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云消失了。
不是慢慢疏远，不是渐行渐远，而是一夜之间，像露水被太阳蒸发了一样，净净。
陆斯年第二天早上照例给她发消息——“起了没？今天带你去吃一家海鲜饭，老板脾气比饭还硬，但味道能排巴塞罗那前三。”消息发出去之后，没有回复。他等了一个小时，又发了一条——“还在睡？太阳晒屁股了。”依然没有回复。他打电话，嘟了几声之后转进了语音信箱。他再打，还是语音信箱。
他开车去了青旅。前台那个戴眼镜的西班牙男人查了记录，用磕磕绊绊的英语告诉他，那个中国女孩今天一早就退房了，拖着那个二十八寸的行李箱走的，没有留任何东西，没有留任何口信。
陆斯年站在青旅门口的石阶上，手里还拎着一袋刚出炉的羊角面包——巧克力味的，因为他记得她说巧克力的比原味的好吃。他把纸袋放在青旅的前台上，跟前台说如果她回来就把这个给她，然后推门走了出去，站在街边，掏出了手机。
他打了她在西班牙临时用的那个号码，提示已停机。他发了微信，没有回复，不是拉黑的那种——消息能发过去，但就是没有回复。他又发了一条——“苏云，看到消息回我一声，不管发生了什么，回一声就行。”
消息石沉大海。
他托朋友去查了出入境记录。几天后朋友回话说，一个叫苏云的中国籍女子在派对结束后的第二天一早就从巴塞罗那机场飞走了，目的地是北京，单程票。
单程票。
陆斯年拿着手机站在酒店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窗外露台上那棵老橄榄树的叶子被风吹得轻轻摇晃，薰衣草已经开到了尾声，紫色的花瓣边缘开始泛白。他站了很久，久到索菲亚推门进来叫他开会，叫了三声他都没听见。索菲亚走过来戳了戳他的胳膊，他猛地回头，那种眼神让索菲亚愣了一瞬——她认识陆斯年十年了，从来没见过他用那种眼神看人。不是愤怒，不是难过，是一种空。像是有人趁他不注意，把他身体里某个重要的零件拆走了，而他甚至不知道那个人什么时候动的手。
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屏幕上那个再也没动静的对话框，最后一条消息还是他发的——“苏云，看到消息回我一声。”
他没有再发。他把手机揣进裤兜里，对索菲亚说“走，开会”，语气平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索菲亚跟在他身后，看到他把咖啡杯端反了，杯口朝下，咖啡洒了一路。
他想不通。明明那一晚的记忆还滚烫地烙在他的脑海里——他站在蛋糕前许愿，睁眼的第一秒就是去找她的位置；她穿着墨绿色裙子站在泳池边冲他偷偷举杯；他在车里侧着身看她，那句“今天别回去了吧”在嘴边盘旋了几百次最终咽了回去——他以为他为这段关系留足了余地和耐心，可那个晚上过后，这段记忆忽然被掐断了后续，像是有人把他正在播放的电影按了暂停，然后直接拔了电源。
她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告而别？是生他的气了？是他那晚说错了什么？还是——“单程票”三个字像一细针一样扎在他脑子里，每一次想到都往深处钻一点。她又回到了北京，然后呢？她还会再来吗？她甚至没有想过要跟他保持联系，就像她从未出现在他生活里一样。
巴塞罗那的夏天还没过完，但对陆斯年来说，一切好像都没那么有意思了。
苏云回国的那天，北京的天气很差。灰黄色的雾霾把整个城市裹得像一个用旧了的棉被，她坐在机场大巴上看着窗外模糊的楼群，觉得恍如隔世。半个月前她还在兰布拉大道上晒太阳，现在她又回到了这片灰扑扑的天空底下。
她没有回江城，而是直接去了北京。因为她在回国的飞机上想了一路——江城的医院她已经信不过了，那个误诊漏诊的破地方，她要去最好的医院，最后一次，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答案。
她在网上查到了北京一家顶级肿瘤医院的名字，挂了专家号。排队排了三天才排上，这三天她住在医院附近一家廉价连锁酒店里，每天吃外卖，一个人看着天花板发呆。
专家会诊的结果出来那天，北京的雾霾散了，天难得地蓝了一小块。苏云坐在诊室里，面前坐着三个医生，中间那个年纪最大的主任摘下眼镜，用笔指着片子上的影像，语气平静地告诉她：病情误诊时间导致恶化，错过了最佳手术窗口期。目前不具备手术条件，建议进行保守治疗，化疗加靶向药物，目标是控制扩散速度，延长生存期。
“延长多久？”苏云问。
主任顿了顿。“因人而异，积极治疗的话，有些人可以延长一年甚至更久。不治的话，三个月到半年。”
苏云点了点头，表情很平静，平静到对面的三个医生互相看了一眼。
“我治。”她说。
不是因为怕死。是因为在巴塞罗那的那十几天，让她重新想起了活着是什么滋味。她想再多尝几口，哪怕多一口也好。
治疗从确诊后的第三天开始。苏云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小单间，月租两千，房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但好在离医院近，走路只要十分钟。她每天早上七点起床，自己去医院排队、抽血、、输液，然后在观察室里坐一个下午，等到身体不那么难受了就慢慢走回去。
化疗的副作用比她想象的要猛烈得多。第一次输液结束后的第三天，她的头发开始掉。不是一一地掉，是一把一把地掉，早上醒来枕头上黑压压的一片，像是谁在她睡着的时候偷偷在她头顶拔了把草。她站在浴室里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头顶已经能看到白花花的头皮，剩下的头发稀稀拉拉地贴在脑门上，像一块被过度开垦的荒地。她摸了一下，手指上又带下来一小撮。
她没有哭。她只是安静地去超市买了一把剪刀，回到出租屋里对着镜子自己把头发剃了。剃完之后她看着镜子里那个光头的女人，愣了几秒，然后拿出手机拍了张自拍。照片里的她戴着毛线帽，脸色苍白，嘴唇毫无血色，但眼睛还是亮的。她对着照片看了一会儿，打开相册翻到巴塞罗那时期的照片——那张她穿着墨绿色真丝裙站在泳池边的照片，陆斯年偷拍的，后来发给了她，说她笑起来很好看。照片里的女人和镜子里这个女人，只隔了一个多月，却像是活了两辈子。
她把手机翻到备忘录，又看了一遍那封她写了好几个版本、改了无数次的信。信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陆斯年，谢谢你。你让我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上，看到了比死亡更重要的东西。对不起，我不能陪你走更远了。希望你继续做那个快乐的、漫不经心的、被巴塞罗那的阳光晒得懒洋洋的你。不用找我。我会在一个你看不到的地方，安静地想你。”
她没有删这封信，也没有发出去。她只是把它存在手机里，偶尔翻出来看看，像是给自己留了一个还没兑现的承诺。
治疗持续了将近三个月。这三个月里，苏云瘦了二十斤。原本一百二十斤的她，现在只剩下一百斤不到，锁骨凸得像两片刀刃，手腕细得她自己都不敢看。她的皮肤还是白，但现在已经不是那种好看的瓷白，而是一种没有血色的、近乎透明的惨白，像一张被水泡过的宣纸。她的脸瘦脱了相，颧骨高高凸起，下颌线变得异常清晰——她以前梦寐以求的瘦脸效果，以这种方式实现了，荒唐得她想笑。
但治疗也不是全无效果。第三次复查的时候，主任看着最新的片子，眉头舒展了一些，告诉她原发病灶有所控制，扩散速度比预期中慢，身体指标也有一定程度的回升。虽然没有“治愈”两个字，但至少有了一点喘息的空间。苏云想，这就够了。她不需要被治愈，她只需要一点时间。
三个月之后，北京的秋天来了。苏云住的出租屋楼下有一棵银杏树，叶子开始变黄，每天早上她出门去医院的时候都能看到满地金黄的落叶，被晨光照得亮晶晶的。她总是在树下站一会儿，看着那些叶子发呆。银杏叶的形状像一把把小扇子，她觉得很好看，比什么花都好看。
有一天傍晚，她从医院回来，没有直接上楼，而是坐在楼下的长椅上，裹着一件厚外套，看着银杏树发呆。楼下的大爷在遛狗，狗在她脚边绕了一圈，闻了闻她的鞋，然后被大爷拽走了。她看着那只狗笨拙地追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忽然笑了——是那种从心底里泛上来的笑，眼眶却是湿的。
她想他了。
这三个月里，她每天都在想他。想他在咖啡馆里被她泼了一脸咖啡之后还问她有没有事，想他在秘密花园里给她切柠檬的样子，想他在烟花绽放时偷看她的目光，想他在蒙锥克山上握着她手腕的温度，想他在生派对上穿过泳池的人群找到她的那个眼神。她甚至能清晰地回忆起他身上的味道——雪松、威士忌，和被巴塞罗那阳光晒过的净衬衫。这些记忆被她反复翻看、反复咀嚼，嚼得越来越薄，但始终不肯咽下去。
她一直没有换微信。手机号是换了——国内的号在回国之后就重新激活了，但她特意保留了那个绑着西班牙号码的微信账号，因为她所有的记忆都在那个账号里。那个对话框还在，他的最后一条消息还静静地躺在那里——“苏云，看到消息回我一声。”她没有回过，但她每天都会点开看一遍，有时候看着看着就哭了，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笑了。那些他发来的语音她一条都没删，偶尔夜深人静时戴上耳机偷偷听一段，他的声音从耳机里传出来，带着一点西班牙语的尾音和慵懒的笑意，就好像他还在她身边。
但她始终没有回复。
不是不想，是不敢。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我还活着”？说“我在北京化疗”？说“我每天都在想你”？还是说“对不起，我当初应该告诉你真相”？每一种开头她都想过，每一种都以眼泪收场。她觉得自己的处境像是一个困在孤岛上的人，明明能看到对岸的灯火，却没有一艘船。船就在那里，但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资格去划了。她的头皮因为化疗变得光秃秃的，出门只能靠毛线帽遮着。她路过药妆店的时候买了一顶假发，黑色的，齐耳短发，刘海遮住了眉毛，戴上去对着镜子看了看，恍惚间像是看到了大学时候的自己。她在试衣间里站了很久，最后还是把它放回了货架——她觉得骗别人没意思，骗自己更没意思。
直到有一天，她做了一个决定。
那天是十一月的第一个周末，北京的银杏叶已经黄透了，铺了一地的金。苏云在医院做完新一轮的检查，从主任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张新的检查报告。报告上的数据比三个月前好了一些——不是痊愈，不是逆转，只是“稳定”。但对于她来说，“稳定”已经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了。她站在医院门口，仰头看着头顶那棵最高大的银杏树，满树的金黄被午后的阳光照得近乎透明，像一把燃烧的金色火炬。她看了很久，久到路过的人都忍不住多看了她一眼——这个戴着毛线帽、瘦得吓人、却仰头对着树微笑的奇怪女人。
她回到家，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单人床上，给妈妈打了个电话。
这是她回国治疗之后，第一次跟妈妈完整地、坦诚地聊起巴塞罗那。之前她妈问过她在西班牙过得怎么样，她总是含糊其辞敷衍过去。但今天她不想再隐瞒了。她告诉她妈，她在巴塞罗那遇到了一个人，一个男人。他很高，很帅，很有钱，但是她喜欢他，跟那些都没关系。
“他换女朋友比换衬衫还快，但他会在烟花绽放的时候偷偷看我。他自己住一个两千尺的大平层，但他带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他外婆留下的老房子。他看起来对什么都不在乎，但他记得我说过的每一句话，记得我喜欢热巧克力，记得我的膝盖在哪里擦伤过。”她握紧电话，声音开始发抖，“妈，我想回去看看他。就一面。远远地看一眼就行。我保证不多停留，不打扰他的生活，不告诉他我生病的事情。我只是想看看他还好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她以为她妈挂断了。然后她听到了一声很轻的叹息，接着是她妈略带沙哑的声音——“那你去吧。钱够不够？妈再给你打两万。”
苏云把电话挂掉之后，用被子蒙住头，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她有太久没哭过了——化疗那么疼她没哭，头发掉光她没哭，一个人在北京的出租屋里过中秋她也没哭。但听到她妈说“钱够不够”的时候，她的眼泪就像开了闸一样。她知道那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她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了。让她任性最后一次。
她拿起手机，打开了航空公司的网页。北京直飞巴塞罗那的机票，十一月的价格比夏天便宜了不少。她不看舱位排序，只挑了最便宜的经济舱。她的手指悬在“确认支付”的按钮上方，闭上了眼睛。她没有犹豫——因为在银杏树下仰头的那一刻她就已经想通了。她剩余的时间不多了，而在这个剩余的时间里，她只有一个尚未完成的心愿。她想见他。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一眼，哪怕只是躲在街对面的角落里看他和朋友谈笑风生，然后她就可以转身走开，回到她该待的地方去，了无遗憾。
她按下了支付键。
扣款短信发进来的时候，她退出了支付页面，打开微信，看着那个沉默了三个月但从未取消过置顶的对话框。最后一条消息还是他三个多月前发来的那句“苏云，看到消息回我一声”。她的拇指在输入框上悬了很久，打了几个字又删掉，删掉又打上——她想过提前告诉他“我要来了”，但转念一想，他会不会已经不记得她了？三个多月，对于一个花花公子来说，够他认识几打新面孔了。也许他本就没有在等她，也许她的不告而别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曲，他生几天气就过去了，然后生活继续，派对继续，一切照旧。如果他已经忘了她，那她提前联系他只是自取其辱。如果他还记得她——那更糟，因为她没法解释自己为什么突然消失，为什么会瘦成这样，为什么头发都没了。
所以她不联系。她只需要一张机票，一个住址，一双能在街对面远远望着他的眼睛。
她关掉微信，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上，然后平躺下来，盯着天花板上那条细细的裂纹。出租屋的天花板和巴塞罗那青旅的天花板一样，都有一条从墙角蜿蜒到灯座旁边的裂纹，形状像一条河。她看着那条“河”，嘴角慢慢翘起来。
巴塞罗那。她要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