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学期开学第三周，周三下午两点，公选课《音乐鉴赏与审美入门》第一讲。
我站在教室门口做了个深呼吸。这间教室能容纳一百二十人，选课系统开放当天就被抢满了。走廊里还有几个没选上课的学生趴在窗户上往里张望，手里攥着加签申请表。兰姐特意从办公室跑过来，在走廊尽头对我比了个大拇指。
推开教室门，一百多号学生坐得整整齐齐。后排站着一排旁听的——有音乐学院的年轻讲师，有学生会的文艺骨，还有几张熟悉的面孔：兰姐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进来了，坐在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保温杯搁在桌角。小宋躲在她旁边，压低声音说了句“宇哥今天好帅”，被我听见了。
我爸也来了。他坐在第一排靠过道的轮椅位上，腿上盖着那条羽绒被，旁边搁着助行器，戴着我给他新买的助听器，目光落在我身上，比谁都专注。我妈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便携药盒和保温杯，表情既骄傲又紧张，好像上台的是她自己。
“各位同学好，我是林翔宇。这学期的音乐鉴赏课，由我来跟大家聊聊音乐。”
第一句话落地，台下的躁动慢慢静下来。我转身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音色辨识”。没有从五线谱讲起，而是放了三段音轨——一个是马友友演奏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一个是街头艺人用手指敲击塑料桶和铁皮栏杆的街头录音，还有一个是大兴安岭密林里的鸟鸣与溪流声。三段放完，我问学生：“这三段里面，哪一段是音乐？”
台下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始有人举手。有人说大提琴是音乐，有人说桶和栏杆也是，因为节奏感；有人说鸟叫也算自然音乐。一个戴眼镜的女生站起来说：“三段都是音乐。第一段是有意识的创作，第二段是无意识的节奏组织，第三段——是大自然的编曲。”我看着她，想到遥远的过去，自己第一次在维也纳听到街头艺人用小提琴拉巴赫时也是这个感受：音乐不是乐谱上那些符号，是任何一个让你停下来听的声音。
我爸在第一排看着黑板上的四个字，嘴角慢慢翘起来。他可能听不太懂马友友和巴赫，但他听得懂他儿子在台上说话的声音——那种自信、从容、笃定的声音。
课间休息的时候我走到我爸身边，蹲下来问他还习惯吗。他说报告厅的椅子太硬，但他的眼睛很亮，拉着我的袖子说：“你放那三段的时候，底下鸦雀无声，个个眼睛发亮。你这不叫上课，叫变戏法。”
我妈在旁边补了一句：“他小时候在院子里吹口琴，也是这样，邻居都围过来。”
下课铃响起的时候，全场自发鼓掌，没有人带头也没有任何人指挥，就是同时响起来的。掌声很整齐，比述职会上那次更净。几个学生围上来问下周的曲目，还有人拿手机拍黑板上那四个字，说回去要把群公告改成“问大家三段里面哪一段是音乐”。
兰姐从后排走过来，保温杯夹在腋下，对我说了句：“翔宇，你终于站上讲台了。”
小宋在旁边帮腔：“而且一站就是满堂彩。”
我收拾好讲义，推着我爸的轮椅走出教室。走廊里阳光正好，窗外的银杏树开始发芽了。我爸坐在轮椅上，仰头从窗户看了一眼外面的天，忽然说了一句：“今天这天，跟你出国那年一样蓝。”
“那年您送我去机场，天也是这样的。”我说。
“嗯。那年你拎着琴盒子头也不回地进了安检口，背影跟你爷爷当年当兵出发时一个样。”他顿了顿，“今天看你站讲台，也一样。咱们老翔家，出人了。”
我推着轮椅慢慢往校门口走，没有回头。但我知道，身后那间教室里，一百二十个学生还在讨论那三段音轨。
我的第一堂课，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