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梅接到赵德山电话的时候，正在办公室整理周一的会议材料。
“今晚来我宿舍。”赵德山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硬邦邦的，像一块晒了的土坯。
“今晚加班，周一的会议材料还没整完。”
“加完班来。”
张梅握着话筒，手指在电话线上绕了一圈。“再说。”
“不是再说。你多久没来了？刘星来了之后你就没来过。”赵德山的声音压低了，“张梅，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退路了？”
张梅没说话。她把电话线又绕了一圈。
“我告诉你，你没有。你那点事，档案里写得清清楚楚。你丈夫的医药费是谁出的？你女儿上学的名额是谁办的？你现在住的宿舍是谁批的？是我。不是刘星。”
“我没觉得刘星是我的退路。”
“那你为什么不来？”
张梅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天已经黑了，办公室里只剩她桌上那盏台灯亮着。飞蛾撞在灯罩上，发出细微的啪啪声。
“我加完班过去。”
她挂了电话。手从话筒上拿开时，指尖是凉的。
五年前的事，她从来没跟任何人完整地说过。
那时候她丈夫刚查出肝病，在县医院住了两个月，家里的积蓄像水一样往外淌。她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骑电动车去镇上洗衣店打零工。
洗一件羽绒服八块，床单被套五块。洗到凌晨一点，回家睡四个小时，早上五点半起来给女儿做早饭。那段时间她的手指一直是肿的，指关节的皱纹被洗衣粉泡得发白起皱。
后来丈夫的病情恶化了，要转到市医院做透析。费用单子打出来的时候她整个人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把那张单子看了很久。看完之后她把它折好放进口袋，站起来，回了厂里。
她没有直接去找赵德山。她先去找了周国强。
“周副总，我丈夫病了，需要钱。厂里能不能预支半年工资？”
周国强坐在办公桌后面，手里转着一支钢笔。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
“张梅，预支工资没有先例。但我可以给你指条路。”
“什么路？”
“赵德山。他管后勤，困难补助从他那儿走。你去找他。”
“赵副厂长能批吗？”
“能。”周国强把钢笔放在桌上。”
张梅从周国强办公室出来，在走廊里站了很久。她明白周国强说的是什么意思。她在这厂里了五年，从一线女工到办公室文员，见过的事够多了。
她见过王桂兰脖子上遮不住的红印，见过刘芳从周国强办公室出来时歪斜的衬衫领口，见过李嫂被叫去二楼之后红肿的眼皮。她都见过。每次见了她都低下头，继续整理她的档案。
她去找了赵德山。
那天下班后，七点多。赵德山在宿舍。她敲门的时候手指在抖。赵德山开了门，穿着背心和大裤衩，手里夹着烟。看见是她，笑了一下。
“张梅？进来。”
“赵副厂长，我是来申请困难补助的。我丈夫病了，需要做透析。厂里能不能批一笔补助？”
赵德山靠在桌边抽烟。眼睛从她脸上慢慢往下移，移过她的脖颈，移过她碎花衬衫的领口，停在口的位置。
“补助金有限，申领是有条件的。”他把烟灰弹在地上，“张梅，你丈夫得的是什么病？”
“肝病。”
“肝病。治不好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你花了多少钱了？”
“十几万了。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遍了。”
“所以你走投无路了。”
张梅没有回答。她把手指攥紧，指甲陷进掌心里。
“我可以批。每月两千，年底再发三千。这是最高标准了。”赵德山把烟掐灭在桌上的易拉罐里，“但你得让我觉得值得。”
“什么意思？”
赵德山站起来，走到她面前。他个子不高，站在她面前时她的视线刚好落在他下巴上。他下巴上有几没刮净的胡茬，白花花的。
“张梅，你在这厂里了几年了？”
“五年。”
“五年。那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他的手抬起来，放在了她的肩膀上。她的肩膀在他手底下硬得像块石头。“补助金我可以批。你丈夫的药费我可以出。你女儿明年上初中，学区的事我也可以办。你只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
他的手从她肩膀往下移，滑过她的上臂，停在她腰侧。“晚上来我宿舍。”
张梅闭了一下眼睛。“多久？”
“什么多久？”
“要多久。一个月？一年？还是五年？”
赵德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问得倒挺直接。多久不是我说了算。是你丈夫的病说了算。他的病什么时候好，你就什么时候不用来了。”
“他好不了。”
“那就一直来。”
张梅把他的话在心里称了一遍。然后她抬起头，看着赵德山的脸。那张脸粗糙油腻，眼袋浮肿，嘴角挂着一丝她已经见过无数次的笑容。
“好。但我有一个条件。”
“讲。”
“不要让别人知道。不要让我丈夫知道。不要让我女儿知道。”
“这是自然。”
“还有，你批的补助金，每一笔都要入账。我不要额外的钱。我丈夫的药费，算我个人向你借，等我有了还你。”
赵德山又笑了。“你这女人有意思。别人都是要多拿，你是一分不多要。”
“我不是别人。”
“我知道你不是别人。”他的手从她腰上移开，重新点了一烟。“今晚就过来。”
“今晚不行。我要回去给我丈夫熬药。明天。”
“明天就明天。”
她第二天晚上去了。赵德山的宿舍在那排二层小楼的最里面一间，外墙爬满了爬山虎。她站在门口，抬起手，停了三秒，然后敲了门。门开了。赵德山穿着睡衣。她走进去，把门关上。
然后走到床边，坐下来。把碎花衬衫的扣子一颗一颗解了。第一颗。第二颗。第三颗。
手指没抖。她低着头看着自己解扣子的手，指甲剪得很短，指关节还有洗衣粉留下的白痕。碎花衬衫敞开了，里面是洗得发白的旧内衣。她抬起头看着赵德山。
“赵副厂长，我来还债。”
赵德山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把烟掐了，走过来，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
“张梅，你这女人真奇怪。脱衣服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别人脱衣服的时候看我。你看的是你自己的手。”
“我说过。我不是别人。”
从那以后，她每月月底去赵德山宿舍。每次去的时候都穿着碎花衬衫，系到最上面的扣子。然后解开扣子，坐到床边，看着自己的手。
完事之后她把碎花衬衫穿回去，扣子一颗一颗系好。走到门口穿上鞋。然后回过头看着靠在床头抽烟的赵德山。
“赵副厂长，这个月的补助金明天到账？”
“到。”
“好。”
然后她推门出去。月光照在走廊里，把她穿得整整齐齐的影子投在地上。从一开始，她就把自己当成一张活着的借条。每月还一次本金，不算利息。什么时候丈夫的病好了，她就不用还了。可是丈夫的病没有好。
五年了。
这五年里她学会了太多不该学会的东西。学会了怎么在心里记账，学会了怎么在赵德山压在她身上的时候把注意力转移到天花板的裂缝上，学会了怎么在早上起来重新系好碎花衬衫的时候不照镜子。
她是办公室主任，负责档案管理、会议记录、文件传阅。她的工作做得无可挑剔。她也习惯了观察，观察周国强每周五回来时每个人的反应。
王桂兰低头，刘芳换裙子，李嫂晚上不敢出门。她观察了五年，记了五年。有些事记在档案里，有些事记在心里。比如饲料采购价格的异常波动，比如设备维护费的不合理超支，比如二楼的房间每周五都有灯光从窗帘缝隙漏出来。
她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因为她没有把握。
直到刘星来了。
她第一次注意到刘星，不是因为他年轻，也不是因为他斯文。是因为他在接风宴上说了一句话。他说，张主任，档案管理做得规范。那是五年来第一次有人当着面夸她做的事。不是夸她的身体，是夸她做的事。
后来她开始观察刘星。观察他怎么走访鸡舍，怎么跟女工说话，怎么处理孙红中暑的事。她看到他把周丽的饮水阀直接换了，没经过钱主管。她看到他批了赵姐送去的所有困难补助申请。
她看到他在食堂里把李嫂做的红烧肉吃净，筷子并拢放在饭盒上。这些事一件一件在她心里攒着，像攒一摞档案。攒到一定程度，她觉得这个人跟以前来的那四个都不一样。
但她还是不敢开口。因为她不知道自己开口之后会怎样。她是赵德山的情妇，是被迫的也好，半推半就的也好，在别人眼里都一样。她在这厂里没资格可怜别人。她自己也在这滩泥里。
可是上周，赵德山打她电话的时候，她忽然不想接了。以前她每次都会接，哪怕在丈夫的病床前也会压低声音回一句“嗯”。可现在她不想接了。她看到来电显示上的“赵副厂长”四个字时，第一反应不是顺从，是疲惫。那种跑了五年长途终于踩不动油门的感觉。
所以她说“再说”。
然后她真的去了。不是因为赵德山说了“你丈夫的药费是谁出的”这句威胁，而是因为这句话终于让她确认了一件事：这五年来他从来没把她当过人。她只是他出的一笔费用。
那天晚上她到赵德山宿舍是九点半。走廊里声控灯亮了一盏，其他都坏了。她站在门口没有马上敲门。她知道敲了门之后会发生什么。
她会脱鞋、解扣子、坐在床边看自己的手。她做了五年了。但今天她站在门口，忽然想：能不能有一天，她敲门是因为工作上的事，而不是因为这笔还不完的债？
她在门口站了大概两分钟。然后敲门。
门开了。赵德山穿着那件洗得变形的灰色背心，手里夹着烟。他看了她一眼，往后退了一步让她进来。
“加完班了？”
“加完了。”
张梅走进去。但没有脱鞋。她站在屋子中间，看着赵德山。
“赵副厂长，我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
“什么事？”赵德山坐在床边，把烟灰弹在床头柜上的易拉罐里。
“下周一开始，我晚上不来你宿舍了。”
赵德山弹烟灰的手停住了。“你说什么？”
“我晚上不来了。”
“为什么？”
张梅没有马上回答。她的手垂在身体两侧，没有攥紧也没有发抖。
“因为我不想再来了。”
赵德山把烟掐灭在易拉罐里。烟头嗞地一声灭了，冒出最后一缕白烟。他站起来，走到张梅面前。两个人离得很近，近到张梅能闻到他嘴里的烟味和他背心上汗渍的酸味。
“是刘星让你这么说的？”
“不是。”
“你撒谎。”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来了之后你就不接我电话了。他来了之后你加班比谁都勤。你每次加班都去他办公室。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加班是因为工作。这周材料多，刘厂长要的年报需要整理归档——”
“别跟我说工作！”赵德山忽然提高了声音，然后立刻压低下去，“张梅，你别忘本。你这五年怎么过来的，谁给你批的补助，谁出的药费，谁办的入学名额。我。不是刘星。”
“我没忘。”
“那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张梅看着他。五年来第一次直视他的眼睛。
“赵副厂长，我丈夫下个月要转到省城医院了。医生说那边有一种新的治疗方案，可能有转机。我女儿也要升初中了。以后我就陪着他，不回来了。”
赵德山愣住了。
“你走？”
“我打算下个月底就搬出宿舍。工作交接我会提前做好。”
赵德山的嘴唇动了好几下，最后憋出一句：“你丈夫那病治不好的。你去了也是白花钱。”
“治不好我也去。”
赵德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忽然笑了一声，笑得很冷。
“张梅，你以为你走了就能洗净？你这五年在我床上的事，档案里没有，但有照片。你不信？”
张梅盯着他。五年来她没有在他面前掉过一滴泪。她的眼圈红了，但她没让泪掉下来。心沉下去了，但很稳。
“赵副厂长，你想怎么样？”
“我不想怎么样。你别走。你走不了的。”
“为什么走不了？”
“因为你不知道你欠了多少。你丈夫已经这样了，你不能不管他。而你需要钱，需要我就够。”
“我欠的够多了。”张梅一字一顿，“我在这厂里五年，档案在我柜子里锁着。从第一次你叫我去你办公室那个晚上，到今天。每一次我有记录。”
赵德山的表情僵住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记了账。”张梅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楚，“五年。一百八十多次。每次的期和时间段。从来不是为了有朝一用它。是为了提醒自己，每次你帮我的忙，我拿什么还的。你刚才说你有照片。
“赵副厂长，我下周一晚上不来了。下下周也不来了。以后都不来了。你要是觉得有照片就能留住我，你就留着。你要是觉得这几年我对你有任何亏欠，你现在可以说。我听着。”
赵德山没说话。他的手在身体两侧攥成拳头，又松开，又攥紧。指节咔咔响了两声。他重新点了一烟，吸了两口，看着烟头的红光慢慢烧到滤嘴。然后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
“你什么时候开始记的？”
“第一次之后第二天。”
“为什么？”
“因为那天早上起来，我发现自己的手指不肿了。洗衣粉泡出来的那些白痕没了。因为你批的补助金到账了。我丈夫做上了透析，不疼了。我想，这笔债要记清楚。不能赖。”
赵德山把烟头扔进易拉罐。烟头碰到底部残留的液体，又嗞地响了一声。
“张梅，五年。你在我床上躺了五年。你就一次都没觉得——”
“没有。”她停了一下，“一次都没有。每次都是闭着眼睛数时间。你碰我的时候，我在心里背档案目录。从A区到F区，按年份从早到晚。背完一遍，事情还没完，就倒着再背一遍。五年了，档案目录我倒背如流。”
赵德山坐在床边，耷拉着脑袋。
“你应该早点说的。他娘的，你应该第一次的时候就扇我两个耳刮子。”
张梅慢慢把碎花衬衫最上面的扣子解开一点。里面露出的皮肤上，除了锁骨下方那颗小痣，什么痕迹都没有。她用手指轻轻碰了碰自己的锁骨。
“这地方以前经常红。我丈夫问过，我说是被蚊子咬的。现在不红了。你安排的那些事，药费也好，入学名额也好，都是我自己开口求的。不管是求你，还是求别人，最后债都背在我自己身上。你该记住的都记住了，没记住的都在档案里。以后我早就不欠你什么了。”
“张梅——”
“赵副厂长，你跟他说，不用拿照片威胁我。他手里那些照片我早就知道。每次你拿手机对着我的时候我都没闭眼。”
赵德山彻底沉默了。他坐在床边，背心皱巴巴的，肚子从背心下面鼓出来一点。他忽然看起来像老了十岁。
张梅转身走向门口。走到门口时回过头。
“补助金不用再批了。我丈夫下个月转院之后那边的费用我们会自己想办法。谢谢你这五年批的补助。每一笔我都记着。有一天我会还的。”
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了。声控灯在走廊里亮起来，把她一个人的影子铺在地上。
她往办公楼方向走。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她站在月光下打开——是刘星回复了：“明天周一，会议材料准备好了吗？”
她靠在墙脚，飞快打了几个字：“准备好了。另外陈主任已经听了周国强的吩咐，把一箱东西搬走了，走的时候急急忙忙的。明天上班我再看看剩下哪些。这件事我跟您说一下。”
又等了一会儿，刘星回复了：“收到。”
她垂下手，手机握在手心里，继续往前走。经过女工宿舍时，二楼最右边的一扇窗户还亮着灯。那是她宿舍。她去过了丈夫出租屋，现在回到了这里。
屋里桌上摊着还没整完的会议材料。她坐下来，把刚才汇报的内容一笔笔记在笔记本上。然后她把碎花衬衫最上面的扣子重新系好，翻开文件夹开始整理刘星需要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