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在冬天失踪了。
她是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孩子。父母卖了家里的猪，凑了路费，把她送上了去往省城的绿皮火车。临行前，母亲往她书包里塞了一袋自家晒的红薯，父亲站在村口抽了一整烟，什么话都没说。
她失踪后的第九天，城市里多个地点的垃圾桶、绿化带、河道中，陆续发现了她的尸块。
两千多块。
每一块都被切割得极其整齐，切口平整，断面净。法医在尸检报告里写下了“具备专业解剖知识或同等熟练度”的结论。凶手将尸体加热至熟，然后进行了系统性的分解。这种手法，不是为了藏匿，更像是某种表达。
二十九年了。
这起后来被命名为“冬夜碎尸案”的案件，至今未破。
二十九年间，专案组换了一茬又一茬人。当年负责勘查现场的老刑警，有的已经退休，有的已经离世。卷宗从最初的薄薄一册，累积到后来需要两辆小推车才能搬动。指纹比对、DNA检测、嫌疑人排查，所有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所有能走的路都走到了尽头。
但那个名字，始终没能写在结案报告上。
这起案件的特殊之处，不在于残忍——残忍的案件我们见过太多。而在于它的“不可能”。一个刚入大学三个月的农村女孩，与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交集。她性格内向，不爱社交，大多数课余时间都待在宿舍看书。她的活动范围不超过学校周边两公里。她甚至连恋爱都没谈过。
这样一个几乎与外界没有联系的人，是如何在一个冬的下午，走出校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的？
她去了哪里？见了谁？是什么人能在公共场所将她带走而不引起任何注意？是什么人具备那样的专业知识，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如此精细的毁尸？又是什么人，能在案件发生后，彻底消失在人海中，二十九年不露任何痕迹？
这些问号，像二十九年前那个冬天的寒意一样，一直留在所有经办过此案的人心里。
我也是其中之一。
我入行的时候，这桩案子已经悬了十三年。我第一次听到它，是在师父周正山的办公室里。那天他翻出一本发黄的卷宗，摊在桌上，指着现场照片对我说：“你看看这个，然后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我看了很久。
我看到的是一个女孩的最后痕迹。几块被煮熟后切碎的尸块，装在黑色塑料袋里，被随意丢弃在城市的角落。没有挣扎痕迹，没有搏斗痕迹，没有呼救记录。她就像一滴水，蒸发在了这座城市里。
我师父说：“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人案。这是一个谜。一个关于人性、关于社会、关于我们每个人内心黑暗的谜。”
我当时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
后来我经手了越来越多的案件——为三十块钱人的，把十六个无辜者炸上天的，把妻子打到ICU然后被儿子报案的，把婴儿从母亲怀里抢走卖到千里之外的。
每一个案件，都让我对那个“谜”多了一分理解。
但冬夜碎尸案不同。它不只是一个谜，它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这个社会最隐秘的裂缝——城乡之间的鸿沟，教育资源的不公，城市对农村年轻人的吞噬，以及那些隐藏在平静常之下的、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理解的恶。
凶手是谁？没有人知道。
有人猜测他是一名外科医生，具备人体解剖的专业知识。有人猜测他是一个屠夫，熟悉肢解手法。有人猜测他与女孩通过某种小众爱好相识——比如那个年代在地下流通的打口碟，比如校园周边的小书店、录像厅。也有人猜测，凶手本没有特定的动机，他只是随机选择了这个女孩，而她恰好在那一天、那一刻，走进了他的视线。
所有的猜测都只是猜测。
女孩的父母，在漫长的等待中慢慢老去。她的父亲从一个爱听戏曲的开朗男人，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终坐在门口发呆的老人。她的母亲在每年的冬天，都会在她失踪的那一天，在村口烧一堆纸钱，然后站在风里等一整天。
他们等的是什么？是真相？是凶手落网的消息？还是那个永远回不来的女儿？
没有人知道。
因为没有人能回答他们。
这本书写的，不是冬夜碎尸案。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普通刑警，在十五年里，如何从一个连现场都不敢进的菜鸟，成长为一个能独当一面的老警察。写的是他在这十五年里遇到的那些人、那些案、那些让他睡不着觉的夜晚。
但冬夜碎尸案像一刺，扎在所有刑警的心口上。包括我的师父周正山，包括我的搭档王浩，包括我自己。
它提醒我们：有些案子，不是你努力就能破的。有些真相，不是你坚持就能找到的。有些正义，不是你拼命就能等到的。
但你还是要拼命。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在村口烧纸钱的母亲，还能等多少个冬天。
陈岩
2025年春
**题记**：
＞ “每个现场都有痕迹。
＞ 但有些痕迹，需要用一生去寻找。
＞ 有些痕迹，可能永远找不到。
＞ 但你不能因此就不找了。”
＞ ——周正山，2010年