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春节，是钟跃进穿越过来之后过的第三个年。
这个年过得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年前的腊月二十八，他去隔离点看了钟山岳，带了两饭盒的红烧肉和一瓶二锅头。
腊月二十九那天，袁军的父亲袁宏远被放了出来。
袁军来串门的时候，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进子，”袁军一进门就拍着钟跃民的肩膀，拍得砰砰响，“我爹说了，让我下个月就去参军。”
钟跃进正在桌边看书，闻言抬起头来，看了袁军一眼。十七岁的袁军比两年前高了大半个头，肩膀宽了，下巴的轮廓也硬朗了，穿上军装应该是个很精神的小伙子。
“恭喜。”
“恭喜什么啊恭喜，”袁军大咧咧地往椅子上一坐，翘起二郎腿，“我走了谁来罩着你们？就你哥那个德性，我不在还不得让人欺负死？”
钟跃民从里屋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瓜子，一边嗑一边往袁军的方向吐壳：“你谁啊你就罩着我，你先把你自己的腿捋直了再说吧，八字脚外翻，走路跟鸭子似的，当兵第一天就得让班长把你腿给绑直了。”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斗上了嘴。
袁军走了之后，钟跃民的脸色就沉了下来。
钟跃进知道他在想什么。袁军的爹放出来了，袁军可以去当兵了。但他钟跃民的爹还在里面关着，他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去西北下乡。
袁军的参军餐是在钟家吃的。
袁军从家里搞来了不少好东西，两瓶汾酒，一块五花肉，一火腿肠，一包花生米，还有几个肉罐头。这
袁军、钟跃民、郑桐三个人围坐在桌边，钟跃进坐在旁边给他们倒酒。三个人喝得很凶，一杯接一杯的。
钟跃民和郑桐走的那天，春天还没来。
三月初的风还是很冷，吹在脸上像刀刮。火车站的站台上挤满了人，有送行的家属，有即将奔赴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和工作人员，乱哄哄的，到处都是说话声、哭声、广播声和火车的汽笛声。
袁军骑车载着钟跃进到了火车站。
钟跃民和郑桐一人背着一个大帆布包，站在车厢门口排队上车。
“进子，过来。”钟跃民忽然朝钟跃进招了招手。
钟跃进走过去，站在钟跃民面前。他现在只到钟跃民口那么高，要仰着头才能看到哥哥的脸。钟跃民低头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伸出手在他脑袋上重重地按了两下。
“哥，这是给你带的，”钟跃进把那个帆布包递过去，“路上吃，别分给别人。”
钟跃民接过包，把那包东西塞进了自己的大帆布包里，声音有些发紧：“知道了。你在家好好念书，别惹事，别跟人打架，等我回来。”
“我不惹事，”钟跃进说，“惹事的是你。”
钟跃民被这话噎了一下，瞪了钟跃进一眼，但没反驳。
上车的时间到了。钟跃民和郑桐上了车，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跟袁军和钟跃进挥手。火车的汽笛拉响了，白茫茫的蒸汽从车头喷出来，在空气中弥漫开来，遮住了车窗里那些挥动的手。车轮开始转动，起初很慢，然后越来越快，绿色的车厢一节一节地从站台上滑过，带着轰鸣声和哐当哐当的声响，驶向远方的天际线。
袁军站在站台上，一直挥着手，直到最后一节车厢消失在视线的尽头，他才把手放下来。他转过头看着钟跃进，发现钟跃进站在原地，两只手在棉袄口袋里，眯着眼睛看着火车消失的方向。
“进子，”袁军的声音有些沙哑，“你怎么不哭啊？”
“哭什么？”钟跃进收回目光，看了他一眼，“又不是不回来了。”
袁军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很苦：“你可真行，你才十岁，比我这个十七岁的还看得开。”
钟跃进没接这个话茬。
袁军是半个月后走的。
走之前，他给钟跃进搬来了不少东西，小半袋白面，一罐猪油，一包白糖，还有十几个鸡蛋。
“袁军哥，你这是把你们家厨房搬空了吧？”钟跃进一边往柜子里收拾东西，一边笑着说。
“没事儿，我爹现在恢复工作了，家里不愁吃的，”袁军站在门口，已经换上了新军装，绿军装、红领章，腰板挺得笔直，整个人精神得不像话，“你在家一个人，别委屈了自己，该吃吃该喝喝，别省钱。你哥那个不着调的在陕北也不知道能不能吃上饱饭，你可不能再饿着了。”
钟跃进点点头，把柜门关上，转过身来看着袁军。
“袁军哥，到部队好好，”钟跃进走过去，仰着头看他，“别给咱们大院丢人。”
袁军蹲下来，跟钟跃进平视，伸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进子，你也好好的。等我回来，给你带好吃的。”
袁军在门口站了几秒，站起来，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
钟跃进站在门口，目送袁军的背影消失在三号楼的拐角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