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苏云第二次降落在巴塞罗那机场的时候，天刚刚下过雨。
跑道上的积水倒映着跑道灯的白光，空气里有一股湿润的泥土味，混着地中海的咸腥气，和飞机尾流残留的航油味道搅在一起。她拖着那个二十八寸的行李箱走出到达大厅，轮子在瓷砖地面上咯噔咯噔地响——和四个多月前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模一样，连箱子撞到门框的角度都没变。但她已经不是四个多月前那个苏云了。
她瘦了整整二十五斤。一百二十斤的苏云变成了九十五斤的苏云，锁骨凸出得像两片刀锋，手腕细得戴不住手表，原本有点婴儿肥的脸颊凹陷下去，轮廓变得锋利而陌生。她戴着一顶米色的毛线帽，帽子下面是光秃秃的头皮——新长出来的发茬还没到一厘米，软软的，绒绒的，像初春刚冒头的草芽。她穿了一件灰色的宽大卫衣，把自己裹得像一只缩在壳里的蜗牛。
她没有联系陆斯年。
她来巴塞罗那之前就想好了——这次回来，不是来重逢的，是来完成一个心愿的。她只是想在最后的子里，远远地看他一眼。看一眼就走，不打扰，不留痕，像一片云从天上飘过去，地上的人甚至不会抬头。
她在网上订了一家小旅馆，不在哥特区，离上次住的青旅很远，在恩典区的一条窄巷子里。旅馆楼下是一家面包店，每天早晨烤面包的香味会从地板的缝隙里飘上来，带着酵母和焦糖的甜。她选了这里，不是因为便宜，而是因为这里离对角线大道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距离——陆斯年的酒店就在那条街上。
她到的第二天早上，巴塞罗那放晴了。阳光把湿漉漉的石板路晒得发亮，街边的橘子树挂满了金灿灿的果实，空气里弥漫着雨后初晴的清新和淡淡的橙花香。苏云换上一件净的衬衫，把毛线帽往下拉了拉遮住眉毛，背着一个帆布袋，像一个普通的游客一样走出了旅馆。
她穿过恩典区窄窄的巷子，走到对角线大道上。这条路她走过很多次——陆斯年开车载着她从这条路上去海边、去锡切斯、去郊外的葡萄酒庄园。她闭着眼睛都能找到方向，但她不需要闭眼睛，因为她不是在找路，她是在找他。
他的酒店就在前面。那扇她推过好几次的玻璃门，那个她坐过好几次的电梯，那个她在露台上靠着橄榄树俯瞰整座城市的下午。她站在街对面一棵橘子树下，把自己藏在树冠投下的阴影里，像一个误入片场却又被允许在旁观看的路人。
她等了大概二十分钟。二十分钟里，有穿着西装的商务客拎着行李箱进进出出，有清洁工在擦大堂的玻璃，有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在门口的花坛边停下来给孩子喂水。苏云看着这些画面，心跳得很快，不是因为病，是因为她不知道他会不会出现，出现了她又该怎么办。
然后他出现了。
陆斯年从旋转门里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身后跟着索菲亚。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衬衫领口敞着，没系领带，头发比四个月前短了一点，被风一吹露出饱满的额头。他的手里还是习惯性地夹着一没点的烟，手指修长，骨节分明，在阳光里晃了一下苏云的眼睛。他边走边跟索菲亚说着什么，表情认真而专注，和平时那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判若两人。
苏云站在街对面，橘子树的花瓣被风一吹落了几瓣，飘在她的肩膀上，她没有去拂。她只是看着他。贪婪地看着，把他从头到脚刻进眼睛里——他瘦了一点，下颌线更锋利了，但走路的姿态还是那么好看，步子又大又从容，好像整个巴塞罗那都是他的客厅。她忽然觉得眼睛很酸，但她没有哭。她告诉自己，不能哭。哭了就看不清楚他了。
就这一眼。这一眼就值了。值那张北京飞巴塞罗那的单程票，值化疗结束后在出租屋马桶上吐得死去活来的那些夜晚，值被她一一剃掉的头发。
陆斯年走到车边，忽然停了一下，转过头往街对面看了一眼——直直地看向橘子树的方向，眉头微微皱着，像是在空气里捕捉到了什么不属于这阵风的气息。苏云的心脏猛地缩紧，整个人往后一退，躲进了树的阴影里。她的后背紧贴着粗糙的树皮，手心全是汗，呼吸急促得像是刚跑完八百米。
不要看到我。她在心里说。至少在他眼里，苏云应该永远是那个穿墨绿色裙子、在泳池边对他偷偷举杯的人，而不是现在这个戴着毛线帽、瘦得脱了相、像一只被雨淋湿的流浪猫的幽灵。
几秒钟后，索菲亚叫了他一声。陆斯年又往橘子树那边看了一眼——这一眼里没有什么证据，只有某种一闪而过的不对劲。然后他收回视线，上了车。银灰色的跑车驶出酒店门廊，汇入了对角线大道的车流，很快消失在路的尽头。
苏云从橘子树后面走出来，站在街边，望着那辆车消失的方向站了很久很久。久到一个路人经过时用西班牙语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她才回过神来，摇了摇头，说了句“No, gracias”。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手背上有两道被抓出来的红印，是指甲掐的。她松开拳头，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指，然后转身往旅馆的方向走去。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在阳光晒热的石板路上，像是在用力感受这座城市最后还能给她的温度。
那一天她没有再出门，躺在旅馆的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条和青旅几乎一模一样的裂纹发呆。她觉得命运很幽默——这家旅馆她第一次住，天花板上的裂纹却让她觉得眼熟，像是一个反复出现的不太友好的老熟人。
她没有去找陆斯年，也没有联系索菲亚。她告诉过自己，只看一眼就够了。她做到了。一眼，三十七秒，从旋转门到车门，从一个橘子树下到另一个橘子树下。
明天就走。她对自己说。
但她没有走。
第二天早上醒来，她又走到了对角线大道上。她在橘子树下站了二十分钟，又看到了他。他今天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袖子卷到手肘，一个人从酒店出来，没有索菲亚，没有文件，只是端着一杯咖啡站在门口，靠着门廊的柱子，目光漫无目的地扫过街面，像是在等什么人，又像是谁也没在等。
苏云就站在街对面的橘子树下，离他不过二十米。中间隔着一条车来车往的马路，阳光斜斜地照在她的灰卫衣上，把影子拉得很长。她从帆布袋里拿出一个牛角面包，捏在手心里，一小块一小块地揪下来往嘴里塞，面包碎屑掉了一地。一只灰鸽子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在她脚边啄食着地毯上的碎屑。
她就这样嚼着面包，看着对面靠在柱子上喝咖啡的陆斯年，心想：这大概是我能拥有的最好的距离。不需要言语，不需要解释，只需要阳光、橘子树、一只不怕人的鸽子，和他。
然后第三天，她又去了。第三天有一个小曲——一个遛狗的大爷以为她是游客，热情地凑过来问她是不是在找什么地方。苏云把他打发了，然后发现自己竟然已经学会了怎么用西班牙语说“不用，谢谢，我就是在晒太阳”。No, gracias, solo estoy tomando el sol. 她把自己的新技能在心里默默念了一遍，觉得有点好笑，又有点骄傲。
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她一天天地刷新着自己“最后一天”的定义，第三天推倒第二天的决心，第四天又推倒第三天的决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推倒一长串。每一次她都告诉自己：看完这一次就回去收拾行李。但她没有收拾。她的行李箱始终摊开在旅馆房间的地板上，旁边散落着药瓶、毛线帽、话梅包装纸，还有一本她在旧书店买的一直没还回去的西语诗集。
她没有去打扰任何人。她就只是站在对角线大道的那个街角，橘子树下，等着他每天那几次短暂的出现——上班、下班、外出会客、一个人走到街角抽烟。她发现他抽烟的频率比以前高了，好几次他站在酒店门口，把没点的烟叼在嘴里，翻遍口袋找打火机，又烦躁地塞回烟盒里。她甚至发现，他换了一个牌子的打火机。这个没有意义但又有点扎心的细节，让她觉得既心酸又温暖。
这中间，有一次她差点被发现了。
那是她到巴塞罗那的第九天。陆斯年一个人从酒店出来，穿过马路，走进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买了一杯外带咖啡。他出来的时候，苏云正站在离咖啡馆不到十米远的报亭旁边，假装在看明信片。她感觉到他的步伐靠近时整个人僵住了，手里的明信片被捏得变了形。但他只是从她身后不到两米的地方走过，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正用西班牙语跟谁说着什么，语气有点不耐烦，全程没有往她这边看一眼。直到他的背影走远，苏云才把那口气缓缓呼出来。
报亭老板眼神怪异地看了她一眼，苏云为了缓解尴尬，买了一张自己本不需要的明信片——画面是圣家堂的尖顶，上面印着“Barcelona”的花体字。
回到旅馆之后，她趴在床上，摸出一支从楼下前台借的圆珠笔，把明信片翻到空白面，对着它发了很久的呆。她想写点什么，但笔尖悬在纸面上方迟迟落不下去。最后她只写了一行字，字迹潦草而熟悉，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在这里。你不知道。”
她没有寄出去。她把这五张明信片叠在一起，用毛线帽的标签绳捆好，塞进帆布袋最深的夹层里。
苏云也不知道这样的子过了多少天。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像个偷窥狂，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像一只停在窗台上的鸟，隔着玻璃看着屋里温暖的光，知道那不是属于自己的世界，但就是舍不得飞走。看到他的子，她回去能好受一点；看不到他的那些天，她整个人都会陷在一种无声的焦灼里。
就这样，不知不觉，半个月过去了。
这半个月里，苏云只做了一件事：远远地看着陆斯年，确保他还活得好好的。他过得好，她就放心了。然后她就可以回到北京，回到医院里，回到那些冰冷的仪器和长长的账单中间，把剩下的子安安静静地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