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正月朔，紫禁城。
乾清宫的更漏声像一柄钝刀，不急不缓地锯着夜的骨头。
朱由检睁开眼的时候，第一感觉是冷。不是后世北方冬天的冷，而是一种渗入骨髓的寒气，裹挟着檀香和旧木头的气味，从四面八方的黑暗里涌来。他下意识地去摸床头灯的开关，手指触到的却是一片冰凉坚硬的木雕——那是龙床的围栏，上面盘踞着五条爪牙狰狞的金龙。
他的手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三秒钟后，如水般的记忆涌入脑海。不是属于他的记忆——他叫朱由检，是大明第十六代天子，年号崇祯。现在是崇祯二年正月初二，昨夜他在奉先殿守岁祭祖，回来后便昏昏沉沉地睡了。
而真正的他，或者说，此刻占据这具躯壳的意识，来自三百八十年后。他姓周，名北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专攻晚明经济社会史。他用了二十年时间研究一个问题：大明究竟是怎么死的？
现在他知道了。
因为他就站在这个王朝最后一任皇帝的躯壳里，而这个王朝，还有十五年就会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死去。
朱由检——不，周北辰——闭上眼，强迫自己深呼吸三次。心脏跳得像一面破鼓，但他已经不是那个十六岁仓促继位的少年天子了。他的灵魂里装着二十年的学术积累，装着对晚明社会每一个毛孔的透彻认知。更重要的是，他不需要像原本的崇祯那样，在一片黑暗中独自摸索。
他知道哪条路是对的。
他知道哪条路通向深渊。
他也知道，这里的每一寸空气都浸透着即将到来的死亡气息。
崇祯二年。周北辰在黑暗中默默咀嚼着这个年份。这是个什么年头？
是袁崇焕还没有被下狱的年头，是李自成还在陕西当驿卒的年头，是皇太极还没有称帝的年头，是陕西大旱刚刚开始露出獠牙的年头。一切都还来得及——如果做得够快，如果每一步都踩在正确的节点上。
可问题是，他这个皇帝能做什么？
周北辰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弧度。他从二十年的材料爬梳里比任何人都清楚，明末的皇帝，尤其是崇祯，其实远没有后人想象中那么有权势。文官集团早已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制衡体系，他们需要的不是皇帝的指令，而是皇帝的背书。任何触动既得利益的改革，都会淹没在奏疏的海洋里，最后不了了之。
万历躲进深宫不朝，天启躲进木匠房不理，崇祯倒是勤政，结果越勤政死得越快。因为他不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在旧制度的框架内，勤政只会加速旧制度的崩溃。
想要真正改变什么，就不能按他们的规矩来。
“王承恩。”他轻声唤道。
一个中年太监几乎是瞬间从门外小跑进来，跪在龙床前。“皇爷，您醒了？可要传太医？”
“不必。”周北辰坐起身来，借着烛光打量着这个后来以身殉主的忠仆。王承恩的脸在烛火中忽明忽暗，瘦削，恭谨，却又带着一种太监特有的警觉。周北辰忽然问了一句：“今年京畿的雪下得如何？”
王承恩愣了一下。皇帝半夜醒来，不问边关战事，不问朝堂政务，先问雪？
但他还是立刻答道：“回皇爷，入冬以来只下过两场小雪，不及往年的三成。顺天府尹前递了折子，说担心来年春旱。”
“知道了。”周北辰说，“你去把去年十二月以来所有关于陕西的奏疏都调出来，包括地方上报的灾情、赈灾的处置、驿站的裁撤情况。天亮前送到这里。另外，让内书堂选三个最聪明的内侍过来。”
王承恩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说了一个字：“是。”
他转身退出。周北辰望着他消失的方向，心里清楚，这个命令在旁人看来一定莫名其妙。陕西的事情，与皇帝有什么关系？这是正月里，天下太平，谁会把一个偏远省份的旱情放在心上？
但周北辰知道，陕西是桶。
天启七年，陕西大旱。朝廷裁撤驿站，李自成下岗。饥民流离，盗贼蜂起。再过几年，那个叫高迎祥的人就会振臂一呼，天下响应。然后就是流寇千里，席卷中原，最后是甲申国难，崇祯自缢煤山。
这一切的源头，就在陕西。就在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驿站裁撤上。
别人不知道，但他知道。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堵住这个口子。不是用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手笔，而是用最朴素的办法——让该到的消息到皇帝眼前，让该做的事有人在下面做。
天亮之前，三个少年内侍跪在了乾清宫的地砖上。最大的不过十四岁，最小的只有十一岁，都是从内书堂选出来的，读过书，认得字，还没被宫里的陈腐气息完全浸透。
周北辰看着他们，忽然觉得有些悲哀。他想改变一个帝国，却只能从三个孩子开始。但也只能如此。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就像一潭死水，他必须先从自己的身边开始搅动。
“你们叫什么？”他问。
三个孩子依次报出自己的名字。周北辰点点头，说：“从今起，你们留在朕的身边，朕会亲自教你们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在科举考场上用不着，在翰林院里也学不到，但是——”他顿了顿，看着三双惊疑不定的眼睛，“有了这些东西，你们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他转身拿起一张宣纸，用炭条在上面画了一个圈。
“这叫圆。”他说，“你们都知道圆。但你们知不知道，这个圆，周长和直径的比值，永远等于三又一丝一忽？”
三个孩子面面相觑。
周北辰笑了。这个笑不是志得意满的笑，而是一个历史学家站在时间的废墟上，看到了一点点渺茫但真实的光。
那光虽小，但它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