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深的车停在翡翠湾公寓对面的路边，引擎还没熄。
他没有立刻下车，而是坐在驾驶座上，看着1601那扇窗户。窗帘拉得很严实，看不到里面。但灯亮着。不是那种暖黄色的家居灯，而是白炽灯，冷白色的，透过窗帘的缝隙渗出来，像一道细细的伤口。
他在车里坐了五分钟。
这五分钟里，他把所有关于孙建国的信息在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三十九岁，外贸公司采购，住在顾明远隔壁三年。宏远贸易前行政主管，工作了六年，四年前的十一月离职。离职时间与司机王磊失踪同一个月。离职后一年，搬到了顾明远隔壁。案发当晚，他是第一个闻到异味、第一个报警的人。
每一个信息单独看，都可以解释为巧合。但合在一起，就不是巧合了。
林深熄了火，推开车门。四月的夜风吹在脸上，带着雨后泥土的气息和远处烧烤摊的油烟味。他穿过马路，走进翡翠湾公寓的大厅。前台值班的保安换了一个人，不是之前的那个。年轻小伙子，看起来刚二十出头，制服扣子没系好，正低头刷手机。
林深把临时通行证在他面前晃了一下，没停步，直接走向电梯。
保安抬头看了一眼通行证，又看了一眼林深的背影，没说话。
电梯上行的过程中，林深注意到右手无名指的旧伤不痛了。这让他有些不安。这手指的痛感从来不是判断案情的标准，但他已经习惯了用它来感知某种说不清的直觉。现在它安静了，要么是因为他走对了路，要么是因为他离危险太近，近到直觉来不及反应。
十六楼到了。
走廊的感应灯亮起来，把他的影子投在地面上，很长，很淡。1601的门关着，门缝下面透出灯光。林深站在门前，没有按门铃，而是先听了听里面的动静。没有脚步声，没有说话声，电视也没有开。安静得像一间没有人的房间。
但他知道有人在里面。
他按了门铃。
等了将近二十秒，门才开。
孙建国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深色的居家服，头发还是乱的，但脸上的表情比上一次见面时紧绷了很多。他看见林深，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不是惊讶，是警惕。那种被盯上了的感觉。
“林顾问。”孙建国的声音比上次低了半个调，“这么晚了，有事？”
“有几个问题想问你。”林深说，“可以进去吗？”
孙建国没有立刻回答。他的手搭在门框上，指关节微微泛白，像是在犹豫要不要把门关上。走廊的感应灯灭了，只剩下门缝里透出的光线，把两个人的脸照得一半亮一半暗。
“关于什么的？”孙建国问。
“关于你的工作经历。”
孙建国的表情没有变化，但他的手指从门框上松开了。他侧身让开，动作很慢，像是一个不得不做出的让步。
“进来吧。”
客厅和上次来的时候一样，茶几上摆着半瓶红酒和一个酒杯，电视关着，窗台上的绿萝还是老样子。但林深注意到一个变化——电视柜上那本《企业管理》杂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本关于室内设计的画册，封面是一间极简风格的客厅，白墙，灰沙发，没有多余的东西。
太刻意了。
林深在沙发上坐下，孙建国坐在他对面。两人之间隔着一张茶几，茶几上放着那半瓶红酒和那个酒杯。林深看了一眼酒杯——杯壁上有一圈淡淡的红色痕迹，是红酒涸后留下的。
“你一个人住？”林深问。
“对。”
“一个人喝红酒？”
孙建国看了一眼茶几上的酒杯，眉头微微皱了一下。“有时候。怎么了？”
“没什么。”林深说，“孙建国，四年前的十一月之前，你在哪里工作？”
沉默。
孙建国的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右手食指开始轻轻敲击膝盖。频率很慢，大约一秒一次。和苏晚在询问室里敲桌面的频率一模一样。林深没有点破这一点，只是看着。
“我在一家贸易公司上班。”孙建国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刚才紧了一些，“做行政。”
“哪家贸易公司？”
“一家小公司，已经不在了。”
“名字。”
孙建国的手指停了一下。“宏远贸易。”
他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眼睛没有看林深。他看着茶几上的红酒瓶，好像那瓶酒上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东西。
“你在宏远贸易做了多久？”
“六年。”
“负责什么？”
“行政主管。员工考勤、办公用品采购、档案管理——就是那些杂事。”
“为什么离职？”
孙建国的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更像是一种苦涩的抽搐。
“公司调整，不需要那么多行政人员了。”他说，“我拿了补偿金，走了。”
“你离职的那个月，公司还有一个人也走了。”林深的声音很平，“王磊，顾明远的司机。你认识他吗？”
孙建国的手停在了膝盖上。
“认识。”他说，“不太熟。”
“他在你离职的同一个月失踪了。你知道吗？”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墙上的挂钟在走，咔嗒，咔嗒，咔嗒。
“知道。”孙建国说，“听说了。”
“你离职和王磊失踪之间，有关系吗？”
孙建国抬起头，看着林深。那双眼睛里没有恐惧，没有慌张，而是一种林深见过的表情——一个被到墙角的人在做选择题。说实话，或者说谎。但不管选哪一个，都不会有好结果。
“没有关系。”孙建国说，“我的离职是正常的工作变动，他的失踪是他的事。你不能因为时间碰巧凑在一起就说有关系。”
“一年后，你搬到了翡翠湾公寓1601。”林深说，“顾明远住在1602。一墙之隔。这也是巧合？”
孙建国的呼吸变重了一些。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放在膝盖上，十指交叉，拇指互相绕着圈。
“房子是我自己找的。”他说，“我不知道顾明远住隔壁。搬进来之后才发现的。”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你在宏远贸易工作了六年，你的老板住哪里，你不知道？”
孙建国的手停了下来。
“林顾问。”他抬起头，声音忽然变了，变得比之前更沉、更慢，每个字都像是经过了仔细的筛选，“你到底想问什么？你想说我是凶手？还是想说我是同谋？”
林深没有回答。他靠在沙发上，看着孙建国，目光没有一丝偏移。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在离职一年后搬到顾明远隔壁。”他说，“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在四月十七号晚上十一点多闻到异味，而不是更早或更晚。我想知道你在这三年里，每天晚上隔着这堵墙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音。”
孙建国的眼眶红了。
不是那种戏剧化的、突然涌上来的红，而是一种缓慢的、从皮肤深处泛上来的红。他的嘴唇在微微发抖，双手握紧又松开，握紧又松开。
“我在等他死。”孙建国说。
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林深没有说话。
“我搬到这里，是为了等他死。”孙建国重复了一遍，声音开始发抖，“三年了。每天晚上我坐在这个客厅里，听着隔壁的动静。他回来了，他出门了，他打电话，他看电视，他和苏晚吵架，他在阳台上抽烟。我听着这些声音，一天一天地等。”
“等什么？”
“等他遭。”孙建国抬起头，泪水终于从眼角滑下来，“你知道他在公司里做了什么吗？你知道他让多少人丢了工作、毁了生活吗？王磊——你刚才提到王磊——他是顾明远的司机，跟了他五年。五年。顾明远嫌他开车不稳，当着全公司的面骂他‘废物’，然后直接开除了。王磊那年四十五岁，上有老下有小，被开除之后找不到工作，三个月后失踪了。没人找过他。”
“李薇呢？外包会计，在公司做了七年。顾明远让她做假账，她不肯，顾明远就在行业里封她，让她在这座城市找不到任何一份会计工作。她失踪了。三年前。也没人找过她。”
“陈雪呢？”林深问出这个名字的时候，注意着孙建国的反应。
孙建国的手停住了。他的手指悬在半空中，像被什么东西钉住了。客厅里的安静持续了五秒，六秒，七秒。挂钟的咔嗒声在空气中回荡，每一下都像是某种倒计时。
“认识。”他终于说，声音很沉，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她是远航贸易的跟单员。我见过她几次。她来过公司。”
她来找顾明远对质。发现了公司的账目问题，她去找顾明远——然后她在四月十五号那天消失了。两天后，顾明远还正常来上班，正常开会，正常骂人。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孙建国的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哑。
“我在宏远贸易工作了六年。六年里，我见过顾明远做的那些事。我整理过那些档案——员工离职记录、外包合同终止协议、投诉信、律师函。我知道每一件事。但我什么都没做。因为我不敢。因为我有房贷，有孩子要养，有一个生病的母亲要照顾。我拿了他的补偿金，签了保密协议，走了。”
“但我不甘心。”
孙建国抬起头，看着林深。泪水已经流了，眼眶还是红的，但他的眼神变得很硬，像一块被磨了很久的石头。
“我搬到顾明远隔壁，不是为了他。我没有那个胆量，也没有那个能力。我搬到这里，是为了——如果他真的死了，我要第一个知道。我要亲眼看到他倒下的那一刻。我要亲耳听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声音。”
客厅里安静了。挂钟还在走，咔嗒，咔嗒。
“四月十七号晚上，你听到了什么？”林深问。
孙建国闭上眼睛。
“九点多，我在客厅看电视。听到隔壁有声音——先是有人在说话，声音不高，听不清内容。然后是闷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倒在地毯上。然后就是安静。”
“你当时以为是什么？”
“我以为他摔倒了。或者喝醉了。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他喝多了，在客厅里摔倒，然后自己爬起来。但那天晚上没有爬起来的声音。就那一声响，然后就彻底安静了。”
“你没有过去看看？”
“没有。”孙建国睁开眼，“我不想看到他活着的样子。”
林深沉默了。他看着孙建国的脸——那张脸上有愤怒、有愧疚、有解脱、有恐惧，所有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像一团拧不的湿布。
“案发当晚，你报警之前，有没有人来找过你？”林深问。
“没有。”
“有没有人给你打电话？”
“没有。”
“你的外卖呢？是你自己点的吗？”
孙建国愣了一下。“外卖？什么外卖？”
“四月十七号晚上八点半，有一个外卖员送餐到1601。登记名‘张伟’。不是你点的？”
孙建国的眼睛睁大了一些。“我没有点外卖。我从来不在那个时间段点外卖。”
林深的身体微微前倾。
“你没点外卖，但有人以你的名义点了一份外卖，送到你的门口。你不觉得奇怪吗？”
孙建国的脸色变了。他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翻到通话记录和外卖App的记录，递给林深看。
“你看，四月十七号那天我没有下过任何订单。”他的声音有些发紧，“我甚至没有装那个外卖App。”
林深接过手机，翻了一遍。确实没有。
他把手机还给孙建国，站起身，在客厅里慢慢走了一圈。目光扫过电视柜、书架、餐桌、厨房。在厨房的垃圾桶里，他看到了一个外卖餐盒。黄色的，印着某外卖平台的logo。
林深蹲下来，用纸巾把餐盒捡起来。里面还有残渣——一份炒饭，已经了，黏在盒壁上。餐盒上的订单标签还在。
他看了一眼标签上的信息。下单时间：四月十七，二十点二十八分。送达时间：二十点三十三分。收货人：孙先生。收货地址：翡翠湾公寓1601。
“这个餐盒是你的吗？”林深问。
孙建国走过来，看了一眼，摇了摇头。“不是。我没点过。这——”
他忽然停下来，像是想到了什么。他的脸变得更白了。
“林顾问。”他的声音在发抖，“有人以我的名义点了外卖，送餐到我家门口。那个人——他是为了进这栋楼？”
林深没有回答。他把餐盒放进证物袋，站起身，看着孙建国。
“你认识一个叫陈默的人吗？”
“陈默？”孙建国想了想，摇头，“不认识。”
“陈雪失踪前，有没有跟你联系过？”
孙建国低下头。“她找过我。四月十三号，她给我打过电话。她说她发现了顾明远公司的一些账目问题，想找人商量。我说我不能帮她，我签了保密协议，我不能——”
他的声音断了。
“你不能帮她。然后呢？”
“然后她就挂了电话。”孙建国的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两天后，她就消失了。”
林深站在那里，看着孙建国。客厅里的灯光惨白，照在这个男人的脸上，照着他眼角的皱纹、额头的汗珠、下巴上没刮净的胡茬。
“孙建国。”林深说，“你有太多‘不知道’、‘不记得’、‘不是我’。但你知道一件事——你知道顾明远做过什么。你一直在等。现在他死了，你应该高兴。”
孙建国抬起头，看着林深。眼睛里的泪水又涌了上来。
“我没有高兴。”他说，“我只是觉得——他终于遭了。但太晚了。对王磊、李薇、陈雪那些人来说——太晚了。”
林深没有再问。
他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
“不要离开本市。”他说，“我们还会找你。”
他推开门，走进了走廊。感应灯亮起来，又在他身后一盏盏熄灭。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林深回头看了一眼1601的门。门关着，灯还亮着。
电梯下行的时候，林深掏出手机，拨通了周远的电话。
“孙建国不会是凶手。”他说。
“你确定？”周远问。
“他等了三年。如果他要顾明远，三年前就动手了，不用等到今天。”林深顿了顿，“但他是证人的材料。他知道很多事情。我们需要他开口。”
“他愿意开口吗？”
“他愿意。”林深说，“但他害怕。他签了保密协议，怕被追责。他收了补偿金，怕被收回去。他还有家人，怕被牵连。我们需要给他一个开口的理由。”
“什么理由？”
林深想了想。“告诉他，如果他不开口，王磊、李薇、陈雪那些人就白死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还有。”林深说，“他在说谎。”
“关于什么？”
“关于外卖。他说他没点，但他家里有一个吃了大半的餐盒。可能是他自己点的，然后忘了，或者——有人在替他承认。”
“你怀疑什么？”
林深没有回答。电梯到了一楼，门开了。他走出大厅，站在公寓楼下，看着四月的夜空。云层很厚，看不到星星。
“帮我查一件事。”他说，“孙建国的手机通话记录。四月十三号到四月十七号之间，有没有人给他打过电话？特别是外卖员那个号码。”
“明白。”
林深挂了电话，站在路边，看着翡翠湾公寓的十六楼。1601的灯还亮着。1602的灯已经灭了。
他想起孙建国说的话——“我在等他死。”
一个人可以在等另一个人死的过程中，住在他隔壁三年，每天听着他的声音，却什么都不做。这不是爱，也不是恨。这是一种更深的东西。一种愧疚、愤怒、无力交织在一起的东西。
林深把证物袋里的餐盒举起来，借着路灯的光看了看。订单标签上的字迹清晰：孙先生，1601。
不是孙建国点的。
那会是谁点的？
他想起那双从监控截图里看着他的眼睛。那个外卖员。那个叫“张伟”的人。那个可能不是送餐、而是在送别的东西的人。
林深把餐盒放回证物袋，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座。
引擎发动的时候，他想起老张说的话——“明天出结果。”
明天。
他踩下油门，黑色的SUV汇入夜间的车流，消失在远处。
身后，翡翠湾公寓的十六楼，1601的灯灭了。
（第十一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