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深的话，高育良没有对任何人提起。
第二天一早，他照常去前院点卯，照常处理账目，照常端着茶盘出入书房。看见高深带着护卫在府中巡逻，两人目光相遇，只是微微点头，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种默契，比任何盟约都可靠。
因为盟约可以撕毁，默契不需要签字画押。只要利益一致，默契自然延续；利益一旦相悖，默契也自然消亡。高育良不需要高深为他赴汤蹈火，只需要在关键时刻，有一个人愿意说一句“我看到了”。
十月将尽，朝堂上的风向越来越微妙。
发运使换人后，蔡京没有像预料中那样大动戈。他甚至在朝堂上公开表示：“臣支持朝廷的核查，该罚的罚，该换的换，臣绝无二话。”
端王从宫中回来，把这句话学给梁师成和高育良听，然后冷笑了一声。
“他这是以退为进。”
梁师成点头：“王爷明鉴。蔡京越是表现得大度，陛下越觉得他忠心。将来他想反击的时候，反而没人拦得住。”
高育良站在角落里，没有说话。
他在想另一件事。蔡京这个人，能爬到今天这个位置，靠的不是运气，是他对皇帝心思的精准把握。皇帝想整顿发运司，他让了；皇帝想查账，他配合了。每一步都退得恰到好处，让皇帝觉得他“识大体”。但退的同时，他的人会从明处转入暗处，从台前转到幕后。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端王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下朝后把郑居中请来，在书房里密谈了许久。高育良奉茶时听到几个词——“御史台”“吏部”“兵部”，都是要害部门。
端王在布更大的局。
十一月，东京城下了第一场雪。
雪不大，薄薄地铺在屋顶和树梢上，像一层白纱。端王站在书房的窗前赏雪，忽然回头对高育良说：“明年春天，我打算去一趟江南。”
高育良端着茶盘的手微微一顿。
江南，是发运司的核心区域，也是蔡京的基所在。端王去江南，名义上是巡视，实际上是想亲自去摸一摸那里的水有多深。
“王爷打算去多久？”
“个把月吧。你跟着去，安排行程。”
“是。”
高育良没有多问，但他心里明白，端王带他去，不是因为他是最好的随从，而是因为端王需要一双“信得过”的眼睛。梁师成要留在东京料理府务，高深要护卫安全，真正能帮端王“看”的人，只有他。
这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考验。
接下来的几天，高育良开始为江南之行做准备。他从梁师成那里要来了沿途州县的名单、驿站的分布、官府的人事档案，反复研究。
他注意到一个细节：江南东路的几个主要城市，通判或知州中有不少是蔡京的门生。如果端王要在这些地方了解真实情况，一定会遇到阻力。
他需要提前想好对策。
十一月十五，端王忽然接到宫里的急召。
高育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从端王回来的脸色判断，不是坏事。
“陛下同意明年春天让我去江南了。”端王的语气里带着一丝兴奋，“而且还让我顺路巡察两浙路的盐政。”
盐政，比漕运更敏感。
盐铁专卖是北宋财政的命脉，两浙路是产盐大区，每年上缴的盐税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蔡京在两浙路经营多年，安了无数亲信。端王去巡察盐政，等于是在蔡京的饭碗里搅筷子。
“王爷，这一去，恐怕不会太平。”梁师成难得说出了担忧。
“我知道。”端王靠在椅背上，目光沉稳，“所以我才更要去看。不看，永远不知道底下烂成什么样。”
高育良在旁边听着，心里暗暗点头。
端王变了。从前那个只知道赏花、踢球、下棋的年轻王爷，开始有了一个“管理者”的自觉。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被动的旁观者，而是想主动参与、主动改变。
这是一个危险的转变——对蔡京来说危险，对端王自己来说也危险。
但高育良不打算阻拦。因为他知道，只有端王真正成长起来，他才有机会做更多的事。
十一月下旬，朝堂上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御史台继续深挖发运司的账目，发现一个叫“常平仓”的名目下，有一笔粮款对不上。这笔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牵涉到一个人——蔡京的大儿子蔡攸。
端王看到奏报，在书房里冷笑了一声。
“终于碰到了一个姓蔡的。”
梁师成凑过来：“王爷，这事要不要递到陛下面前？”
端王想了想，摇头：“不急。蔡攸是蔡京的儿子，动了他，蔡京一定会拼死保。现在还不是正面开战的时候。”他转头看向高育良，“你觉得呢？”
高育良低头想了想，说：“王爷说得对。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明年的江南之行。江南的事办好了，朝堂上的事自然好办。江南的事办不好，朝堂上赢了也是输。”
端王点了点头，没有再说。
高育良知道他这步棋走对了。端王需要的不是“点头”，也不是“摇头”，而是一个“为什么”。他给出了“为什么”，而且这个“为什么”符合端王的战略方向——先地方，后中央。
十二月初，一个意外的客人敲开了高育良的房门。
来人是王府的马夫老孙头，五十来岁，瘸了一条腿，平时闷声不响，只在马厩里活。
“高大人，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不当讲。”老孙头搓着手，一脸局促。
“您说。”
“我有个老乡，在应天府做脚夫。他跟我说，最近有人在码头上打听端王府的事。”
高育良的目光一凝。
“打听什么？”
“打听王爷身边的人。尤其是新来的那几个。叫什么、长什么样、从哪儿来、跟王爷什么关系。”老孙头的声音越压越低，“我那个老乡说，问这些话的人，看着不像普通商贩，倒像是官府的人。”
高育良沉默了片刻。
“你那个老乡，叫什么名字？”
“王二狗。就在应天府南门外的码头上扛活。”
“你帮我谢谢他。”高育良从袖子里摸出一小块碎银子，塞给老孙头，“让他继续留心，再有什么消息，还请你转告我。”
老孙头连连点头，揣着银子走了。
高育良关上门，坐在床边，盯着桌上的油灯出神。
有人在打探端王府的事。而且是官府的人。谁派来的？蔡京？童贯？还是别的势力？
不管是谁，都说明一件事——端王已经不再是那个无足轻重的王爷了。有人开始关注他，有人在研究他身边的人，有人想在他身上找到突破口。
高育良把自己从进王府到现在的一举一动，在脑子里回放了一遍。
没有破绽。
至少，没有明显的破绽。
但这不意味着安全。没有破绽，不代表别人不会制造破绽。
他需要更小心。
十二月中旬，端王忽然提出要学骑马射箭。
“王爷怎么忽然想起这个？”梁师成问。
“明年去江南，路上万一遇到什么事，我总不能只会跑吧。”
端王的理由听起来合理，但高育良知道，这不是真正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端王想成为一个更“全面”的人。他不想只做一个坐在书房里赏花下棋的王爷，他想做那种“上马能打仗，下马能治国”的人物。
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端王在成长；坏处是，成长得太快，容易摔跟头。
高深被选中当端王的骑射师傅。
高育良每天下午去演武场看端王练箭。端王的天赋不错，学得很快，但发力姿势总是歪。高深一遍遍地纠正，端王一遍遍地练，有时候练到手臂酸痛，举不起弓，才肯歇息。
有一天傍晚，端王练完箭，满头大汗地走到高育良身边，忽然问了一句：“你觉得我能练好吗？”
“王爷一定能。您学什么都快。”
“你又拍马屁。”
“小的说的是实话。”
端王笑了，笑得有些无奈。
“高俅，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觉得，这世上最难的事儿，不是学骑马射箭，是做人。做王爷更累。做皇帝呢？”他顿了顿，“我不敢想。”
高育良没有接话。
这个话题太重了，重到连端王自己都不愿意多碰。
十二月二十，宫里传出一个消息：皇帝打算立端王为“太傅”。
这个封号，比之前的“太师”低一点，但依然是极高的荣誉。端王听到消息，没有特别高兴，只是淡淡地说了句“知道了”。
高育良从梁师成的表情里读出了一些东西——这个“太傅”，不是皇帝主动要给的，而是有人在背后推动。谁？郑居中？还是别的势力？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端王离那个位置，越来越近了。
腊月二十三，祭灶。
忙碌了一年的端王府，难得安静下来。下人们在后院烧纸、供糖瓜，丫鬟们嘻嘻哈哈地闹成一团。
高育良没有去凑热闹。他一个人坐在厢房里，就着油灯的光，慢慢翻看着一本从书肆买来的《京东京梦华录》。这本书写的是东京城的民俗风情，书页泛黄，字迹模糊，但他看得很认真。
不是因为书好看，而是因为他在找一样东西——这座城市的“气”。
一个人有一座城市的气，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气。东京城的气是热的、喧闹的、醉生梦死的。他需要知道，这股气什么时候开始转冷，什么时候开始涣散。
翻到一处，他停了下来。
“宣德门前，岁末有贫儿啼哭，路人匆匆，无人问津。”
他把这行字看了两遍，然后合上书，吹灭油灯。
窗外，不知道谁家放了鞭炮，噼噼啪啪地响了一阵，又归于沉寂。
他躺下来，把棉被拉到下巴。
明天，还有太多的事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