不想看到那些皱纹、那些白发、那些弯曲的手指。他不想看到时间在父亲身上留下的痕迹，因为那些痕迹也在提醒他——他也在老去，时间也在他的身上留下了痕迹。他鬓角的白发，他眼角的细纹，他弯曲的背。他们父子俩，在这条河的两岸，同时被时间冲刷，同时被磨损，同时老去。
他走过去，走到门口。
“爸。”
陈建国抬起头。他的眼睛很浑浊，眼白上有红色的血丝，瞳孔是深棕色的，很暗，像两口枯井。但当他看到陈默的时候，那两口枯井里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不是光，是一种——温度。像冬天里的一杯热水，冒着白气，你看不到水，但你感觉到暖。
“回来了？”陈建国的声音沙哑的，带着痰音。
“嗯。回来了。”
“吃饭了没？”
“没有。在路上吃了点东西。”
“让你婶子给你做。红烧肉。她早上就去买了肉，五花肉，最好的那种。”
陈默把背包放在门口的凳子上，走进屋里。屋里很暗，灯没有开，只有从门口和窗户里透进来的光。客厅不大，一张方桌，几把椅子，一个电视柜，电视柜上放着一台老式的电视机。电视机开着，声音关掉了，屏幕上在放一个什么节目，人影晃来晃去的，但没有声音。墙上的挂钟停了，指针指着三点四十分。他不知道那是上午还是下午，也不知道停了多久。空气里有一股霉味和药味混合的气味。霉味是从墙角渗进来的，药味是从父亲的身上散发出来的。
婶子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她姓王，是父亲的弟媳，陈默的叔叔的老婆。叔叔在外面打工，常年不在家，她就帮忙照顾父亲。她围着一条花围裙，手上沾着面粉。“小默回来了？快坐，饭马上好。你爸念叨了你一整天，说你要回来，让我多买点菜。”
陈默在方桌旁边坐下来。父亲也走进来了，坐在他对面。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中间隔着一张桌子。桌子是木头的，很旧，桌面上有很多划痕和烫伤的印记。那是很多年前留下的。他小时候在这张桌子上写作业，把墨水洒在了上面，留下了一块蓝色的印子。还在。二十年了，还在。
“腿好点了吗？”陈默问。
“好多了。不疼了。”
“去医院看了吗？”
“看了。医生说没事，就是老毛病。开了点药，吃了就不疼了。”
“药呢？我看看。”
父亲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放在桌上。陈默拿起来看了看。是止痛药。不是医生开的，是药店里买的，最便宜的那种。
“爸，这个不能乱吃。吃多了伤胃。”
“没事。不常吃。疼的时候才吃。”
“你应该去医院好好查查。”
“查过了。没事。”
陈默看着父亲。父亲的脸上有一种表情，他见过很多次。那种表情的意思是——我不想让你担心，所以我什么都不告诉你。我很好，我没事，你不用管我。你过你的子，别管我。那种表情让他想起母亲。母亲生病的时候也是这样。她不说。她什么都不说。等到她说了，已经太晚了。
他没有继续追问。他知道追问没有用。父亲不会说的。他只会说“没事”、“不疼”、“好多了”。他只会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小瓶子，说“吃了就不疼了”。他只会坐在那里，低着头，看着桌面上的划痕和烫伤的印记。
婶子把菜端上来了。红烧肉，炒青菜，西红柿蛋汤，一碟咸菜。红烧肉做得很好，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颜色红亮亮的，冒着热气。陈默夹了一块，放在嘴里。很香。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样的菜了。在临江城，他每天吃的是食堂的阳春面、便利店的饭团、路边摊的炒粉。他已经忘了家里做的菜是什么味道了。
“好吃吗？”婶子问。
“好吃。”
“多吃点。你太瘦了。”
陈默又夹了一块。父亲也夹了一块，放在陈默的碗里。
“吃。多吃点。”父亲说。
陈默看着碗里的那块肉。肥的，瘦的，皮是皱皱的，油亮亮的。他把它吃了。然后又夹了一块。又夹了一块。他吃了很多。吃了三碗饭。把红烧肉吃了一半，把青菜吃完了，把汤喝了两碗。他吃得很慢，很认真。每一口都嚼很久。像是在吃一顿很贵的饭，像是在过一个很重要的子。
吃完饭，婶子收拾碗筷。陈默和父亲坐在客厅里。天黑了。婶子开了灯。灯泡是节能灯，白光，照得房间里惨白惨白的。电视机的声音打开了，很小，是天气预报。明天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气温三到八度。
“你今晚睡你以前的房间。”父亲说，“被子晒过了，床单也换了。”
“好。”
“明天早上想吃什么？让你婶子做。”
“什么都行。您吃什么我吃什么。”
父亲点了点头。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门，站在门口。外面的天完全黑了。门口的那棵柿子树在夜色中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风从山上吹下来，带着松针的气味和泥土的气味。
“爸，外面冷。进来吧。”
“不冷。”父亲说。但他进来了。他把门关上，走到电视机前面，把声音调大了一点。天气预报完了，放一个什么电视剧。古装的，有人在打架，刀光剑影的，声音很大。父亲坐在椅子上，看着电视。他的眼睛盯着屏幕，但陈默觉得他没有在看。他只是需要一个声音，需要一点光，需要一些东西来填满这个空荡荡的房间。
陈默站起来，走到自己的房间。房间在一楼，客厅的旁边。推开门，灯亮了。房间很小，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床上铺着蓝色的床单，叠着一条灰色的被子。被子是新的，很厚，很软。书桌上放着一盏台灯，灯罩是绿色的，很旧了。他小时候在这盏台灯下写作业，做算术题，抄课文，写记。他打开台灯，绿光洒在桌面上。桌面上有一层灰，很薄，像是最近才擦过的。书桌的抽屉里放着一些旧东西——几本课本，几个作业本，几支铅笔。他翻开一个作业本，看到上面的字。歪歪扭扭的，很大，一笔一画的。是他的字。十岁的字。他看了几行，然后合上了。
他躺在床上，被子很软，很暖，有一股太阳的味道。婶子真的晒过了。他闭上眼睛。房间里很安静。没有传送带的嗡嗡声，没有轮胎碾过路面的声音，没有空调的呼呼声。只有窗外风吹过柿子树的声音，沙沙的，像有人在低声说话。
他想起了林小远。林小远说：“我爸走了之后，我每次回家，都觉得他还在。在客厅里坐着，在厨房里做饭，在阳台上抽烟。但推开门，什么都没有。只有空荡荡的房间和墙上的照片。”
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色的，没有水渍，没有裂缝。净净的，平平整整的。但他知道，在这层白色下面，是木头梁、是瓦片、是天空。是很多年前他躺在床上的时候看到的同一個天花板。那时候他还小，躺在这张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声，听着父亲在隔壁房间里打呼噜的声音。他觉得很安全。觉得这个世界是坚固的，不会塌的。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壁是白色的，没有裂缝。他伸出手，摸了摸。凉的，粗糙的。石灰的质地，手指摸上去会有白色的粉末沾在指尖上。跟小时候一样。
他闭上眼睛，慢慢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他被鸡叫声吵醒了。不是闹钟，是真正的鸡叫。他很久没有听到过鸡叫了。在临江城，早上叫醒他的是手机闹钟——那种标准的、毫无感情的电子音。他睁开眼睛，看到窗外的天已经亮了。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在地板上画出一条金色的线。他看了一眼手机。七点。他睡了整整一夜。没有醒过，没有做梦。他很久没有睡过这么完整的觉了。
他起床，走出房间。父亲已经坐在客厅里了，穿着那件蓝色的棉袄，扣子还是扣错了。他面前放着一碗粥，一盘咸菜，两个馒头。
“起来了？吃饭。”父亲说。
陈默坐下来，喝了一口粥。粥很稠，很烫，米粒已经煮开了花。咸菜是萝卜，切成丝，拌了香油和辣椒，脆脆的，很下饭。他吃了一个馒头，又吃了一个。吃完之后，他帮父亲把碗筷收了，然后两个人坐在客厅里。
“爸，我们今天做什么？”
“你想做什么？”
“不知道。随便走走。”
“那就走走。”
他们出了门。外面很冷，风从山上吹下来，带着松针的气味。天是灰蒙蒙的，没有太阳，但也没有下雨。门口的柿子树在风中微微摇晃，那几个瘪的柿子挂在枝头，像几个小小的灯笼。
他们沿着门前的路走。陈默走得很慢，父亲走得更慢。父亲的腿确实不好，走几步就要停一下，喘口气。陈默没有催他，也没有扶他。他只是放慢了速度，跟父亲并排走。
“这条路以前是土路。”父亲说。
“我知道。小时候下雨天全是泥。”
“现在修成水泥路了。好走了。”
“嗯。”
他们走到了村口。村口有一棵大樟树，很老很老，树粗得要两三个人才能合抱。树冠很大，即使在冬天叶子掉光了，那些光秃秃的枝丫依然伸向天空，像一把巨大的伞。樟树下面有一块石头，很大，很平，像一张天然的凳子。石头的表面很光滑，像是被人坐了很长时间磨出来的。
“这棵树还在。”陈默说。
“在。一直都在。”父亲走过去，在石头上坐下来。陈默也坐下来，坐在父亲旁边。石头很凉，但坐着很稳。
“小时候我经常在这棵树下玩。”陈默说，“跟村里的孩子一起。捉迷藏，打弹珠，爬树。”
“你爬过这棵树？”
“爬过。有一次爬到最高的那个枝丫上，下不来了。在上面哭了半天。后来是你爬上来把我抱下来的。”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我不记得了。”
“我记得。你那时候还很年轻。爬树很快。三两下就上来了。一只手抱着我，一只手抓着树枝，三两下就下去了。”
父亲没有说话。他低着头，看着地面。地面上有几片落叶，樟树的叶子，枯的，卷曲的，褐色的。风一吹，它们就动一下，像几只死去的蝴蝶。
“你现在还爬得上去吗？”陈默问。
“爬不上去了。”父亲说，“腿不行了。”
陈默没有说话。他伸出手，放在父亲的肩膀上。父亲的肩膀很窄，很瘦，骨头硌手。棉袄很厚，但他还是能感觉到下面的骨头。那些骨头很硬，很硌，像石头。
父亲没有躲开。他没有说话，没有动，没有看陈默。他只是坐在那里，低着头，看着地面。但他的手抬起来了，放在陈默的手上。他的手很粗糙，手指弯曲着，指甲里有泥。但他的手是暖的。很暖。暖得陈默的鼻子酸了一下。
他们坐在樟树下面，坐了很久。风从山上吹下来，吹过田野，吹过村庄，吹过这棵老樟树。树枝在风中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像在说话。像在说一些很古老的话，一些只有树才听得懂的话。
“爸。”陈默说。
“嗯？”
“你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快。太快了。”
“你小时候也在这棵树下玩过吗？”
“玩过。这棵树是我爷爷种下的。我小时候它就这么大了。现在还是这么大。”
“它会一直在这里吗？”
“会。只要没有人砍它，它就会一直在这里。”
陈默看着那棵树。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只张开的手指。树皮是灰褐色的，有很多裂纹，裂纹里长着青苔。树上刻着字——很多字，密密麻麻的，有些已经模糊了，有些还能看清。“某某到此一游”、“某某爱某某”、“某某某是个大坏蛋”。他小时候也刻过。用铅笔刀刻的，刻了一个“陈”字，歪歪扭扭的，在树的背面。他绕到树的背面，找了找。找到了。那个“陈”字还在，但已经被风雨侵蚀得几乎看不清了。只剩下一个轮廓，一个痕迹，一个曾经存在过的证明。
他伸出手，摸了摸那个字。树皮很粗糙，摸上去像老人的手。
“爸，我们回去吧。外面冷。”
“好。”
他们站起来，沿着那条水泥路，慢慢地走回去。陈默走在父亲的右边，父亲走在路的中间。他们的影子在灰色的路面上拖得很长，很长。两个影子，一个高，一个矮，一个年轻，一个老。它们并排走着，偶尔重叠在一起，然后又分开。
回到家，婶子已经在做午饭了。红烧鱼，炒土豆丝，白菜豆腐汤。陈默帮忙摆碗筷，盛饭。三个人坐在方桌旁边，吃饭。电视机开着，声音很小。天气预报说今天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陈默看了一眼窗外。天还是灰蒙蒙的，没有太阳，也没有下雨。
吃完饭，陈默帮婶子洗碗。婶子说不用，他说没事。他站在水槽前面，把碗一个一个地洗，洗洁精的泡沫在水里旋转着，发出淡淡的柠檬味。碗是白瓷的，很旧，边上有缺口。他洗得很认真，每一个碗都里里外外地洗了三遍。洗完之后，他把碗扣在沥水架上，把水槽冲净。
下午，他跟父亲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上放的是一个什么综艺节目，一群人嘻嘻哈哈的，很吵。但父亲看得很认真，眼睛盯着屏幕，嘴角微微弯着。陈默不知道他是在看节目，还是在看那些人的笑脸。也许他只是觉得，那些笑声能填满这个空荡荡的房间。
四点钟的时候，陈默站起来。“爸，我该走了。”
父亲的笑容停了一下。只是一下，然后他又笑了。“好。路上注意安全。”
“我给您买了件棉袄。在背包里。您试试。”
他从背包里掏出那件灰色的棉袄，递给父亲。父亲接过来，摸了摸，没有穿。
“还有一条围巾。深蓝色的。冬天冷，出门的时候围着。”
他又掏出围巾，放在父亲的手里。
“还有一盒茶叶。龙井。您尝尝。不好喝就别喝了。”
父亲把棉袄和围巾放在膝盖上，茶叶放在桌上。他低着头，看着这些东西。
“你花这些钱什么。”他说。声音有点哑。
“没花多少。”
“你赚点钱不容易。别给我买东西。你自己留着用。”
“我有。够用。”
父亲没有说话。他拿起棉袄，展开，看了看。然后他把它叠好，放在膝盖上。
“我去给你拿点东西。”他站起来，走进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几个瓶子——辣椒酱，萝卜，酸豆角。都是自己做的，用玻璃瓶装着，瓶口用保鲜膜封着，再盖上盖子。
“带上。你那边吃不到这些。”
陈默接过塑料袋，放进背包里。
“爸，我走了。”
“好。”
他走到门口，推开门。外面的天更灰了，风更大了。柿子树在风中摇晃，那几个瘪的柿子挂在枝头，摇摇欲坠。
“爸。”他转过身来。
“嗯？”
“您要照顾好自己。腿疼就去医院。别吃那个止痛药了。那个伤胃。”
“好。”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别怕麻烦。”
“好。”
“我过段时间再回来看您。”
“好。”
陈默站在那里，看着父亲。父亲站在门口，穿着那件蓝色的棉袄，扣子扣错了，领子一边高一边低。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全是皱纹，眼睛很浑浊。他站在那里，瘦瘦小小的，像一个影子，像一个快要被风吹散的影子。
陈默走过去，抱住了父亲。
他很久没有抱过父亲了。不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也许是小时候，也许是当兵走的那天，也许是母亲葬礼的那天。他不记得了。他只知道，父亲的怀抱很窄，很瘦，骨头硌手。但他很暖。很暖。暖得陈默的眼睛湿了。
“爸。”他说。声音很轻，轻得像风。
“嗯。”
“我走了。”
“好。”
他松开手，转身走了。他沿着那条水泥路，走得很快。他没有回头。他知道父亲站在门口，看着他。他知道父亲会站在那里，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路的尽头。他不想回头。他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他走了二十分钟，到了镇上。中巴车刚好来了。他上了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中巴车开了，他透过车窗往外看。镇上的房子，镇上的小学，镇上的卫生院，镇上的派出所。一个一个地从窗外掠过，像一帧一帧的老电影胶片。
他掏出手机，给父亲发了一条微信。“爸，我上车了。棉袄记得穿。围巾也记得戴。茶叶不好喝就别喝了。我下次给您买好的。”
父亲的回复来得很快。只有一个字：“好。”
陈默看着那个字，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手机收起来，靠在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中巴车在颠簸的路面上摇晃着，像一个摇篮。他听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听着乘客的说话声，听着窗外的风声。他觉得很累。不是身体上的累，是一种——从骨头里渗出来的、从心里涌上来的、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积累的累。但他不觉得难受。那种累像是一块石头，沉甸甸的，压在他的口。但石头的表面是光滑的，温暖的，像被河水冲刷了很多年的石子。
他想起了周半仙。等了五十年，等到了沈翠英留下的一片叶子。他想起了林小远。等了一年多，等到了外婆留下的一棵梧桐树。他想起了沈秋水。等了一年多，还在等。等一个不会来的人。
他想起了父亲。等了多久？等他的电话，等他回来，等他说一声“爸，我想你了”。等了多久？他不知道。他只知道，父亲一直在等。在那栋白墙灰瓦的房子里，在那张方桌旁边，在那把竹椅上。等。一直等。
他在大巴上睡着了。睡得很沉，没有梦。醒来的时候，大巴已经到了临江城。他下了车，背着背包，走在临江城的街道上。天已经黑了，路灯亮着，暖黄色的。路上有很多人，匆匆忙忙的，赶着回家，赶着吃饭，赶着去下一个地方。他走在这些人中间，觉得自己也是他们中的一个。一个普通人，一个赶路的人，一个回家的人。
他回到了出租屋。开门，开灯。十平米的屋子，折叠桌，铁皮盒子，单人床，一床被子。一切如常。他把背包放在桌上，把父亲给的辣椒酱、萝卜、酸豆角拿出来，放在桌上。三瓶。整整齐齐地排成一排。他拿起一瓶辣椒酱，拧开盖子，闻了闻。很香。辣椒的香味，蒜的香味，豆豉的香味。他小时候最爱的味道。他蘸了一点放在嘴里。很辣，辣得他眼泪都出来了。但他笑了。他坐在折叠桌前面，一口一口地吃着辣椒酱，吃着吃着，眼泪就流下来了。不是辣的。是别的什么。
他擦了擦眼睛，把辣椒酱的盖子拧好，放在桌上。他拿出手机，给父亲发了一条微信。“爸，到了。辣椒酱很好吃。”
父亲的回复：“好。早点睡。别太累了。”
陈默看着这条消息，嘴角弯了一下。他把手机放在枕头旁边，躺在床上。他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那块水渍还是老样子，像一张摊开的地图。但他不觉得它丑了。他觉得它像一条河，弯弯曲曲的，从很远的地方流过来，流过他的头顶，流过他的房间，流过他的城市，流向更远的地方。
他闭上眼睛。
他想起了那棵樟树。树上刻着的那个“陈”字，歪歪扭扭的，被风雨侵蚀得几乎看不清了。但它还在。它还在那棵树上，在树皮的下面，在裂纹的深处。像一个被遗忘的记号，像一个很久以前的承诺。它不会消失。只要那棵树还在，它就不会消失。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壁上的裂缝在黑暗中看不见。但他知道它在那里。像一条路。弯弯曲曲的，不知道通向哪里。但他知道，那条路的一端在他的出租屋里，另一端在父亲的家门口。在柿子树下，在樟树下，在那条水泥路的尽头。他走过那条路。走了很多次。以后还会走很多次。每一次，他都会走得很慢。慢到能看清路边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每一片落叶。慢到能听到风的声音，树的声音，自己心跳的声音。慢到——不再害怕那条路的尽头有什么。
第十三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