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后的第三天，艾一戈开始真切地感受到“完整”的代价。
记忆不再分岔，不再有“另一条路”的幻影，但两段人生的重量同时压在他十岁的肩膀上。白天在学校，他看着黑板上的加减乘除，脑子里却自动浮现出微积分公式和商业模型。体育课踢毽子，肌肉记忆让他做出三十岁时在健身房练出的协调动作，引来同学惊诧的目光。
最难受的是夜里。两套记忆在梦中厮，争夺主导权。他一会儿梦见自己三十岁，在会议室里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一会儿又梦见十岁，在河里挣扎，水从口鼻涌入。两段溺水，两次死亡，在梦中交替上演。
醒来时总是浑身冷汗。他躺在黑暗里，听着父母平稳的呼吸，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这不是游戏，不是穿越小说里浪漫的冒险。这是真实的人生，是他必须一厘米一厘米重新走完的路。
***
周一早晨，父亲推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出门时，艾一戈追了出去。
“爸，我送你去工地。”
父亲愣了一下，笑了：“你送我？你才多大，送我去工地？”
“就送到巷子口。”艾一戈坚持，抢过自行车后座上的布包——里面装着父亲的午饭，一个铝饭盒，装着昨晚的剩菜剩饭。
父子俩并肩走出弄堂。晨雾还没散，石板路上湿漉漉的。早点摊已经支起来了，油条在锅里翻滚，豆浆冒着热气。父亲掏出皱巴巴的五毛钱，买了两油条，塞一给艾一戈。
“爸，工地上……安全吗？”艾一戈咬着油条，假装随意地问。
“安全，怎么不安全。”父亲三口两口吃完自己的那份，“你爸了十几年了，有经验。”
“我听说……”艾一戈斟酌着词句，“河西那个百货大楼，脚手架搭得不牢。”
父亲脚步顿了一下，低头看他：“你听谁说的？”
“就……听同学说的。他爸也在那儿活。”
这是真话。在“另一段记忆”里，工地事故后，他听同学说过，出事前就有人反映脚手架有问题，但包工头为了赶工期，没理会。
父亲沉默了几秒，拍拍他的头：“别瞎心，爸会小心的。你快去上学，别迟到。”
到了巷子口，父亲接过布包，跨上自行车。晨光里，他佝偻的背影像一张拉满的弓。艾一戈看着那辆破自行车摇摇晃晃地消失在街角，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攥紧了。
8月20号。还有三十四天。
他必须在那之前做点什么。
***
学校是另一场考验。
1998年的小学，教室没有空调，只有头顶吱呀作响的吊扇。黑板是木头的，粉笔灰在阳光下飞舞。同桌是个流鼻涕的男孩，叫王小胖，整天惦记着校门口小卖部里五分钱一包的“无花果”。
“艾一戈，你这两天怎么怪怪的？”课间，王小胖凑过来，神秘兮兮地问，“是不是掉河里把脑子泡坏了？”
同学们哄笑。艾一戈这才想起来，他溺水的事已经在学校传开了。孩子们用好奇又带点敬畏的眼神看他，仿佛他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
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
“我没事。”艾一戈说，翻开语文书。课文是《小英雄雨来》，他三十岁时还能全文背诵。但现在，他必须假装吃力地读，假装笨拙地写，假装自己真的是个十岁的、刚死里逃生的孩子。
这很难。三十岁的思维习惯会不自觉地冒出来。数学课上，老师出应用题：“小明有5个苹果，给了小红2个，还剩几个？”他脱口而出：“要考虑苹果的品种和市场价格波动吗？”
全班静了一秒，然后爆发出大笑。
老师用看怪物的眼神看他：“艾一戈，你没事吧？”
“没、没事。”他低下头，脸发烫。
那天放学，班主任把他叫到办公室。是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姓陈，戴眼镜，很严肃。
“艾一戈，你妈妈跟我说了，你掉河里，受了惊吓。”陈老师语气温和了些，“要是觉得哪里不舒服，要跟老师说，知道吗？”
“我知道了，谢谢老师。”
“还有，”陈老师推了推眼镜，“你最近……说话跟以前不太一样。是不是看了什么课外书？”
艾一戈心里一紧。是，他“看”了很多课外书，在未来二十二年里。但这话不能说。
“就……看了我爸的旧书。”他小声说。
“什么书？”
“《经济学原理》。”
陈老师愣住，随即笑了：“你看得懂吗？”
“看不懂，就随便翻翻。”
“还是看些适合你这个年纪的书吧。”陈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小王子》，递给他，“这本借你看，好好看，写篇读后感。”
艾一戈接过书，封面是熟悉的狐狸和男孩。他三十岁时读过三遍，每遍哭得稀里哗啦。但现在，他必须假装第一次见。
“谢谢老师。”
走出办公室，王小胖在门口等他，一脸八卦：“老陈骂你了？”
“没，借我书看。”
“《小王子》？那书可没意思了，字那么多。”王小胖撇嘴，“走，我请你吃冰棍，庆祝你大难不死。”
校门口的小卖部，冰柜上盖着棉被。老板娘掀开被子，冷气扑面而来。王小胖掏出两毛钱，买了两“大白糖”，硬塞给艾一戈一。
冰棍是糖水冻的，很硬，甜得发腻。两人蹲在马路牙子上舔，看着放学的人流。自行车铃叮叮当当，母亲们牵着孩子的手，问今天学了什么。
“艾一戈，”王小胖突然说，“掉河里……是什么感觉？”
艾一戈舔冰棍的动作停了一下。
“就……喘不过气，很黑，很冷。”他说的是真话，两段记忆里的真话。
“那你怕不怕？”
“怕。”
“我也怕水。”王小胖小声说，“我妈说，我小时候差点淹死在澡盆里。”
艾一戈转头看他。王小胖脸上有种罕见的认真，鼻涕忘了擦，挂在嘴唇上方。
“但我爸说，”王小胖继续说，声音更小了，“怕什么就得练什么。他今年暑假要教我游泳。”
“你爸真好。”
“好什么呀，”王小胖撇嘴，“他在外地打工，一年就回来一次。说暑假教我，谁知道回不回得来。”
艾一戈沉默了。他想起“另一段记忆”里，王小胖的爸爸后来确实没回来——在工地上出了事，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没抢救过来。时间是2001年，比父亲的腿伤晚三年，但同样在那个百货大楼工地。
冰棍在阳光下融化，糖水滴在手上，黏糊糊的。艾一戈看着王小胖无忧无虑的侧脸，突然感到一阵窒息般的沉重。
他回来，想改变自己家的命运。可这些记忆，这些“知道”，让他看见了更多需要改变的东西。王小胖的爸爸，工地上的其他工人，那些在“原来”的时间线里受伤、致残、甚至失去生命的人。
他救得过来吗？
一个十岁的孩子，能做什么？
“艾一戈，”王小胖捅捅他，“你想什么呢？冰棍都化了。”
“没什么。”艾一戈三两口把剩下的冰棍塞进嘴里，冰得脑仁疼，“走吧，回家了。”
***
晚上，父母在灯下算账。
饭桌上摊着账本，父亲用圆珠笔一笔一笔地记。煤球多少钱，米多少钱，菜多少钱。母亲的工资，父亲的工资，加起来不到八百块。扣除必要开销，能存下的不到一百。
“下个月一戈要交书本费，五十。”母亲说。
“嗯。”父亲在账本上记下。
“还有，他说想买那套《十万个为什么》，十八块。”
父亲笔尖顿了顿：“那个……等等吧，下个月发了工资再说。”
“可他说了好几次了。”
“我知道。”父亲声音低下来，“可这个月……工地可能要拖工资。王主任说，百货大楼那边资金出了问题，开发商没结款。”
母亲不说话了，低头缝衣服。针在布料里穿梭，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艾一戈在自己的房间里，门没关严，能看见父母的剪影投在墙壁上。昏黄的灯光，佝偻的背影，那些细微的叹息和沉默，比任何语言都沉重。
他想起“另一段记忆”里，这个月工资确实拖了，拖了三个月。父亲去找包工头要钱，被打发回来。家里实在揭不开锅，母亲去菜市场捡烂菜叶，被熟人看见，臊得几天没出门。
不能再这样了。
他轻轻推开门，走出去。
父母抬起头，母亲勉强笑了笑：“一戈，怎么还没睡？”
“爸，妈，”艾一戈在桌边坐下，很认真地说，“那套书，我不要了。”
父母愣住。
“真的，”艾一戈说，“我看同学有，借来看看就行。十八块钱，能买好多菜呢。”
母亲眼圈红了，别过脸去。父亲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伸手，很重地摸了摸他的头。
“一戈懂事了。”父亲的声音有点哑。
“爸，”艾一戈继续说，“工地要是拖工资，你别急。我……我暑假可以去做点小工，帮人送报纸什么的，能赚点钱。”
“胡说什么！”母亲立刻反对，“你才多大，做什么工！好好上学就行，钱的事不用你心！”
“可……”
“没有可是。”父亲也严肃起来，“大人的事，小孩别管。你好好读书，就是对爸妈最大的帮忙。”
艾一戈不说话了。他知道，再说下去，父母会起疑。一个十岁的孩子，不该懂这些，不该说这些。
可他必须做点什么。
回到房间，他躺在床上，盯着黑暗中的天花板。记忆在脑海里翻涌，两段人生的经验和知识在碰撞、融合。他想找出一条路，一条既能帮到家里，又不暴露自己异常的路。
送报纸？太小了，没人要。
捡废品？一天赚不了几毛钱。
那……写文章？
他想起“另一段记忆”里，2000年左右，报纸杂志开始流行“小作家”栏目，刊登中小学生的作文，稿费从十几块到几十块不等。他后来翻旧杂志时见过，那些文章写得……很一般。
如果是他写呢？三十岁的文笔，十岁的视角，会不会……
他坐起来，打开台灯。那是盏很旧的台灯，灯罩是绿色的，光线昏暗。他从书包里拿出作业本，翻到最后一页，开始写。
题目是：《我的父亲》。
他写父亲的手，粗糙，布满老茧，指甲缝里总有洗不净的泥。写父亲的笑，很少，但每次他考了好成绩，父亲会咧开嘴，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写父亲的背，年轻时挺直，现在微驼，扛着整个家的重量。
他写得很细，很慢，每一笔都像在刻。不是用笔在写，是用记忆，用两段人生积累的所有情感在写。写到父亲在工地活，太阳晒脱了皮，汗从背上淌下来，在工装上渍出白色的盐花时，他的眼泪掉下来，在纸上洇开。
他擦了擦眼睛，继续写。
写父亲对他的期望，很简单，就四个字：好好读书。写父亲的遗憾，年轻时想当兵，想留在部队，但赶上了裁军。写父亲的坚持，再苦再累，从不抱怨，只说“子会好的”。
最后一段，他写道：
“父亲不会说大道理，但他用肩膀告诉我，什么是责任。他不会表达爱，但他省下烟钱给我买苹果的样子，比任何情书都动人。他是千万个普通父亲中的一个，是工地上的一个黑点，是城市背景里模糊的影子。但在我心里，他是山，是河，是我全部的英雄。”
写完，天快亮了。晨光从木窗格漏进来，照在布满泪痕的纸上。他数了数，一千二百字。
他把文章抄在信纸上，信封是从父亲抽屉里找的，有点泛黄。地址是《少年文艺》杂志社，他从学校阅览室的旧杂志上抄下来的。
投稿要贴邮票，八毛。他没钱。
他想了想，从书包里翻出那本《小王子》。书很新，陈老师刚借的。他咬了咬牙，把书拿到学校门口的小书店。老板是个老头，戴着老花镜。
“爷爷，这本书……能换张邮票吗？”艾一戈把书递过去。
老头接过书，翻了翻：“《小王子》？这书不错啊，你舍得？”
“嗯，我急用邮票。”
老头看了他一眼，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邮票，八毛的，长城图案。又拿出一毛钱：“书不止八毛，找你一毛。”
“谢谢爷爷。”
艾一戈拿着邮票和那一毛钱，跑到邮局，把信投进绿色的邮筒。信掉进去时，发出轻微的啪嗒声，像一颗石子投入深井。
他不知道会不会被录用，不知道稿费有多少，不知道能不能解家里的燃眉之急。
他只知道，他必须试试。
用十岁的手，做三十岁的事。
用两段人生的重量，扛起一个家的希望。
***
几天后，父亲还是知道了工地要拖工资的事。
不是从包工头那儿，是从工友那儿听说的。开发商跑路了，工程停了，工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工友们聚在工棚里吵，有人砸东西，有人蹲在地上哭。
父亲回来时，脸色很难看。他没说话，坐在门槛上抽烟，一接一。母亲问，他也不说，只是摇头。
晚饭时，饭桌上的气氛很压抑。白菜炖粉条，没什么油水。父亲扒了两口饭，放下筷子。
“工地上……可能得停一阵。”他终于说。
母亲手里的碗差点掉地上：“停多久？”
“不知道。”父亲声音发苦，“开发商找不着了，包工头也躲起来了。这个月的工钱……悬了。”
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吊扇吱呀转动的声音，和远处传来的火车汽笛。
艾一戈低头吃饭，一口一口，吃得很慢。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父母会吵架，为钱，为未来，为这个看不到希望的家。然后冷战，然后母亲偷偷哭，父亲整夜整夜抽烟。
他不能让它发生。
“爸，”他放下碗，很认真地说，“我有个办法。”
父母同时看向他。
“学校要组织作文比赛，一等奖有奖金，一百块。”他说谎了，但表情很镇定，“我写了一篇，老师说我写得好，有可能拿奖。”
一百块，在1998年，是父亲大半个月的工资。
父母愣住了。
“真的？”母亲声音发颤。
“嗯。”艾一戈点头，“就算拿不了一等奖，二等奖也有五十，三等奖三十。总之……肯定能有奖金。”
父亲盯着他，眼神复杂。过了很久，他问：“你写什么的？”
“写你。”艾一戈说，“写你在工地活，写你怎么辛苦，怎么写我和妈好。”
父亲眼圈突然红了。他猛地站起来，转身往外走，脚步有些踉跄。
“老艾！”母亲叫他。
“我出去抽烟。”父亲的声音很哑。
门关上了。母亲坐在桌边，眼泪掉下来，滴在碗里。艾一戈走过去，抱住她。
“妈，别哭，会好的。”
母亲搂紧他，哭得更凶了：“一戈，是爸妈没用，让你小小年纪就心这些……”
“不是，”艾一戈说，“是我长大了。我该为这个家做点事了。”
那晚，父亲很晚才回来，身上有酒气。他没喝多，就一小瓶二锅头，坐在河边喝的。他进屋时，艾一戈还没睡，在灯下假装写作业。
父亲走过来，在他身边坐下。酒气混着汗味，还有河水的腥气。
“一戈，”父亲说，声音很沉，“那篇文章……能给爸看看吗？”
艾一戈犹豫了一下，从书包里拿出草稿本，翻到那页。
父亲接过，看得很慢。他不识字不多，有些字要认半天。但看得很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看到最后一段时，他的手在抖。草稿纸在昏黄的灯光下颤动，像风中的落叶。
“我是山，是河，是你全部的英雄……”父亲念出来，声音破碎不堪。
他放下本子，双手捂住脸。肩膀在颤抖，但没有声音。是那种压抑到极致的、无声的哭泣。
艾一戈看着他，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碾过。三十岁的记忆里，父亲很少哭，再苦再难都没哭过。只有两次，一次是他溺水抢救时，一次是母亲做手术时。
这是第三次。
因为儿子的一篇文章。
过了很久，父亲放下手，眼睛通红，但脸上有种奇异的光。
“一戈，”他说，每个字都说得很重，“爸没白养你。”
他把艾一戈搂进怀里，很用力，像要把他揉进骨头里。艾一戈闻着父亲身上汗味、烟味、酒味混合的气息，第一次觉得，这个怀抱如此真实，如此有力。
“爸，”他在父亲耳边说，“你放心，子会好的。我保证。”
父亲没说话，只是把他搂得更紧。
那晚，艾一戈做了个梦。梦见自己长大了，真的拿到了作文比赛的一等奖。他站在领奖台上，手里拿着红色的证书和一百块钱。台下，父母在鼓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然后梦变了。他站在工地上，站在那个即将出事的脚手架下。父亲在头顶活，太阳很烈。他抬头喊：“爸，小心！”
父亲低头看他，笑了：“没事，爸……”
话没说完，脚手架开始摇晃。艾一戈冲上去，用十岁孩子最大的力气喊：“快下来！要塌了！”
工人们愣住了，看向他。父亲也愣住了。
就在这时，包工头从工棚里冲出来，骂骂咧咧：“谁家小孩在这儿捣乱！滚出去！”
“脚手架要塌了！”艾一戈不管，继续喊，“我看见了！钢筋松了！螺丝锈了！”
包工头脸色变了。他抬头看脚手架，确实，有几处连接点已经锈蚀得很严重了。
“都下来！先下来！”他喊道。
工人们开始往下撤。父亲下来时，脚手架发出不祥的嘎吱声。最后一个人刚落地，轰隆一声，半边脚手架塌了，扬起漫天尘土。
一片死寂。
然后，有人开始鼓掌。是工人们，他们看着艾一戈，眼神像看救命恩人。
父亲走过来，蹲下，看着他：“你怎么知道？”
艾一戈张嘴，却发不出声音。
然后他醒了。
天还没亮，窗外是深蓝色的天光。他躺在床上，心跳如雷。
梦太真实了。那种脚手架摇晃的声音，工人们惊恐的脸，父亲从上面爬下来的身影……都像真的。
也许，这不仅是梦。是记忆，是警示，是融合后的灵魂在为他指路。
他坐起来，拿起枕边的草稿本，翻到空白页，开始写计划。
阻止工地事故的计划。
***
接下来的半个月，艾一戈开始了双重生活。
白天，他是十岁的小学生，上学，做作业，和小伙伴玩。晚上，他是三十岁的“穿越者”，研究工地安全规范，计算事故概率，寻找阻止悲剧的方法。
他需要去工地实地看看。但父母不让他去，说危险。他需要一个理由。
机会在一个周六的早晨来了。父亲要去工地拿落下的工具——一把锤子，用顺手了，舍不得丢。母亲要去菜市场，家里只剩艾一戈一个人。
“爸，我跟你去。”艾一戈立刻说。
“不行，工地乱，危险。”
“我就站在门口等你，保证不乱跑。”艾一戈举起手发誓，“我想看看爸活的地方。”
父亲犹豫了。最后，也许是被儿子眼里的渴望打动，他点了点头：“说好了，就站门口，不准进去。”
“嗯！”
父子俩坐公交车去河西。1998年的公交车很旧，座椅的皮革都裂了，露出里面的海绵。窗户关不严，咣当咣当响。艾一戈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街景。
城市正在变化。老房子在拆，新楼在盖。工地随处可见，起重机像钢铁森林，切割着天空。街上的人穿得朴素，但眼睛里有光——那是九十年代末特有的，对未来的盲目乐观。
到站了。父亲牵着他下车，走过一片荒地，来到工地门口。
那是艾一戈第一次亲眼看到1998年的百货大楼工地。和他记忆中（或者说，想象中）的一样，又不一样。
工地很大，到处堆着建材。搅拌机轰隆作响，起重机吊着钢筋在空中移动。工人们像蚂蚁一样在脚手架上攀爬，黄色的安全帽在阳光下很刺眼。
但艾一戈一眼就看出问题了。
脚手架搭得歪歪斜斜，有些连接点只用铁丝草草固定。安全网破破烂烂，有的地方本没有。工人们没有系安全带，就在十几米高的地方行走。
更可怕的是，工地管理混乱。材料乱堆，挡住安全通道。电线，在地上乱拉。有个工人在抽烟，烟头随手一扔，差点引燃旁边的木料。
“爸，”艾一戈小声问，“这里……一直这样吗？”
父亲叹了口气：“赶工期，都这样。包工头催得紧，能省就省，能快就快。”
“可这太危险了。”
“知道危险又能怎样？”父亲苦笑，“不就没钱。家里等着米下锅呢。”
艾一戈不说话了。他看着父亲走进工地，和工友打招呼，然后爬上那个摇摇欲坠的脚手架，去拿落在上面的锤子。
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父亲爬得很稳，但脚手架在晃。每一步，都像踩在艾一戈的心上。他死死盯着，指甲掐进掌心。
终于，父亲拿到了锤子，开始往下爬。下来时，踩到一松动的钢管，脚下一滑——
艾一戈差点叫出来。
但父亲稳住了，抓住旁边的钢管，继续往下。落地时，额头上全是汗。
“爸！”艾一戈冲过去。
“没事，”父亲摆摆手，但脸色有点白，“踩滑了，常有的事。”
回程的公交车上，艾一戈一直沉默。他脑子里在飞速计算。
离8月20号还有十八天。工地现在这个状况，出事是必然的。问题是怎么阻止。
直接告诉父亲？父亲不会信，只会觉得他小孩子胡说。
告诉包工头？更不可能，包工头为了省钱，本不会理会。
那……举报？
1998年，有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吗？有举报电话吗？就算有，一个十岁孩子的举报，会被重视吗？
他不知道。但他必须试试。
周一放学，他没回家，去了邮电局。邮电局里有公用电话，也有黄页电话簿。他翻开厚厚的黄页，在“政府机构”那栏里找。
劳动局，建设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找到了。
他记下号码，走到公用电话前，投币，拨号。
“嘟——嘟——”
通了。
“喂，您好，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是个女声，很官腔。
“您、您好，”艾一戈清了清嗓子，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成熟一点，“我要举报一个工地，有严重的安全隐患。”
“请问您是哪位？”
“我……我是路过市民。”
“工地地址？”
“河西区，百货大楼工地。”
“具体什么隐患？”
艾一戈深吸一口气，开始说：“脚手架搭得不牢，连接点只用铁丝固定。安全网破损严重。工人不系安全带。电线，消防通道被堵。还有，工人就在脚手架上抽烟，有火灾隐患。”
他一口气说完，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您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我亲眼看见的。”
“您能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吗？我们需要核实。”
“我……我就是路过，看不下去才举报的。”艾一戈说，“请你们一定要去看看，真的会出人命的。”
“我们会去核查的，谢谢您的举报。”电话挂了。
艾一戈放下听筒，手心全是汗。他不知道有没有用，但这是他目前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放学都绕道去工地附近，偷偷观察。第三天，他看见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工地门口，下来几个人，穿着白衬衫，拿着公文包。
是安监局的人。
包工头点头哈腰地迎出来，递烟，被拒绝了。那几个人在工地里转了一圈，指指点点，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包工头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一个小时后，面包车开走了。工地上传来包工头的骂声，然后工人们开始动起来——加固脚手架，换安全网，清理通道。
有效了。
艾一戈躲在远处的树后，看着这一幕，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是欣慰，也是悲哀。欣慰的是，他的举报起作用了。悲哀的是，如果不是他“知道”未来，这些隐患会一直存在，直到出事的那天。
那天晚上，父亲回来时，脸色好了些。
“今天安监局来检查了，”吃饭时，父亲说，“说我们工地问题多，要整改。包工头被罚了款，气得跳脚。”
“那是好事啊，”母亲说，“安全最重要。”
“是好是坏还不知道呢。”父亲扒了口饭，“整改要花钱，包工头更舍不得发工资了。不过……今天加固了脚手架，换了安全网，活是踏实点。”
艾一戈低头吃饭，没说话。
他知道，这只是开始。安监局的检查能管一时，管不了一世。包工头为了省钱，很可能等检查的人走了，又偷工减料。
他必须想更彻底的办法。
***
一周后，艾一戈收到了回信。
不是《少年文艺》的，是他没想到的另一个地方——《人民报》“大地”副刊。牛皮纸信封，很厚。他躲在房间里拆开，里面是一封信，和一张汇款单。
信是打印的，很正式：
“艾一戈同学：你的来稿《我的父亲》已阅。文章情感真挚，文字朴实有力，经编辑部研究决定，拟在8月15‘大地’副刊刊登。随信寄上稿费八十元，请查收。望继续努力，写出更多好作品。”
八十元。
艾一戈盯着那张汇款单，手在抖。1998年，《人民报》的稿费标准他不知道，但八十元，对一个十岁孩子来说，是天文数字。对一个贫困家庭来说，是救命的钱。
更重要的是，《人民报》。全国发行，父亲会看见，母亲会看见，所有人都会看见。
他小心地把汇款单和信藏进书包夹层，等父母回来。
那天父亲回来得早，因为工地整改，暂时停工。母亲做了几个菜，庆祝父亲“因祸得福”能休息几天。饭桌上气氛很好，父亲甚至喝了点小酒。
“爸，妈，”艾一戈放下碗，很认真地说，“我有件事要说。”
父母看向他。
他从书包里拿出信封，递过去。
父亲接过，拆开，看了几秒，愣住了。他的手开始抖，抖得很厉害。母亲凑过去看，然后捂住嘴，眼泪哗地流下来。
“这、这是……”父亲声音发颤。
“我的文章，被《人民报》录用了。”艾一戈尽量平静地说，“稿费八十块，在邮局，要爸带着身份证去取。”
父亲看着汇款单，又看看他，再看看汇款单。然后猛地站起来，在屋里转圈，像不知道该怎么办。
“《人民报》……”他喃喃道，“我儿子……上《人民报》了……”
母亲已经哭得说不出话了，只是紧紧抱着艾一戈，一遍遍说：“我儿子有出息了，我儿子有出息了……”
那晚，家里像过年。父亲把汇款单看了又看，摸了又摸。母亲把信封珍藏起来，说要留作传家宝。邻居听见动静，过来问，父亲把汇款单拿出来，骄傲地说：“我儿子，上《人民报》了！”
邻居们惊叹，羡慕，说老艾家出了个文曲星。
艾一戈被围在中间，看着父母脸上久违的、真正的笑容，心里像被什么填满了，又像被什么掏空了。
他做到了。用十岁的手，挣到了第一笔钱，给了父母第一份骄傲。
但这只是开始。
离8月20号还有十天。离父亲可能的腿伤，还有十天。
离改变命运的真正考验，还有十天。
夜深了，邻居散了，父母睡了。艾一戈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月光。
他想起了井底的老去的自己，想起了融合时那种融化又重生的感觉。想起了两段人生，两个未来，现在交汇成一条路，一条他必须走好的路。
八十块钱，救不了家庭的贫困。一篇文章，改变不了工人的处境。一次举报，阻止不了所有的事故。
但这是一个开始。
是他作为“完整的艾一戈”，在这个重新开始的人生里，迈出的第一步。
接下来，还有更多步。
更艰难，更沉重，但必须走。
他闭上眼睛，在月光下沉沉睡去。
这一次，没有梦见溺水。
他梦见自己站在一条很长的路上，路两边是麦田，金黄金黄的。父母在路的尽头等他，笑着招手。他朝他们跑去，跑得很快，风吹在脸上，很舒服。
路很长，但他不着急。
他有的是时间。
这一次，他要好好走。
一步一步，走到光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