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月，东京城的寒意一天比一天重。
清晨推开门，院子里的青砖上铺了一层白霜，呼出的气凝成白雾，在晨光中缓缓散开。高育良裹着一件半旧的棉袍，蹲在廊下喝粥。粥是厨房多出来的，不算稠，米粒稀稀拉拉地漂在汤上，但喝下去胃里暖烘烘的。
他这些子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先不急着办差，而是在院子里坐上片刻，听风，看天，想事。
端王府的琐务他已经摸清了七八成。田庄、铺面、租税、采买，每一笔账目、每一桩，他都了然于。梁师成开始把一些真正需要动脑子的事情交给他处理，不再只是跑腿传话。
但高育良心里清楚，他还没有真正进入端王的“核心圈”。那个圈子里，目前只有三个人：梁师成掌管府内事务，高深统领护卫，偶尔还有一两个端王信任的幕僚。而他，充其量只是一个“好用”的人。
被需要，和被信任，是两回事。
这午后，端王忽然让人来传话，说是有客人要见，让他备茶。
高育良赶到书房时，里面已经坐了一个人。四十来岁，白面微须，身穿一袭墨绿色的锦袍，腰佩金鱼袋——这是三品以上官员的服制。高育良只看了一眼，心里便有了数。
此人非富即贵，而且不是普通的富贵。
“这是郑居中郑大人。”端王介绍，“现任同知枢密院事。”
高育良双手奉茶，躬身退到一旁。
郑居中。他在原著和史书上都见过这个名字。此人在宋徽宗朝几度沉浮，与蔡京既是盟友又是对手，是个典型的官场投机者。但有一样——他是真的懂军事，在边事上颇有见地。
端王与郑居中的谈话，一开始还是寻常寒暄，聊了几句东京城的新闻旧事，渐渐就转到了边关上。
“西夏那边又不老实了。”郑居中端着茶盏，眉头微蹙，“前接到军报，西夏人在横山一带筑城，意图蚕食我朝领土。枢密院正在商议对策。”
端王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桌面：“童贯怎么说？”
“童贯主战，说趁西夏立足未稳，出兵拆城。”
“蔡京呢？”
“蔡太师没表态，但听说他偏向守。”
端王冷笑了一声：“他当然偏向守。打仗要花钱，花的是他的钱。”
高育良站在角落里，耳朵竖得笔直。这是难得的朝堂内部信息，而且是从端王嘴里说出来的——这说明端王对朝堂上的派系斗争心知肚明，只是在等待时机。
“那郑大人的意思是？”端王问。
郑居中放下茶盏，沉吟片刻：“臣以为，不可轻战，也不可不战。西夏人筑城是为了试探我朝虚实，若不回应，他们只会得寸进尺。但若大动戈，耗费钱粮，正中蔡京下怀——他巴不得边关有事，好趁机往军队里塞人。”
高育良在心里暗暗点头。这个郑居中，不愧是几度沉浮的老狐狸，看问题一针见血。
端王没有接话，似乎在思考。
就在这时，郑居中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高育良，停留了一瞬。
“这位是……”他问端王。
“高俅，府里协理庶务的。”端王随口答道，“球踢得好，棋也下得不错。”
郑居中“哦”了一声，目光在高育良身上转了一圈，像是在品味什么。
高育良躬了躬身，什么也没说。
但郑居中显然不是一个会被“球踢得好”敷衍过去的人。他又看了高育良一眼，忽然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回大人，小的以前在市井帮闲，后来得王爷抬举，入府办差。”
“市井帮闲？”郑居中的嘴角微微上扬，“市井帮闲的人，可不会端茶时先将茶碗转半圈，让碗柄对准客人。”
高育良心里一凛。
端茶时转碗柄，是他下意识的老习惯——在汉东省当官时，接待上级领导必须讲究细节。这习惯在端王府没人在意，因为王府里没人观察得这么细。但郑居中这个人，不一样。
“小的在街市上混久了，见人端茶都是这样，就跟着学了。”高育良的语气依然恭谨。
郑居中没有再追问，但看他的眼神里多了一层说不清的东西。
端王没有在意这段小曲，继续与郑居中讨论边事。高育良退到门外，背靠着廊柱，手心已经微微出汗。
郑居中的观察力，比他预想的更敏锐。这种人，在朝堂上是可怕的对手，也是可怕的盟友。如果他发现自己“不像市井泼皮”，会怎么做？告发他？还是利用他？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在东京城这个名利场里，藏拙是第一要务。他必须更小心。
送走郑居中后，端王把高育良叫到书房。
“郑大人的话，你都听到了？”
“小的听到了几句。”
“你觉得，西夏的事，该怎么办？”
这是端王第一次就“政事”向他征求意见。高育良没有急着回答，而是想了想，说：“小的不懂边关的事。但小的在市井听人说过一句话——打架之前，先看对方的拳头有多硬。”
“什么意思？”
“小的意思是，西夏人是不是真的敢打，得看他们的实力。如果他们只是虚张声势，咱们派兵去拆城，反倒给了他们借口。如果他们是真刀真枪要，那咱们光守着也不行。”
端王眯起眼睛，似乎在品味这番话。
“你接着说。”
“小的说完了。小的不懂军事，只是瞎说，王爷别当真。”
端王靠在椅背上，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让高育良心跳加速的话。
“你这个人，有时候说话不像市井的。”
高育良心里警钟大作。他知道端王不是郑居中，不会像郑居中那样细致入微地观察，但端王的直觉很敏锐——这一点，他在下棋时就发现了。
“王爷，小的确实不像市井的。”高育良抬起头，目光坦然，“小的在市井混了半辈子，穷过苦过被人踩过，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这不是什么本事，是挨打挨出来的。”
端王盯着他看了几息，笑了。
“挨打挨出来的本事，倒也是本事。”他摆了摆手，“行了，你下去吧。”
高育良退出书房，后背的衣衫已经被冷汗浸湿。
这一关，算是过了。
但他知道，像今天这样的试探，以后还会有。他必须时时刻刻绷紧那弦，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接下来的几天，高育良刻意低调行事，除了处理常庶务，几乎不在端王面前露面。他把更多时间花在熟悉京都官场的格局上，通过府中的往来公文、宾客名单，以及春兰、秋菊这些丫鬟的闲言碎语，一点点拼凑出一张完整的朝堂关系网。
这张网的中心，自然是端王。围绕端王的，是几股势力。
一股是梁师成这样的“府内派”，以王府管事和护卫为主，靠端王的信任吃饭。一股是李纲、张叔夜这样的“清流”，他们与端王往来不多，但在关键时刻会替端王说话。一股是郑居中这样的“投机派”，他们与端王保持一定距离，但暗中观察风向，随时准备靠过来。还有一股，是蔡京、童贯这样的“朝中巨擘”，端王对他们既忌惮又不满，目前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高育良把自己放在这张网的什么位置？他不属于任何一派。他是端王的“身边人”，但不是“府内派”的核心；他与清流没有交集，但对他们抱有敬意；他与投机派保持距离，但知道迟早要打交道。
他是一颗游离的棋子，不被任何一方掌控，也不依附任何一方。
在棋盘上，这样的棋子最容易被吃掉，但也最容易下出意想不到的好棋。
十月下旬，端王决定在府中举办一场小型的文会。
说是文会，其实就是请几个谈得来的文人墨客来喝酒、吟诗、赏画。端王喜欢这种场合，因为可以不用端着王爷的架子，跟人聊聊艺术、聊聊风月。
梁师成负责安排酒菜，高育良负责接待宾客。
来的人不多，五六个，都是东京城小有名气的文人。其中有一个人，高育良特别注意到了。
此人叫张择端。
高育良在史书上读过这个名字。张择端，北宋画家，最著名的作品是《清明上河图》。那是一幅描绘北宋东京城繁华景象的长卷，也是后世研究北宋社会最重要的图像资料之一。
现在的张择端还很年轻，三十出头，穿着一件半旧的青衫，眉目清秀，但眼神里带着一种郁郁不得志的落寞。他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品级不高，俸禄微薄，靠画画勉强糊口。
端王很喜欢张择端的画，这次文会特意邀请了他，说是“有一幅新作要请教”。
酒过三巡，端王让人取出一幅画轴，铺在长案上。
是一幅长卷，画的是东京城东南角的街市。酒楼、茶肆、当铺、药铺，行人、车马、小贩、乞丐，密密麻麻的人物，栩栩如生的场景。
高育良站在人群外围，远远地看着那幅画，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慨。
这就是《清明上河图》的前身，或者至少是它的雏形。几年后，这幅画会被呈献给宋徽宗，成为传世名作。而画中的东京城，那个繁华似锦的东京城，会在不到一百年后的靖康之变中被金人踏碎。
他移开目光，不忍再看。
文会结束后，高育良收拾杯盏，忽然发现张择端一个人站在回廊下，望着花园里的假山发呆。
“张先生，夜深了，该回去了。”高育良走上前。
张择端转过身，看了他一眼，忽然问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你说，几百年后，还有人记得咱们吗？”
高育良愣了一下。
他想起自己在秦城监狱读《清明上河图》研究资料时的场景。那时他以为，这幅画不过是故纸堆里的一个名字。而现在，画这幅画的人就站在他面前，问他几百年后还会不会被记得。
“会的。”高育良说，“张先生的画，一定会流传下去。”
张择端苦笑了一下：“大人谬赞了。我只是一个穷画师，画的是街头巷尾的琐事，哪能流传？”
“街头巷尾的琐事，才是最真实的历史。”高育良脱口而出。
说完，他自己也怔了一下。这句话说得太“现代”了，不像一个市井泼皮会说的话。
但张择端没有在意，只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拱手告辞。
高育良站在回廊下，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
秋风吹过，花园里的竹叶沙沙作响。远处传来打更的梆子声，“咚——咚——咚——”，三更天了。
他转身回屋，在纸上写下一个名字：张择端。
然后在那行字的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圆圈。
不是棋子的圈，而是——他想保护的人。
在这个乱世里，艺术是无用的，但艺术家值得被保护。因为几百年后，当所有人都化作尘土，只有这些画、这些字、这些歌，会让后人知道，这个时代曾经存在过。
窗外，东京城万家灯火。
高育良吹灭油灯，在黑暗中闭上眼睛。
梦里，他看见一幅长卷，缓缓铺开。画里有街市、有酒楼、有车马、有行人，还有一张张他不认识的脸。那些脸在对他笑，笑得温暖，笑得哀伤。
他不知道那是《清明上河图》。
还是他的执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