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室的灯管坏了三，剩下那在头顶嗡嗡响，像蚊子卡在水泥缝里。林昭的手腕被铁环扣在椅子上，皮肉磨出紫痕，没流血。她没抬头，眼睛盯着地板缝里的一粒米，已经发霉了。
审讯官第三次问：“芯片在哪？”
她没答。嘴闭着，牙套在舌下硌着，像颗没化完的糖。
电极贴上她锁骨的时候，她没叫。只是肩膀抖了一下，像被风吹的窗帘。灯管闪了两下，光忽明忽暗，照得她颧骨发青。审讯官的袖口沾着咖啡渍，昨天下午三点的，没洗。他左手无名指缺了半截指甲，是上个月掰枪栓时崩的。
第三夜，她吐了口血。不是喷，是慢慢渗出来的，从嘴角往下淌，滴在白大褂的领口，晕开一小块暗红。她没擦。血顺着脖子流进衣领，湿了一片。
“你不说，我们就一直电。”审讯官把电极挪到她肋下。
她笑了。没声音，嘴角扯了一下，像想起什么旧事。
凌晨两点十七分，护士换班。门没锁，只用一铁丝挂着。走廊尽头的饮水机漏了水，滴在瓷砖上，嗒、嗒、嗒。有人在远处咳嗽，两声，停了，又咳，像卡了口气。
林昭把牙套咬碎了。芯片是铜壳的，指甲盖大小，她吞下去的时候没皱眉。电击再启动时，她身体绷直，像被钉在椅子上。瞳孔扩大，但没翻白眼。她盯着天花板的裂缝，那条缝从左上角一直裂到右下，像条没画完的线。
第七次电击后，她吐了最后一口血，正好落在审讯官的制服口。血是黑的，凝着血块。她嘴唇动了动，声音轻得像纸片刮地：
“你们得了我们，不尽记得他们的人。”
她没再动。
电极撤了。审讯官站了两分钟，没叫人。他低头看口的血印，没擦，也没换衣服。他转身出去，门没关严，留了条缝。风从走廊吹进来，带进一点雪末，落在她脚边。
第二天早上，运尸车来了。白布盖着，只露出脚尖。鞋是旧的，右脚鞋带断了，用黑线随便系了个结。护士照例做登记，手指划过她指甲缝，停了一下。
灰烬。
一小撮，像烧纸后剩下的渣，粘在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她没动，没报告，没喊人。只是把尸检报告的“死因：电击致死”划掉，改成了“急性心衰”。
下午三点，医院后勤处收到十二份辞职信。字迹不一样，但纸都是同一种，薄，带点蓝，边角卷着，像是从旧本子上撕下来的。没人签字，只在落款处画了个圈，圈里有两道斜线，像交叉的军衔。
当晚，十二个人穿上便装，一个接一个离开。没人哭，也没人说话。她们在医院后门，每人前别了一枚东西——是弹壳磨的，没抛光，还带着味。形状不规则，有的像月亮，有的像刀疤。
没人说是谁给的。
第二天清晨，清洁工在三楼女厕发现一截烧焦的纸片，卡在下水道口。纸片被水泡过，字迹模糊，但还能辨出两个名字：陆野，程燎。字是铅笔写的，后来用红墨水描过，红得发暗，像透的血。
清洁工没上报。他把纸片塞进裤兜，回家后烧了。灰烬混在烟灰缸里，和半截没抽完的烟一起，静静躺着。
军医院的广播系统在夜里自动重启了一次，响了三秒，是静电杂音。没人听见。监控录像里，十二个护士离开的背影，全都没回头。走廊灯管在她们身后，一盏接一盏熄了。
没人关。
一周后，后勤部整理林昭的遗物，发现她枕头下压着一张照片。照片是黑白的，边角卷了，画的是三个年轻人站在训练场边，背对镜头，手里各拿一顶帽子。中间那个，帽子歪着，露出半截耳朵——是程燎。左边那个，右肩有疤，军装没扣好，是陆野。右边那个，没露脸，但手里的帽子上，用红笔画了个小圈。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小字：“他们没死。他们只是不说话了。”
照片被收走，登记为“无价值物品”。档案编号：Z-7894。
那天下午，军医院食堂的窗台边，有个护士蹲着，用筷子尖在饭盒上划字。她划了三遍，才划出两个字：陆野。然后她把饭盒翻过来，把米饭倒进垃圾桶，把空盒留在原地。
风从没关紧的窗户吹进来，吹动窗台上的盆栽。一株死了的绿萝，叶子全黄了，但还扎在土里。
没人浇水。
晚上十一点，军医院西侧的废弃电梯井里，有人放了一盏油灯。灯是旧的，玻璃罩裂了，灯芯短得只剩一截，但还亮着。火苗很小，不晃，像怕吵醒谁。
灯下，贴着一张纸条，字迹工整：
“明天换班，别迟到。”
灯没灭。
风从井口灌进去，吹得火苗偏了偏，但没灭。
它就这么亮着。
直到天亮。
没人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