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岩在城东派出所的第三夜，学会了一件事——睡不着的时候，就起来擦皮鞋。
这是老王教他的。
“我们这行，鞋是最重要的。”老王说这话的时候，正把自己的黑色皮鞋擦得锃亮，鞋油的味道在狭小的宿舍里弥漫，“你得跑，得追，得蹲，一站就是一整夜。鞋不好，你连现场都到不了。”
陈岩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双已经穿了三年、鞋底磨得快要见底的运动鞋，没说话。
老王瞟了一眼，没再说什么，从床底下翻出一双旧皮鞋扔给他：“先穿着。四十二码的，你穿应该刚好。”
皮鞋是老式的制式皮鞋，鞋面上有几道划痕，但皮子还很结实。陈岩套上试了试，大了一码，但垫个鞋垫也能穿。
“谢谢王哥。”
“别谢。”老王点上烟，靠在床头，“你要是真想谢，就记住我刚才说的话——鞋最重要。还有一个东西也重要。”
“什么？”
老王弹了弹烟灰：“觉。能睡的时候赶紧睡，别磨蹭。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躺床上是什么时候。”
这句话，陈岩在后来的十五年里验证了无数次。
但此刻，他还不太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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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锻炼的第四天，陈岩跟着老王值白班。
城东派出所辖区不大，但杂。东边是几个老居民区，住的多数是退休工人和进城务工的租户；西边是一条商业街，小饭馆、理发店、杂货铺挤在一起，到了晚上就变成烧烤摊和啤酒瓶的天下；再往北走两公里，是一片城中村，巷子窄得连警车都开不进去，电线像蛛网一样在头顶上缠来缠去。
老王说，城东所一年接警两千多起，其中百分之七十是鸡毛蒜皮——两口子打架、楼上漏水、狗叫扰民、醉汉躺马路。剩下的百分之三十里，有百分之二十八是小偷小摸，真正的大案，一年碰不上几回。
“但你千万别小看这些鸡毛蒜皮。”老王一边开车一边说，“很多大案子，都是从鸡毛蒜皮开始的。你以为两口子打架就是吵两句？吵着吵着就可能动刀子。你以为邻里就是骂几句？骂着骂着就可能放火。”
陈岩坐在副驾驶上，把老王的话记在心里。他带了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专门记这些——老王的经验，张所的提醒，甚至食堂阿姨说的“你们警察吃饭能不能别那么急，对胃不好”。
笔记本的封面已经被他翻得卷了边。
“前面那个巷口停一下。”老王忽然说。
陈岩把警车靠边停下。老王摇下车窗，朝巷子里看了一眼。巷口站着一个女人，三十来岁，穿着一件褪色的红色棉袄，怀里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女人站在那儿，没动，眼睛直直地看着警车。
老王熄了火，下车走过去。
陈岩跟在后头。
“李姐。”老王喊了一声。
女人抬起头，眼眶是红的。她认出老王，嘴唇哆嗦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
老王看了看她怀里的孩子。孩子睡着了，脸蛋红扑扑的，嘴角还挂着一丝口水。
“又打了？”老王问。
女人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把孩子抱得更紧了一些。
陈岩站在旁边，隐约猜到了什么。他在警校学过家暴案件的识别与处置，但那是课本上的，是条文化的，是一二三四个步骤。眼前的这个场景，没有任何一个步骤能套用。
老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那个女人。
“这是我电话。什么时候需要，随时打。”
女人接过名片，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进了巷子。她的背影被巷子里的阴影吞没，红色的棉袄在暗处闪了一下，就消失了。
陈岩跟着老王回到车上，忍不住问了一句：“她是什么情况？”
老王发动车子，没有立刻回答。他开出去两条街，才慢慢开口：“她叫李秀兰，在这条巷子里住了五年。男人在工地上活，姓王，王德贵。两口子有一个女儿，就是刚才怀里那个，还有一个儿子，十来岁，在上小学。”
他顿了顿。
“王德贵爱喝酒，喝了酒就。李秀兰报过三次警，每次我去，每次调解完，老实两天，然后接着打。”
“为什么不拘留？”陈岩问。
老王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不是无奈，也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见多了之后的疲惫。
“她不肯做笔录。”
陈岩张了张嘴，想说“不做笔录也可以依法处理”，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想起了周正山说的那句话——“你没闻过人间烟火，你破什么案？”
他确实没闻过。他现在才刚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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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两点，指挥中心来警了。
城东商业街的一家小饭馆里有人打架。
陈岩和老王赶到的时候，饭馆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两张桌子翻倒在地，碎碗碟撒了一地，地上还有一摊打翻的红烧鱼，汤汁顺着地砖的缝隙蜿蜒成一条暗红色的线。两个男人被几个顾客拉开，但还在互相指着鼻子骂。
一个四十来岁，穿着蓝色工装，袖子上全是油渍，嘴角破了，血珠子顺着下巴往下滴。另一个年轻些，三十出头，穿着皮夹克，头发染成黄色，左手攥着一个啤酒瓶，瓶底碎了，握在手里像一把不规则的刀。
老王一进门就喊了一声：“都别动！”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沉，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里。整个饭馆安静了一瞬，然后那个穿工装的男人先开口了：“警察同志，他先动的手！”
“你放屁！”皮夹克举着碎啤酒瓶就要往前冲，“你他妈往我菜里吐口水！”
陈岩本能地上前一步，挡在两个人中间。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拔腰间的警棍，但手指碰到警棍柄的那一刻，他犹豫了。
老王在他身后说了一句：“别拔棍子。说话。”
陈岩深吸一口气，把手从警棍上移开，看着那个举着碎酒瓶的男人。
“把瓶子放下。”
皮夹克瞪着他，眼睛通红，呼吸粗重。酒瓶的碎茬在灯光下闪着寒光。
陈岩的声音比他想象的要稳：“你拿着那个东西，不管是谁先动的手，你都是持械伤人。放下，有话好好说。”
皮夹克盯着他看了几秒，慢慢把瓶子放了下来。
陈岩在心里松了口气，但脸上没露出来。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他和老王分别给两个人做笔录。起因很简单：皮夹克嫌工装男人上菜慢，骂了两句，工装男人顶了嘴，皮夹克掀了桌子，工装男人抄起盘子就砸了过去。至于“吐口水”，监控显示没有发生，是皮夹克自己想象的。
两个人都有伤，都不严重。皮夹克的手被碎酒瓶划了一道口子，工装男人的嘴角缝了两针。
按程序，可以治安拘留。但老王把陈岩拉到一边：“你觉得呢？”
陈岩想了想：“两个人都有责任，但皮夹克先动手，还持械。如果要拘，拘他一个。”
老王点了点头，又问：“那你觉得，拘了他，会怎么样？”
陈岩愣住了。
老王说：“拘了他，他出来以后，会不会去找那个工人的麻烦？那个工人在这条街上还待不待得下去？他老婆孩子在这边，工作在这边，你拘了皮夹克五天，皮夹克出来找十个八个兄弟堵他，你能天天在这儿守着吗？”
陈岩沉默了。
“我不是说不能拘。”老王说，“我是说，你得想清楚后果。有时候，拘不是最好的办法。”
最后，两个人调解了。皮夹克赔了饭馆的损失和工装男人的医药费，工装男人向皮夹克道了歉。两个人握了手，出了门，各走各的。
陈岩知道，他们不会真的和解。但至少，没有闹出更大的事来。
走出饭馆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商业街上的霓虹灯次第亮起来，红的绿的蓝的，把整条街映得花花绿绿。陈岩站在路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忽然觉得这些人脸上的表情都差不多——疲惫、麻木、或者面无表情。
他想起了那个站在巷口的女人，穿着褪色的红棉袄，抱着孩子，一句话都没说。
想起了那个砸碎超市玻璃门的醉汉，蹲在马路牙子上哭得像条狗。
想起了刚才饭馆里两个男人互相指着鼻子骂的样子。
这些人在想什么？他们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他们有没有想过，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变成卷宗里的名字？
陈岩不知道。
但他觉得，他应该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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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八点，陈岩和老王在路边摊吃炒面。
老王吃得快，三两口扒完一碗，擦了擦嘴，点上一烟。陈岩吃得慢，不是因为不饿，是因为他在想事情。
“王哥。”
“嗯。”
“今天那个李秀兰的事，真的没办法吗？”
老王叼着烟，眯着眼睛看马路对面的车流。
“有办法。”他说，“法律有办法。但她不肯用，你能怎么办？”
“为什么不肯？”
老王沉默了一会儿，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弹了弹烟灰。
“她没工作。男人在工地上活，一个月挣四千多块钱，是她和两个孩子唯一的经济来源。她把男人送进去了，她拿什么养孩子？她没房子，房子是男人的爹留下来的。她没娘家可回，娘家在几百公里外，爹妈都七十多了，自己都顾不过来。她离了婚，带着两个孩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陈岩夹起一筷子炒面，悬在半空中，忘了往嘴里送。
“所以她在忍。”老王说，“忍着挨打，忍着受气，忍着过一天算一天。她觉得，只要男人不打到进医院，她就能忍下去。”
“可总有一天会打进医院的。”陈岩说。
老王看了他一眼：“你怎么知道不会已经进过了？”
陈岩放下筷子。
老王把烟掐灭在炒面碗沿上，站起身。
“走吧，回所里。今晚还有个夜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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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巡是陈岩第一次经历的“真正的警察工作”。
从晚上十点到凌晨四点，老王开车，陈岩坐在副驾驶，在辖区里一圈一圈地转。不鸣笛，不开警灯，就像一辆普通的车，在城市的血管里缓慢穿行。
老王说，夜巡不是为了抓人，是为了“让人知道警察在”。
“你别看这条街白天热闹，到了后半夜，什么人都有。喝醉的，吸毒的，偷东西的，打架的，还有专门挑这个时间出来惹事的。你在，他们就不敢乱来。你不在了，他们胆子就大了。”
车窗外，城市的夜景像一幅流动的画。路灯一盏接一盏地往后退，偶尔有一两辆出租车从旁边驶过，车灯在反光镜里拉出一道长长的光痕。
凌晨一点，经过一条小巷的时候，老王忽然减速了。
巷子里传来哭声。
不是那种嚎啕大哭，是那种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像是从喉咙最深处挤出来的哭声。陈岩仔细听了一下，是女人的声音，还有一个小孩子的啼哭。
老王把车停在巷口，熄了火，拿起手电筒。
陈岩跟在他后面，两个人走进巷子。
巷子很窄，两边是老旧的居民楼，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头顶上晾着衣服和被单，在夜风里轻轻晃动，像一面面灰色的旗子。哭声从巷子深处传来，越来越近。
老王的手电筒光柱在前面晃动，照亮了一扇半开的铁门。
门里是一个小院子。院子不大，地上堆着几辆破旧的自行车和一堆杂物。哭声从院子角落的一间平房里传出来。
老王走过去，敲了敲门。
“有人吗？我是派出所的。”
哭声停了一下，然后又响起来，比刚才更大声了。
老王犹豫了一下，推开了门。
陈岩看到了一幕让他这辈子都忘不了的画面。
一个年轻女人坐在地上，背靠着墙角，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她的脸肿了半边，左眼眶青紫一片，嘴角有涸的血迹。她的衣服被撕破了好几处，露出的皮肤上有淤青和抓痕。她怀里的婴儿在哭，声音已经哑了，像一只小猫在叫。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桌子翻倒在地，上面的东西散了一地——瓶、尿不湿、一个摔碎了的相框。相框里的照片是一个年轻男人和这个女人的合影，两个人都笑得很开心。
老王蹲下来，声音很轻：“谁打的？”
女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把婴儿抱得更紧了。
“他……喝了酒……”
“他人呢？”
“走了。”
“去哪儿了？”
女人摇头。
老王站起身，看了看四周。他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个空的白酒瓶，在衣柜门上有几道新鲜的血痕——不是女人的，是那个男人的手留下的。
“你叫什么名字？”老王问。
“张小燕。”
“孩子多大了？”
“四个月。”
陈岩站在门口，手指攥成拳头，指甲陷进掌心里。
他想起了今天白天见到的李秀兰。想起了那个蹲在马路牙子上的醉汉。想起了饭馆里两个男人互相指着鼻子骂的样子。
又是喝酒。又是。又是女人在忍。
他忽然觉得口堵得慌。
老王在打电话，叫了所里的同事过来支援，也叫了救护车。他回头看了陈岩一眼，发现陈岩的脸色不对。
“你没事吧？”
“没事。”陈岩的声音有些涩。
老王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第一天看到这种场面，都不好受。但你得习惯。”
陈岩没说话。
他不想习惯。
救护车来了，张小燕和婴儿被抬上了车。老王让陈岩跟着去医院做笔录，自己留下来勘查现场。
陈岩坐在医院的走廊里，张小燕躺在病床上，婴儿被护士抱走去做检查。走廊的白炽灯很亮，照得人的脸发白。消毒水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和警校解剖室里的味道一模一样。
张小燕的笔录做了四十分钟。她说了很多，也藏了很多。她说男人叫张军，在工地上搬砖，两个人没有领结婚证，孩子是未婚生的。她说张军以前不打她，是最近半年才开始的，因为工地上活少，挣不到钱，心情不好，喝了酒就动手。她说她不知道他今晚去了哪里，他没有手机。
陈岩把笔录合上，问了一句：“你想让我们抓他吗？”
张小燕沉默了很久。
“抓了他……他会判多久？”
“要看伤情鉴定。目前看，可能拘留几天到十几天。”
“然后呢？”
“然后他出来。”
张小燕闭上眼睛，眼泪从眼角滑下来。
“那就算了。”
陈岩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他走出医院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东边的天际线上，有一抹淡淡的灰白色，像是有人在黑布上用橡皮擦轻轻擦了一下。
手机震了。是妹妹陈雪发来的短信：“哥，你今天怎么样？”
陈岩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打了几个字，又删掉了。最后他只回了两个字：“还好。”
他把手机揣回兜里，站在医院门口，看着天一点一点亮起来。
路灯在他身后一排一排地熄灭。
他想起了周正山桌上的那张照片——两千多块尸块，整整齐齐地摆在地上。
想起了一个十九岁的女孩，走出校门，再也没有回来。
想起了李秀兰站在巷口的背影，红色的棉袄在暗处闪了一下就消失了。
想起了张小燕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抱着四个月大的婴儿，说“那就算了”。
他想，这个世界上的黑暗，比他想象的要深得多。
而他，才刚刚开始往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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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所里已经是早晨六点。老王已经在宿舍里了，坐在床上抽烟，烟灰缸里堆了一堆烟头。
陈岩进门的时候，老王抬头看了他一眼。
“做完了？”
“做完了。”
“她怎么说？”
“不让抓。”
老王点了点头，好像早就知道这个答案。
“你知道她为什么不让抓吗？”老王问。
陈岩把外套脱下来扔在床尾，坐下来。
“因为没有男人，她养不活自己和四个月大的孩子。”
老王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多了一点东西。不是赞许，是“你终于开始懂了”的意思。
“那你觉得，该怎么办？”老王又问。
陈岩想了很久。
“她需要一份工作。需要有人帮她看孩子。需要有一个能住的地方。需要一个可以让她不用依赖任何男人也能活下去的保障。”
“你说的这些，哪一样是警察能给的？”
陈岩没回答。
老王把烟掐灭，躺下来，拉过被子。
“睡吧。下午还有事。”
陈岩躺下来，盯着上铺的床板。床板上有人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字迹已经模糊了，但他辨认出来了——
“别想着救所有人。但你救的每一个人，都值得。”
他不知道这是哪个前辈留下的。但他觉得，写这句话的人，一定也在这张床上，在某个凌晨，睁着眼睛，想过同样的问题。
他闭上眼睛。
耳边还回响着张小燕的那句话。
“那就算了。”
不算。
他在心里说。
不能算。
但怎么才能“不算”？他还不知道。
窗外的天彻底亮了。远处有公鸡在打鸣，近处有环卫工人在扫街，扫帚摩擦地面的声音沙沙的，像一首单调的催眠曲。
陈岩在疲惫和混乱中沉入了睡眠。
他不知道的是，今天下午，他将遇到一个改变他对“基层工作”全部认知的人。
而那个人，会把一个他从未想过的线索，递到他的手里。
一个关于失踪、关于谎言、关于一个藏在城市阴影里的秘密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