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钟跃进一个人坐在桌边吃饭。一碗棒子面粥，一个窝头，一碟咸菜丝，跟平时没什么两样。但他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屋子里安静得有些过分。
钟跃进深吸了一口气，把那本《中国通史》翻到昨天看到的地方，继续往下看。五千年历史，多少英雄豪杰，多少悲欢离合，多少生离死别，都不过是书页上的几行字。他的这点离别，在这五千年的长河里连一个水花都算不上。
子还是要过的。书还是要读的。大学还是要考的。
此后的两三年，子过得平静而缓慢。
钟跃进白天上学，晚上看书，周末偶尔去大院的图书馆或者供销社转转，生活简单得像一张白纸。
1972年春天，他收到了钟跃民的第一封信。
信纸是那种发黄的、粗糙的草纸，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了几行字：
“进子，哥到部队了。部队伙食还行，能吃上白面馒头，比在陕北吃糠咽菜强多了。你别担心哥，哥在这儿挺好的。你在家好好念书，听妈的话，别惹事。哥会给你写信的。——哥，1972年3月。”
钟跃进把这封信翻来覆去地看了三遍，然后把信纸按照原来的折痕仔细折好，夹在了他的那本《中国通史》里面。
1973年，钟跃民的又一封信来了。
“进子，哥在这儿遇到熟人了。张海洋，你还记得吗？就是以前隔壁大院的，跟哥过架的那个。他现在跟哥一个班，这小子到了部队可老实了，叠被子叠得比我姥姥都整齐，班长夸了他好几回了。还有个农村兵，叫吴满囤，齐省的，家里穷得叮当响，但人老实，活不惜力，跟哥关系不错。部队的子虽然苦，但哥过得挺自在的，你别惦记。好好学习，以后有机会也来当兵，哥带你去打靶。”
钟跃进看完信，笑了一下。钟跃民、张海洋、吴满囤，这三个名字凑在一起，就是一部活生生的《血色浪漫》经典阵容。剧情的齿轮还在按照原来的轨迹转动，他这只小蝴蝶并没有改变太多东西。
但也有一些事情变了。比如，钟山岳在1977年初被放了出来，比以前提前了将近一年。大概是上面的人看形势差不多了，又或者是钟山岳的老战友们一直在背后使劲，总之，当春天去隔离点接人的时候，钟山岳已经可以自由地走出那扇铁门了。
钟跃进站在大院门口等钟山岳回来。
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九岁的孩子了。十七岁的钟跃进，身高一米七八，肩膀宽阔，骨架结实，面容清秀又不失棱角，站在哪里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小伙子。
钟山岳从吉普车上下来的时候，钟跃进差点没认出来。
七年了。七年的隔离审查，在钟山岳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他的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
“爸。”
钟山岳打量着眼前这个比自己高了小半个头的年轻人，伸出手，在钟跃进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两下，手掌宽厚而有力，跟七年前按在他脑袋上的感觉一模一样。
“长大了。长这么大了。”
进了屋，钟山岳在方桌前坐下来，环顾了一圈这个他跟孩子们一起生活过的家。墙上多了几张年画，桌椅板凳还是原来那几件，钟跃进的房间被收拾得很整齐，书桌上摞着高高的书，除了课本，还有一些历史、哲学和文学方面的书，都是钟跃进这几年来一本一本攒下的。
钟山岳的目光落在那摞书上，停了几秒，然后转向正在厨房里忙活的钟跃进：“跃进，你想不想去当兵？现在政策变了，我虽然刚出来，但老关系还在，给你安排个参军的指标不成问题。”
钟跃进从厨房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锅铲，锅里的葱花鸡蛋正滋滋地冒着香气。他想了想，关了火，从厨房走出来，在钟山岳对面坐下来，认认真真地看着父亲的眼睛。
“爸，我不想当兵。”
钟山岳微微皱眉：“为什么？现在青年人的出路就那么几条，当兵是最好的选择了。你哥在部队得不错，你要是也去，兄弟俩互相有个照应。”
“爸，我听说大学要重新招生了。不是工农兵推荐的那种，是真正的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就像以前那样。我想考大学。”
钟山岳端着搪瓷茶缸的手顿了一下。
“行。”钟山岳最后只说了一个字，但那一个字里包含了很多东西，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信任，是一个老革命对新时代的期待，是一个过来人对年轻人选择的尊重。
钟跃进的嘴角微微上弯，露出一个安静的、克制的笑容。他微微点了点头，站起来，说了声“我去做饭”，然后转身走进了厨房。
锅里的葱花鸡蛋已经凉了，他重新开了火，倒了一小勺油，把鸡蛋重新炒了一遍。香气在厨房里弥漫开来，跟窗外透进来的春天的阳光混在一起，暖融融的，让人忍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气。
钟跃进站在灶台前，拿着锅铲翻炒着锅里的鸡蛋，嘴角那个弧度一点一点地扩大，最后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发自心底的笑容。
他等了这么多年，苟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
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而他就是这一代人中的一个，虽然他的身体是1960年生的，但他的灵魂是二十一世纪的，他脑子里装着一个研究生学历的知识储备。这场考试，这扇门，这道坎，他必须跨过去，也一定能跨过去。
钟跃进把炒好的鸡蛋盛进盘子里，端到桌上，又盛了两碗米饭。钟山岳已经坐到桌边了，鼻子翕动了两下，吸了一口鸡蛋的香气，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了一种久违的、柔和的表情。七年了，他已经七年没有在这种家常的、温暖的氛围里吃过一顿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